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借着系在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经常自己批判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使得当前的公有制正在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批注}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
第一个时期，从
情况只能是这样。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15000人。{借人民的名义进行屠杀和未经审判的判决，是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必要前提。所以，美军会虐囚，还有黑狱。而且实行无罪推定的现代英国和美国的监狱也是爆满的。——批注}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二
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和《辩论日报》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憎恶，这个派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国民经济学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内的一些报纸和经济学家也因为“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得到了“感激”。只是当时法国人谋求的是国内资产阶级的感激，而今天的一些中国人是要谋求外国资产阶级的感激，而不惜致民族资产阶级于死地。——批注}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共和党人，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理想。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怀里，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6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作了变更，而这种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
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脑上，或者不如说，是在两个头脑（在这里宪法便消失了）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如果宪法可以被取消后重新由少数人来制定和确定，那么就只有弱肉强食。人们会争取成为那个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宪法的强者。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民主”国家政变不断，以及伊拉克在美国大兵刺刀下制定的新宪法不被尊重，种族冲突日趋激烈的原因。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由于在中国没有实行三权分立，而是一切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在制定《物权法》时不应当写“依照宪法，制定本法”。在他看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一切权力，包括制定宪法的权力，当然就不用郑人买履地按照宪法来制定其它法，而是想怎么定其它法律就怎么定，与宪法冲突也无所谓。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其它法律的地位与宪法是平等的。但是，“一切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又是哪里规定的呢？难道不是宪法吗？绕过宪法制定其它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否定宪法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把宪法置于与一般法律同等，甚至还不如一般法律的地位，成了当代中国法学界权威们的常识。真可谓中国无法学。——批注}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的权力的赌博，在1848年的宪法中，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750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阁员，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有150万人的命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50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45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牲！”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荣华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60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750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选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人民代表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桥头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750个人民代表，人们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国民议会的确通过它的各个代表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不同，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制宪的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自负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躲过厄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3/4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500个国民议会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在他们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方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交易所也围攻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15000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
关于
从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势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决定，在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客客气气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构成法——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
在制宪议会于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议会于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的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终于出现，那么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
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将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为首的、大约50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它占有200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同等强大。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于五个省的选票集中到他身上而升为议会贵族。这样，在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猎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反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150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今天中国的一些教授、律师和媒体上的健谈家仍然是“资本的随从者”。如果说，反右和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贬斥过了头的话，那么今天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则证明这种贬斥至少在一些局部还是正确的。——批注}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自私的人生观只是资产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的上层建筑，由于得以在中国的大学里和主流媒体上以教育的方式向学生们传授，就使得承受了它们的学生们以为自私就是他和所有人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批注}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中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在克莱尔蒙特，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秩序党身分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么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亮出自己统治的政治资格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统派的贝里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三色绶带，以护民官的姿态，在
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受到了亏待，它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的山岳党，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举行了和解宴会，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今天，如果一个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越出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典型地，如果他的经济理论不能越出西方经济学的界限，那么无论他如何标谤自己，他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即使我们不承认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但是按照这里的分析，我们将不能不承认中国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批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整垮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形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V条，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54条还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
里昂——在那里
山岳党大多数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构筑街垒。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所谓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城墙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么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遭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大众化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的，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至宝，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局都遭失败，最后，或者是由于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么这里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的党无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大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人和其他民族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壮举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
我们已经说过，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站在军队一边，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镇压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地位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保皇派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四
1849年10月中，国民议会复会。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征讨，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刊的责任发行人戴的谦虚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现在他把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块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正像他曾同制宪议会相对抗，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表决远征罗马的拨款时，维克多·雨果从所谓的自由主义出发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权。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要么尽可能地实行自治，限制政府权力，要么要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以民主的方式拥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批注}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的一个为现代公共经济学所忽视了的原因。——批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内阁叫作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权杖和宝剑，没有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鲁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小心翼翼地试图把他们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违心地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拿破仑观念”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极度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炫耀过自己的统治的象征物。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当法国人难以喝上葡萄酒的时候，真正的生命之水却供应得更加充裕。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的法律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的法国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镇长，使他们服从于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祝福的宪兵制度三年来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是，就说是，不，就说不”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新闻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帖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么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的对抗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在出现这一对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实现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么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被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讨论，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俱乐部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俱乐部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 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人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还在夸大这些法律在实施和运用中的残酷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藏宝处，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所藏的财宝奉献给法国人民。例如，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提案，以及为工人创设信誉贷款银行的提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望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财政学。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催逼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越来越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
社会民主派这方面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选举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选举。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对这个胜利提出异议，它没有迫使对手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运动，让资产阶级集合起来并作好准备，最后，以4月补选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让
议会中的多数派了解自己对手的弱点。因为波拿巴让多数派领导和负责攻击，多数派的17个卫戍官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一种怎样的误解。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而他们在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60万法郎。他就职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因为奥迪隆·巴罗硬要制宪议会每年发给60万法郎的津贴作为所谓交际费。在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看来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大规模的无情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同1849年间一样，这一年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每一派别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者隐晦地或者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自然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的。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供词，告发了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莫甘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人民代表，不过有个条件，即这个原则只能运用于可恶的人民代表身上，它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
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5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颁发的紧急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遇有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
当晚，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尔涅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调用，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敢否认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286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议。不过，卫戍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议会制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被撤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之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从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就像不新鲜的水一样已经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各委员会，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厂开工，粮价低廉，食品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过是在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给予总统180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搅扰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总是少不了他）参加的议会制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蒂梅尼尔和贝努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使秩序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制内阁的真诚努力由于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而受挫。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越是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越是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没有饭吃，在鲁昂、米卢斯、里昂、鲁贝、图尔宽、圣艾蒂安、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制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于超议会制内阁，而到
六
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钟表的时针，在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的第45条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因为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1/4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3/4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以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状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宪法修改宪法，那么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它的表决一定会被共和派按照宪法进行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而宣布说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么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将为帝制派篡夺权力开辟道路。为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秩序党总是反对召回波旁王族。
奥尔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定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同样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再有自己的国王。形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人民作出的把他们的国王逐出法国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形势所迫又非讨论不可）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
这样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搞保皇主义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莱尔蒙特和威尼斯之间越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近于决裂，有利于茹安维尔的煽动越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越是热烈，越是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原来的构成部分。这两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中回味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的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的争吵。奥尔良派重温基佐、摩莱、布罗伊、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贝里耶和法卢为一方所领导和拉罗什雅克兰为另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罗伊、蒙塔朗贝尔和奥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给国民。”
同时，这些议员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利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3/4的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的少数，认为议会少数的决议具有约束力。可是，秩序党在
议会宣布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统治处在“多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昂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洛涅征讨事件多多少少地替波拿巴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属性，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
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里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危险，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中的一段话作了最贴切的说明。这个杂志在
“现在我们从各方面都得到证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破坏安宁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们在行政权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所谓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大国债经纪人和大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社会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证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掉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公开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应当作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静而自己也得安静下来，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就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流血斗争，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像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它，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它。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赞赏。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例如《经济学家》那个杂志。这个杂志在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出口比1850年减少了；3月，商业衰落，工厂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
“很少有哪一年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样辜负年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25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可靠的根据来预期相反的情形：产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秋季丰收在望；在大陆有稳固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 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归罪于进出口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么，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们的生意经的病态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麻痹，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谢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卫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者在融合、修改、延期、宪法、密谋、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气急败坏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有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发觉，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这是天上星辰的运动在反对他们的地上的票据。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他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过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斗争时所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摆样子的托利尼内阁而庄严地承认这个损失。当日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
如果说行政权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诉诸国民议会转向诉诸人民，那么立法权通过它的议会总务官法案则是表示从诉诸人民转向诉诸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利。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108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边打得更痛。一边怕尚加尔涅，另一边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这个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波拿巴在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国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让国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国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榜样矮小，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机关去向它宣读了（虽然是以颤抖的声调）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反复高呼“共和国万岁！”，决定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转送进马扎斯、阿姆和万塞讷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在抓紧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它们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II. 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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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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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扼杀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戏剧的下几幕中。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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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权力的镇压。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也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徒阿尔塞尼乌斯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道：“快跑，住嘴，安静！”，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50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理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理。无需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覆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都会立刻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失败。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工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正是今天中国的现状。马克思的这一“教条”也还没有过时。——批注}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
从路易十四时起，在法国农民还没有“因为蛊惑者的阴谋”而遭到过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
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展开了斗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师和教士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资产阶级压倒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镇长和县官之间的不断冲突上。资产阶级撤换了镇长。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说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制的信赖，它曾把这种农民宗教产生的条件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今天把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分给农民并不能使农民解放和富裕，而只会使资本得到解放。同样，今天片面强调自由竞争，反对垄断也是不合时宜的。——批注}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19世纪的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洞口，有的有两个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个洞口。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秩序。这种“物质秩序”也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号。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划一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体面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在拿破仑时期，这一大批政府人员不仅仅直接提供生产成果，因为他们在公共工程等等的形式下采用国家的强制手段为新形成的农民阶级做出了资产阶级在私人产业的道路上还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国家赋税是维持城市和农村之间交换的必要的强制手段，否则，小块土地所有者就会像在挪威和瑞士的一部分地区那样由于农民的自给自足而破坏同城市的联系。{如果不能加强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新农村建设”将不会取得成功。当然，这种联系不是通过赋税，而是通过产业协作和政治联合。——批注}】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强制性赋税。{恬不知耻的美国耶鲁大学
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依赖自然力并且对从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么，债台高筑、同社会和权威反目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朗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清教徒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气时，红衣主教皮埃尔·大利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间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间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间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间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独特的标志。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想避免波拿巴的命运，就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只有以无产阶级为主导，“和谐社会”才能建成并长久；正如只有让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人做北京大学的第一把手，“兼容并包”的北大传统才有可能不会被抛弃。——批注}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间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进行承租权上的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同时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只对它有利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金。因此必须对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为四厘五，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必须再给中间等级一些甜头；因此零买酒喝的大众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大批买酒喝的中间等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但是许诺将来会出现团体的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抵押银行就加重农民债务并加速财产集中。但是必须利用这些银行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兹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购买法国，{应当被主张国有企业MBO和进行国有企业MBO的人们尊为鼻祖。——批注}因为他作为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像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