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经济社会意义
陆学艺
原文载于：《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社会结构不仅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也是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最本质、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一方面，对社会结构的分析被认为是理解众多社会现象的出发点。研究社会结构就是要发现社会最基本、最普遍、最稳定的要素，尽可能全面和准确地研究和分析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和构成形式，以揭示社会结构的基本方面，从而整体把握社会变迁的基本趋势和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分析和认识社会结构，就是要调整并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形成协调的群体、阶层利益等社会关系，以奠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健康运行的结构基础。
2005年2月2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情况……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1]可以说，深入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科学分析社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及时调整社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这种变动是历史性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不仅影响或改变了数亿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也影响或改变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国的未来走向。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型，初步具备了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当然，这种转型远未完成。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尽管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活力则是主流。正是因为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产生的巨大活力，才使得我国改革开放短短3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分析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中国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经济体制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但并不能据此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是经济体制变革的结果。事实上，社会结构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变革经过一段时期以后这种作用更为明显。许多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今天中国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是经济政策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但是，经济学家对于今天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如内需不足等，千方百计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去解决，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这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运行，并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制度等发挥作用的结果，在经济政策、制度等之外还有其他力量的存在，这就是社会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那种将经济发展仅仅定位于经济学领域的做法已显得不合时宜。社会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通过若干方面已经体现了出来。
家庭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改革以来，由于资源和机会的配置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成员为了增强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有效化解风险，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被剥离了的家庭的经济功能得以重新恢复。家庭经济功能的恢复事实上在改革30年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失业，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小的震荡，但我们总算是渡过了这个难关，其中家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家庭经济功能的恢复及承担这一重任，能在当时平稳度过这个“坎”，并成功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再如改革开放以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户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且今天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例。这与改革开放后家庭经济功能的恢复密不可分。因为改革开放初的民营企业就是靠一家一户经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可见，在社会结构变动中家庭经济功能的恢复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经济体制变革使得产业结构发生了调整，进而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民工是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的最大产物和成果，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化，2亿左右的农民工，离开土地从农村地区迅速转移到城市，主观上通过务工经商增加收入以改善生活，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农民工的出现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整个社会的面貌。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在世界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又对中国这块充满活力的土地惊羡不已。如果没有亿计农民工的艰辛劳动，取得今天如此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是难以设想的。尤其是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更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深圳。“在深圳特区的发展史中，千百万农民工、外来工始终是各种新兴经济部门的主力军，他们为深圳创造了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原始资本积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深圳奇迹与致富之‘源’是这个地方充满活力的生产力——丰富而廉价的外来工和新兴经济部门为追求财富而奋斗拓进的结果。正因为千百万外来工的辛勤劳作才有深圳今天的繁荣与富裕。”[2]
社会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不可例数。总体上，社会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结构的变动或者为经济发展在保障稳定的环境、减少成本负担代价等方面发挥了间接的作用，或者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在结构性的深刻变化中，社会结构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30年来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也有社会结构变动的一份功劳。
当然，也应该承认，当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经济矛盾与问题，除了经济政策、制度、经济结构的因素之外，社会结构变化不到位、不够彻底、与经济结构不相适应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对于社会进步的影响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社会空前的变革，给我国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这种活力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领域，同时也表现在社会领域。众所周知，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反映。有些研究，甚至将“社会阶层结构”就视为“社会结构”，可见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位置及重要程度。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已分化为“十大阶层”。与此同时，始终被视为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显著特征的“中产阶层”正在进一步壮大形成。根据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当前中国中产阶层规模达到20%左右。当然这个比例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规模、与我国13亿人口庞大基数相比较还很小，但也应当看到，我国中产阶层在以每年8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①。这将是一个不小的增长数字。同时，我们知道，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工业化初期产业工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而在工业化中后期，中产阶层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中产阶层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结构众多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个可持续发展、稳定的现代社会也需要一个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因此，可以说，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是：中国正在形成一个中产阶层，并且进一步发育壮大；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正在显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走向掌握在中产阶层的手中，
正如前文所说，有研究者将社会阶层结构本身就视为社会结构，并且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呈现“倒丁字型”。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下层是下面一条比较长的“横杠”，而其他各阶层形成一个大体上是“立柱”的形状，竖在这个“横杠”上面，所以，总体形状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结构。并且认为，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3]。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状况，“结构紧张”的判断是恰当的，但“倒丁字型”社会阶层结构很难解释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的客观事实。不过，这种看法对如何培育中国中间阶层发展的社会环境做出了有益提示。
“断裂”是近年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种种不和谐现象及其背后原因的一个很有穿透力的概念。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而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则呈资源重新积聚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呈现明显分化趋势。在这个分化的社会中，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而另一端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困难群体，中等收入者由于总体性精英垄断了社会资源而很难形成。由此出现了“断裂社会”的现象[4]。这个观点对于改革30年来前后15年左右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分野判断是敏锐而准确的。这一判断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资源配置方式和结构变化基础上的。但说已形成了一个“断裂社会”，“社会结构开始定型化”[5]，尚需进一步观察。因为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还在持续，其变化的能量继续释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继续发挥，对资源、机会的配置方式的变化还在发挥作用，利益博弈仍在继续，因此很难说我们的社会结构已处于定型化过程，也很难说明中国社会已是一个“断裂社会”。不过这种观点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当前调整社会结构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否则，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就验证了这种预言，这不是我们改革发展的目标。
当然，对上述观点的不同看法，并不是说当前我国社会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飘飘然陶醉其中。事实上严酷的现实是当前我国还存在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老百姓对当前社会发展不是没有意见，而是很有意见。那种认为“中国民众对当前的不平等更多的是接受而不是不满，而最为不满的那些人，也并不集中于中国最底层的群体”[6]的观点需要重新评估。因为近年来不时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很难说明中国民众对于社会不平等视而不见。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吉林通化事件等无法解释“民众只是接受不满”，也很难说清民众对不平等的不满“并不集中于中国最底层的群体”。
因此，我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最重要的集中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中产阶层正在发育壮大。阶层关系以及中产阶层的力量影响资源、机会的配置方式，并影响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从而促进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然，社会结构变动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并不局限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方面，社会结构变动的积极意义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彰显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亿计的农民工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以亿计的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我们的政府几乎无所作为，几乎没有给这个庞大的群体提供用工信息，也没有给他们提供车费、住宿费、伙食费，也没有帮他们找工作，甚至在追讨工资上还不力，但这个庞大群体绝大多数找到了工作，既增加了家庭的非农收入，也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依靠的是什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依靠家族、老乡、亲戚朋友的传、帮、带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在整合社会方面显示了新的生命力。
三、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
自1978年中国展开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产生的影响，不仅渗透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也渗透于民主政治发展领域的各个层面，并显示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意义。
中国的改革首先自经济领域展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体现在从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从按劳分配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众多方面，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整个社会的利益迅速发生分化，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并产生一个新的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先后于1982年和1986年为新产生的社会阶层两次修改宪法，最终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赋予新社会阶层平等的政治地位。正如前文所说，私营企业主阶层自1995年以来，迎来了每年以80万人的新增速度蓬勃发展的春天。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结构变动促进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民主政治推进，为新产生的社会阶层赋予政治身份而两次修改宪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种认为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会允许私营企业主这样的阶层出现，也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的悖论。
阶层结构变动推动了协商民主的发展。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就业方式、渠道多元化，导致社会进一步剧烈分化，并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同阶层或群体的社会成员在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中，产生了多元化的政治价值诉求。在我国现阶段，不仅产生了一大批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外资合资企业的管理者、社会中介组织成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而且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农民阶层以及知识分子队伍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分化。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化，其利益诉求多元化，带来了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客观上必然要求社会成员在众多方面进行建设性的协商对话。而协商民主恰恰是适应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而发展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和内容。“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参与的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实践内容之一[7]。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的内容众多，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体制改革是其中之一。随着社会结构变动，尤其是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的变化，人民群众对资源、机会的配置还不满意，对社会公平和基本民生问题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提到了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上来。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真正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把社会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提供有效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总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以上几个方面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当然还表现在其他方面。那种认为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无非是没有看到中国真正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一种误解：或者紧盯西方民主模式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判断标准，认为中国远离西方民主模式；或者是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生硬对照，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发生类似经济体制那样的革命性变革。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回应了这样的看法。设想如果没有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能够取得目前如此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也要承认，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相信社会结构变动必将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并将产生极其深远的意义。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体制改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分析以上3个方面的影响，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带来的巨大活力和释放的巨大能量，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但总体上仍然是个农业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结构真正再次发生历史性的大变迁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历史性的变动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分析和认识其产生的积极意义，就是要求我们抓住发展机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要求我们深切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尽管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但其变动还不到位，还不够彻底，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还不相协调，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结构的变革还不相契合，导致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因此，准确把握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变动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就是要及时调整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与经济结构的变革相适应，从而有利于解决当前发展中所遇到的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