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华读书报》 2014年12月31日23版

社会先在与政治先机

——读王向民《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义乌工会研究》

冯同庆/文

    涉及社会-政治互动的事件，往往聚焦矛盾、冲突，因而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王向民所著《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义乌工会研究》，以工人、工会为主题，深入地方经验，论证了基于社会先在的政治先机策略，为化解社会冲突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欧美学者研究此一问题，近年维度有所变化，政治机会结构越来越成为核心概念。学者们曾经关注群体心理不安，包括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此后，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及与其相关联的反抗、造反，结构性紧张导致的怨恨等等，一度占据讨论舞台。再后来，随着议题焦点指向当事者可利用的资源的增多，新的政治过程模型出现，其要素包括政治变机、内生组织强度增长、集体特性和其他组织反应的变化，“政治机会结构”这一分析概念亦由此诞生。借助这套理路，王向民考察过诸多当代中国的社会冲突事件，洞悉政府治理中的裂隙、碎片，怎样成为诱致性机会或条件，激化社会矛盾。洞察之上提出政策性建议，其用意在于汲取教训。

而《义乌工会研究》的旨趣则相反，试图归纳化解社会矛盾的成功经验，取建设性视角，政府可以把握政治社会的变动机会，积极变通，使公共政策反身，顺乎工人、工会权利意识和观念的成长，实现国家治理即政府治理，向治理国家即与社会共治的转型。

王向民细致考察了义乌的历史，其中的事功哲学、经营意识、商业文化、产权观念，如何孕育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合作理性传统。在义乌打工的安徽“定远帮”、衢州“开化帮”，作为同乡原生组织，曾经对协调雇佣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但其封闭性和排他性也愈益明显，存在着蜕变为黑社会组织的可能。义乌工会主席运用领袖动员和政策创新，借助有为政府的合作理性，在农民工同乡组织中进行整合，不是简单消解而是有效吸纳了自发行为和自发组织，创造了工会社会化维权的范例，得到几任中央领导的首肯，更得到企业的理解和农民工的信任。

研究义乌经验的著述不少，这部作品的独到之处是，将工会界定为“准官僚组织”，将义乌工会的成绩概括为“组织自主性”，从而独辟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就后者而言，其自主性虽不及欧美工会的独立性，却改变了自身的从属性，呈现自我选择的取向。

通常，自主性概念假设主体呈对抗性或竞争态势，行为主体被其他主体覆盖而依附他者、失去自我。准官僚组织是现代中国的独特社会团体，既有社会组织的属性，又在政治结构上从属于政府，被称为“准政府组织”，是历史的产物。中国工会的这种属性，具有一定的历史效用，但确有重大缺陷。在社会服务多元化与专业化的时代，工会远离了原本作为群众组织、维权组织的社会角色，丧失了其初始功能。

而在王向民看来，自主性（autonomy），又是行为主体自我能动性的产物，指行为主体按照自己意愿行事、发挥能动性的动机、能力或特性。从系统分析的角度，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取决于以组织为核心的系统的内外情势，其外部因素包括权力裂隙与受众状况，其内部变量包括组织领袖的能动性、政策创新与利益激励。由此，义乌工会的“主动突围”和“理性突破”，活动空间中的“借风、借力、借理”，工作效能中的“灭火器”、“老娘舅”、“妈妈怀抱”、“代表性”、“代理人”、“共生共益”等，都基于应时应势而生的内外部动力。

若干年中，义乌工会经验得到普遍宣传，还获得过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按照本书的论述，这是一个运用治理策略的成功经验，是基于社会先在的政治先机策略的成功。作者认为，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各有其职能范围，应当合作分治而不应重叠或替代。社会组织有其先在性，尽管公共权力在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甚至个体之间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最切近个人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国家的管理职能应当顺应社会的功能自洽，而不应代行管理之权。而义乌工会经验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实现政府治理向与社会共治的转型，其中工会及其领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政府治理的裂隙、变机、机会中，化危为机或把握先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甚至冲突。

然而，在现实中，管理者习惯于消极或事后应对。就义乌工会经验而言，在其传播最火爆的几年里，参观者络绎不绝，而实行者为数寥寥。据调查，义乌经验在自己所在的金华地区（义乌属于金华市的县级市），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一度该市政策研究部门，发出了“当前农民工维权的一些异化行为值得关注”的警示。笔者也曾多次到义乌调查和参加相关研讨，当时就忧心这一经验的寿命——全国性工会经验为数不少，几乎都遭遇了影响衰减甚至销声匿迹的命运，让人甚以为憾。关于联合制、代表制的常州经验、潍坊经验，工会选举的深圳经验，改变企业工会主席安排的宝安经验，处理突发事件的葫芦岛经验，工会群众化、民主化的梨树经验，诸如此类，有的在工会内部就没有达成共识，有的无法与政府、社会、工人达成共识。而从总体上说，这些经验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其中缘由十分复杂，不过，在认识上不懂社会先在，在策略上不擅政治先机，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到20世纪，劳工组织一般被公认为工业社会的一个固有特征，一个全国性的有效的劳工联盟对于国家尊严，就同军队、航空事业和外交一样重要。王向民希望义乌工会的经验，不要成为“独舞”、“螺蛳壳里做道场”、“人在政兴、人走政息”，前提是相关治理主体、社会主体，要认识到社会先在的意义，尝试政治先机的策略。或许，这样可以创造中国工会建设的升级版，乃至中国社会组织建设的升级版。

《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义乌工会研究》

王向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