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他们庄严地宣布过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
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 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
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但是，从176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的巨大高涨，并不仅仅限于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里去，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东西毫无联系的发明，也由于它们正好出现在工业普遍高涨的时候而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其次，当工业中机械能的巨大意义在实践上得到证明以后，人们便用一切办法来全面地利用这种能量，使它有利于个别的发明家和厂主；此外，对机器、燃料和?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的工人和各个工业部门加倍地工作。
切都完全卷入了这个总的巨流。农业里面也发生了变革。不仅土地的占有和耕种，如我们所看到的，转到了另一些人的手里，而且农业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影响。
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这个现在布满了整个大不列颠的广大的工人群众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天天地吸引着文明世界的注意。
可是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穷发财的厂主们，却不正视这种贫穷的状况。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阶级——代表民族的阶级，他们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脓疮；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的穷苦状况，因为对这种穷苦状况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正是他们，正是有产的工业家阶级。因此，关于工人状况的一切谈论，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对有关工人的一切总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时就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土地正从他们脚下逝去并且每天都可能崩溃，而这种很快就会发生的灾祸又像力学和数学的定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地不可避免，可是他们还是很安然自得；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事情：虽然天知道英国人用了多少年来“研究”和“改善”工人的状况，可是他们还没有一本专门阐述这种状况的书。
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
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她强活命。
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总算是幸运的。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G——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因。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而最高工资则决定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在竞争着的。
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这样，资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资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增加的需求所容许的程度。资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润，但是当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润即平均利润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资了。从这里就可以确定什么是平均工资
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
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发生。国内市场和一切国外市场都充斥着英国货，这些东西又只能慢慢地消费。工业活动几乎在所有的部门中都逐渐停止下来。小的厂主和商人无力克服资本收不回来的困难，破产了，较大的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停止了营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或者只是“短时间地”开工，就是说，大约只做半天工作。工资由于失业者彼此竞争，由于工作时间缩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获利而日益下降。
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大致一样地进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
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爱尔兰人在家乡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而在英格兰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
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
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
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
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 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
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
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中；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感到愤?，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件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却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简直无法相信，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使得整个阶级这样极端盲目，我还想说，简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发展总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一种使有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我们必须承认，两性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是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如果说工厂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女人统治男人的现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来男人统治女人的现象也应该认为是不近人情的。如果现在的女人，像过去的男人一样，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她谋得了大部甚至全部家庭公共财产这样一件事实上，那末财产的共有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合理的，因为家庭的一员以自己担负了大部分的责任而矜骄自夸。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
固然，资产阶级会说：如果我们不雇孩子们到工厂里来工作，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他们用来替自己辩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
过度的劳动还造成了其他的畸形，特别是扁平足，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
厂主们的政治?济学的论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而因此工资也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自然，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还会带来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
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轧?地响着，只要他?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真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来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了自己的命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觉和唯一的思想。
法官还是对工人说：“你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但是现在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治安法官的嘲笑，忍受同一个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
还有两种办法特别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 ｔｒｕ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实物工资制）和 ｃｏｔ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小宅子制）。
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①奴隶制。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结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业在家，结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结果大资本家掌握了企业，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工人运动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
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
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
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ａｄａｃｔａ〔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
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
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们不能干革命，这种见解的根据就是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骚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的坏事作斗争的。而英国人呢，他们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们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这一斗争暂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ｈａｒｔｅｒ），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
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后来这个争论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说的话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诉诸物质力量了
是宪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战斗。自由竞争已?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资产者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
这样，我们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比较落后，比较不开展，但他们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多，提出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
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
这种贫穷的?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
爱尔兰人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是和?丁民族，和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这个民族的缺点，我们已?用卡莱尔的话描述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爱尔兰人讲的话，他说的毕竟比那位特别偏爱日耳曼性格特点的卡莱尔所说的更接近于真理：“他们不安静，但同时也懒惰（ｉｎｄｏｌｅｎｔ），他们机警而又轻率、急躁，没有耐性而又缺乏远见；他们生来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马上报复或立即宽恕，交朋友快，绝交也快；他们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得可怜。G”在爱尔兰人身上，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从它们。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5]。
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ｈａｎｄｓ），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ｈｅ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ｏｕｎｄｓ），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ｒｔｏｆｐｅｏ－ｐｌｅ），就“有势力”（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ｌｅｒ122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统治已日渐趋于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譬如说，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纳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也没有问题；而且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浅，甚至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赋予他们以权力，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张都要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答应工人说，对人手的需求增加，就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大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辨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４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辨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２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老板认识得太清楚了。
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各自冒着风险来剥削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以政党、甚至以国家政权出面来反对无产阶级。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流浪汉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无产阶级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
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ｓｈｅｂｉｄｓ ｈｉｍ ｔｏ ｂｅ ｇｏｎｅ），“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时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国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