由中国社会学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和家庭期刊集团、广东家庭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华人社会和谐家庭论坛暨第九届全国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7月9日至10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共收到69篇论文和摘要，实际参会人数达100余人，其中11位学者做了大会报告，28人做了分论坛报告。广东省妇联主席、全国妇联宣传部副部长、家庭期刊集团董事长、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广东家庭文化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对当前研究家庭问题和促进和谐家庭建设的必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接下来的一天半的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家庭变迁、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公共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

9日上午的大会报告主要围绕夫妻权力、离婚的风险因素、妇女地位等主题，共5位专家发表了演讲。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的风笑天教授通过对1216名已婚青年的调查分析发现，独生子女身份与夫妻权力的分配模式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当前社会热议的独生子女婚姻冲突和矛盾不能归结为独生子女身份的原因，而是改革开放一代人的整体现象和整体问题。除此之外，风教授的研究还发现，与以往研究相一致的是妻子在相对不重要的事物中决策权更大、丈夫在相对更重要的事物中决策权更大，这表明夫妻权力受文化规范的影响十分强大，独生子女身份对这种文化规范基本没有作用。

针对中国持续30年来的离婚率上升，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研究员对最新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最近一年来有与伴侣分手念头的比重很低，中国婚姻仍具较高的稳定性。该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在验证离婚的异质假说和互动模式假说时，改进了国际上既有的离婚风险模型。她摈弃了西方惯用的测量夫妻异质性的年龄、教育、宗教和种族差异等变量，而采用双方相容适应的同质性（在观念、性格、旨趣、生活习惯、消费意向/习惯、子女教育和处理亲属关系等方面的同质性）作为检验离婚风险异质假说的自变量，结果表明该指标的确更具解释力。她的研究还发现，西方研究认为，夫妻经常参与共同活动能减少离婚风险但在中国缺乏解释力，说明我们不宜照搬西方的指标。而且，将“是否再婚”分解成“离异后再婚”和“丧偶后再婚”也是提高解释变量效度的一个尝试。

台湾联合报民意调查中心主任简文吟博士从测量妇女家庭地位、夫妻权力的困难和指标难以统一为探讨起点，采用“专家决策法”的路径，尝试性地建立一个可供两岸三地比较的家庭地位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两岸三地的学者都认为家庭决策权比家务分工更能有效测量妇女的家庭地位，但在哪一个具体指标最能反映妇女地位方面两岸三地学者有不同评价。家庭决策权台湾学者认为最能反映妇女地位的是“妇女能否向传统习俗说‘不’”，大陆和香港则认为是“妇女能否决定自己职业及影响丈夫职业选择”。这一研究在方法论上有突破性，但其方法也是与会专家提出质疑的地方。正如中国社科院的吴小英研究员指出的那样，这一研究依赖专家的经验，依然没有找到测量妇女地位的理论依据，而且家庭权力是否就等同于家庭地位仍值得商榷。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的左际平教授从历史角度探讨了男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复杂呈现。她通过对北京和广西80位已婚老人的访谈资料分析，提出婆婆权受父权保护、夫权是替补父权等分析概念。广东社科院的梁理文研究员向大会报告了广东省妇联2010年实施的“广东和谐家庭建设”调查结果，从家庭环境、婚姻关系、两性家庭地位和家庭压力等方面全面介绍了当前广东省大多数家庭处于中度和睦水平、但在促进夫妻关系和谐方面仍需科学指导的现状。上午专家的报告引起与会者和微博上的热议，讨论的话题包括“什么样的夫妻权力分配模式婚姻更稳定”、“结婚年限与夫妻情感的关系”、“爱情变亲情对婚姻的影响”、“择偶时如何处理同质性更好相处和异质性更具吸引力”、“年轻女性地位上升如何保障老年父母的赡养”等关乎个体幸福和家庭、社会稳定的现实问题。

9日下午的6位大会报告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迁。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李银河研究员报告了中国社科院2008年在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五城市进行的4013户抽样调查的分析结果。该调查以家庭现代化理论为对话对象，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并未完全验证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虽然中国家庭出现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夫妻关系平等化趋势，但亲子关系仍保持紧密联系，呈现夫妻轴与亲子轴并重的家庭关系格局。李银河分析认为，之所以中国会有这种与现代化理论相背离的趋势原因在于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家庭仍然是我们的终极价值和社会的基本计量单位。大多数人把“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等现实生活目标视作最重要的人生价值。中国计划生育刚性执行30年巨大地改变了家庭人口结构，城乡社会流动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成员居住和代际间的支持模式，这些社会背景对中国家庭结构的冲击及其后果一直是家庭研究领域的热点。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金一虹教授和加大多伦多大学张卫国教授分别从婚居模式的变化和村内婚的缔结变化对此问题做出了回应。金一虹教授报告了她4年对江村的跟踪走访和调查结果，她发现江村出现了从夫居、从妻居和既不从夫也不从妻居的婚居模式并存，多样化的婚居模式对传统的“单系偏重”的父系家族制度具有消解意义。张卫国教授则通过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外出就业、从事非农工作的比例增大，以及父母对女儿教育投资的重视，中国北方农村村内婚减少成为必然趋势。这两项研究都在一定意义上验证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中国农村家庭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中国社科院王跃生研究员和浙江工商大学张敏杰教授则探讨了这种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老年人赡养的影响。王跃生通过对7省区的调查数据分析，比较了城乡养老的差异，城市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下，子代对亲代的“刚性”供养变为“弹性”支持，而农村则因为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子代是亲代主要的供养者，亲代要在晚年生活中还要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减轻子代的赡养负担。同时，他发现在城市中，子代在养老中的性别差异已经弱化，而在农村中养老的主要责任人仍然是儿子，女儿仅起补充作用。张敏杰教授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家庭养老人力资源不足等问题，提出从家庭养老到居家养老的制度设计，指出养老制度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养老重点由赡养型向照护型转变、养老服务由供给型向购买型转变、养老内容从救助型向福利型转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此外，中国政法大学的夏吟兰教授对我国婚姻法和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相关规定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检讨了规则制定背后的指导原则，以及现行推定规则的困局和重构的方向。引起与会者和网络上的关注。

7月10日上午的报告分为四个分论坛进行。

家庭价值分论坛主要围绕着家庭定位、跨文化婚姻、性与家庭婚姻等议题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吴小英研究员从历史纵向发展的角度，对建国后家庭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她认为建国后个体主义在中国并未滋生，而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却促使个体空间缩小。在市场化推行过程中，决定家庭定位话语权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市场和国家，市场更多强调家庭定位的私人性，而在中国特色的家国关系中，家庭的功能除了私人角色后，还承担了社会稳定剂的公共角色。所以，关于发展中国家家庭的定位很难用私人的或公共的来加以区分。爱尔兰国立大学博士生秦博等从经济、环境、外貌和文化四重推拉理论对中西跨文化婚姻的动因进行剖析，并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建立了中西跨文化婚姻的“双层婚姻交换”模型，认为第一层交换是基于爱情及无形的心理报酬，第二层交换可以分为中妻西夫和中夫西妻两种类型，前者是基于西方丈夫的经济能力与优越的居住环境与中方妻子年轻的年龄资源和性资源的交换；后者是基于中国丈夫的财富和本文化圈的社会成就与西方妻子优越的居住资源和优势种族的交换。如此，秦博博士认为中西跨文化婚姻推拉力是基于现实与想象力合作的结果。他的发言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婚姻中存在的性别主义表现和殖民主义思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庄渝霞副研究员主要分析了现阶段多性伴性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男性较之于女性、上海人较之于外地人更可能采取多性伴性行为，相对于本科及研究生而言，大专生的多性伴性行为要降低很多，相对于工人而言，闲居在家、服务人员、技术人员、单位负责人发生多性伴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也验证了“感情论”的合理性，即与对方家庭关系越融洽、对同居伴侣或配偶的信任、双方一起生活时间的越长、有养育自己的孩子都会降低多性伴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与会同仁围绕着家庭与国家关系、择偶偏好和夫妻关系、性安全和性健康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评论人和主持人在充分肯定演讲论文的理论、社会意义和不同特色的同时，还强调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并指出一些论文存在的普遍问题，如缺乏对既往文献的梳理和评述，也未说明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或改进之处；或在开始时强调本文运用的理论，但整篇文章只是对有关资料加以描述，而未能将该理论贯彻始终，以至与资料相脱节；论文所期待说明的内容过多，以至难以对其中的要点加以深入探讨等。

家庭文化分论坛主要围绕家庭文化建设展开，亮点是一项关于闲暇活动对家庭功能影响的实证研究报告。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玉琼教授，代表她的研究团队汇报了他们以1002个电话访谈样本为基础的最新研究成果：现代家庭的闲暇活动对家庭功能的两面性作用：一方面，娱乐闲暇能够促进家庭成员的沟通和凝聚提升家庭功能；另一方面，娱乐闲暇对经济能力的要求对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心理压力可能会影响其精神健康从而无益于家庭功能。刘教授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讨论：关于闲暇活动对家庭成员心理健康的影响，尤其是性别差异影响的测量方法的选择和评估问题；闲暇活动与家庭成员的工作冲突问题等都是讨论的内容。

此外，该论坛与会者从多个侧面谈及了广东家庭文化建设。来自广东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黄晓慧和李娟指出，女性的权益保护是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广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和人口学所的柏萍和刘涛认为家庭文化建设应该从物质、制度和精神几个方面加以理解；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解丽霞则指出家庭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问题，如消费经济对文化的冲击，广东内部的地域差异，广东人口的民系差异，流动人口文化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庭文化建设要有一个宏观的战略眼光和微观的操作领域；华南师范大学的张国超则汇报了对家庭文化建设中德育内容的思考；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陈家义则谈及了家庭文化建设中的浮躁现象。作为评论人的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段塔丽教授，对家庭“家庭文化建设”议题作了概括点评，指出了这一议题的3个特点：（1）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幸福广东”的话语口号；（2）强调时效性，家庭文化建设的研究多与政府民生工程项目相关，研究成果能被转化利用；（3）学术性不强，由于关于家庭文化建设研究，近年兴起且追求现实应用，因而学术规范性较缺乏。

家庭代际分论坛的讨论超出了代际关系的范围而扩展到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青少年的发展，以及家庭价值观的变迁等议题。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夏岩教授报告了美国二代亚裔移民的跟踪调查结果，研究发现亚裔移民并非都是向上流动，相对于华裔移民，东南亚二代移民有更高的高中退学率和失业率，而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第一代移民对子女学校生活参与度很低，从而影响孩子向下流动。正如评论员王跃生指出的那样，这项研究对我国当前流动人口增多，研究城市中流动人口二代的向上和向下流动具有启发意义，但缺憾在于该研究对造成亚裔移民中青少年发展轨迹差异的原因缺乏深入探讨。日本京都大学的晨星副教授在报告中比较了四个非西方社会的“家庭主义”概念。这项研究梳理了中国大陆、台湾、韩国和匈牙利四个国家地区既有学术文献中关于“家庭主义”的论述，探讨了不同国家/地区都是在哪一个层面谈论家庭主义，以及其内涵存在哪些差异。评论员王跃生指出“家庭主义”可能只是一种“标签”而非出于被研究者自身认同的内在价值和自我意识，晨星本人也在文献中发现，匈牙利有学者认为对家庭价值观的调查不一定是实际的价值观，不过是被访缺乏合适的语言来描述家庭的变化而已。其他与会者也对家庭主义的研究议题表示了热烈的关注。大家对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对家庭主义的研究是否发现了具有宗教价值的问题，以及匈牙利和中国同样经历了市场经济转型，家庭主义在转型前后有什么差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与会者并未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但显然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家庭变迁中的作用和发展已经构成了家庭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在代际关系方面，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刘汶蓉报告了对成年子女和父母的代际支持的分析结果，以及对当前青年人“孝道衰落”现象的思考。她通过对上海和兰州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虽然青年人基于威权的“顺亲”观支持度明显趋弱，但“善侍”父母的观念仍占绝对主流。而且，青年人并未体现出更无视赡养父母义务的倾向。相反，因为未进入复杂的家庭生活，养亲观念更强，赡养观念更理想化。在代际支持的实践方面，亲代的付出大于获得，而子代的获得大于付出，亲代与子代的支持关系随着家庭成员的生命周期变化而变化。刘汶蓉根据这些实证研究结果认为，当前的代际失衡并非源自子代价值观念的衰变，而是当前老年人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缺位，而青年人购房、工作竞争、幼儿照料压力上升等这些社会的结构性张力转嫁在家庭中的结果。浙江师范大学的许放明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樊欢欢老师虽然一个研究的是再婚家庭，一个是有新生儿的城市家庭，但两者都揭示了特定家庭应对家庭压力和家庭关系的变化。两者不同的是前者强调和谐关系的实现路径，而后者着重深描家庭策略的变化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作为评论员的风笑天教授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肯定了本论坛的报告都是有实证调查基础的研究，研究问题比较聚焦，但缺点在于研究线索比较分散，从而降低了理论对话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家庭政策分论坛主要围绕两个重点展开讨论。一个是强调为家庭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并提升支持网络的专业化水平。天津社科院关颖研究员在对单亲困难母亲的生存状况和救助需求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要通过增权改变单亲困难母亲的不利处境，注重人文关怀，优化单亲困难母亲生存的社会氛围。扬州大学法学院的李秀华教授梳理了我国婚姻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在社会转型期婚姻调解制度继续存在的重要性，并就该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加强法院调解与非诉讼调解制度的规范化和专业化，以当事人主义定位的调解制度，建立庭前调解模式等建议。二是社会性别理论和概念在家庭研究中重要性。与会者们认为社会性别和阶级、种族概念一样，在推动民主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与会者们还强调家庭研究不能回避家庭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问题，而社会性别理论有助于分析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帮助厘清家庭问题背后的男女权力不平等问题。对于有学者否认社会性别概念的积极作用，否认女权主义理念对于解放女性的积极意义，与会者给予了充分而激烈的批评。

最后，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天津社科院潘允康研究员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性发言。他回顾了中国社会学恢复以后家庭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在当前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突发的时代背景下，家庭研究虽然有边缘化趋向，但仍在包括与会者在内的诸多专家学者和包括家庭期刊集团在内的社会力量的坚持下轰轰烈烈地进行。当前中国的家庭研究讨论的议题十分丰富，始终坚持以社会调查为基础，但在基础理论方面，尤其是在当前个人主义价值受到尊崇、民主、平等和多元的呼声日渐高涨的社会背景下，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的视角来分析婚姻家庭本身和婚姻家庭内部的诸多问题显得尤其重要。另外，如何将学界大量的理论研究转换成老百姓能接受和看得懂的科普知识，让研究服务于现实家庭和个人生活，也是学界和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