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演化转变为“十大阶层”。值得关注的是改革30多年来，中国中产阶层正处于崛起阶段，尽管这个阶级阶层结构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然而一个现代化的阶级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关 键 词】阶级阶层结构；中产阶层；变迁

        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这个变动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阶段。就其社会性质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属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接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随之开始。

    新中国建立60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大变动中，变动的目标主要是使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繁荣富强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经过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第1个到第15个五年计划等多个社会大变动的阶段，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本文专就新中国60年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情况作一分析。

    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由皇权和封建官僚集团控制的农业社会，是由地主和农民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两千多年没有什么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口岸与外国通商，开始了洋务运动，有了近代的工业和商业，有了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走上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道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地主、官僚阶级的封建统治，近代的工业和商业发展非常缓慢，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也非常缓慢。直到1949年，中国的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以上，农民占总人口的89.4％，中国仍是个农业社会的国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几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以下分5个历史阶段勾勒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的轮廓。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1926年，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关于新中国建立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他从分清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个视角分析了旧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情况体现在7个方面。

    第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是2个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该文中还指出，特别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来，提出了官僚资产阶级。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1]

        关于这几个阶级的数量，有关方面没有公布过详细数据。关于地主阶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有过1个数据，富农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10％左右）。但这个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的说法是个估计数。1950年代，全国进行土地改革，浙江省在土改后公布过1组数据，全省地主占农户总数的2.8％，占有土地总量的20.67％，富农占总户数的2.01％，占土地总量的6.7％。河北省定县，地主占总农户的1.9％，人口占3.01％，富农占农户总数的4.43％，人口占7.07％[2]162。定县是老解放区，1947年土改，划定的地主富农多一些，浙江是1950—1952年土改的，划定的地主富农要少一些。全国大多数地区是1950年代初土改的，所以浙江的数据有代表性。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在其论文中称他们为中产阶级。186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产生了第一批资本家。他们开办工厂、矿山、银行等新式企业，这些人大多是由原来的官僚、地主和富商转化过来的。开始发展相当缓慢，直到廿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等列强陷于战争，中国的近代工商业才较快地发展起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新兴城市迅速崛起，一批民族资本家涌现出来。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他们要自强，要发展，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所以他们也是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软弱，自身力量并不强大，有不少民族资本家原本就由官僚、地主转化而来或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与这些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农民又有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两重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

    第三，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个阶级，一般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或拥有专业技术知识，自己劳动，不剥削人。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小商人都是小生产经济；中小学教员、小律师、医生、事务员属自由职业者，都处于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这个阶级人数众多，同时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一般都能拥护革命和参加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军。

    第四，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这里的半自耕农是指自有的耕田不够种，还要租别人的田种，或者还要出卖劳动力，受人剥削。这就是后来称的下中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他们受剥削最重，是农民中的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宣传。下中农和贫农在农村人口约占70％。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小手工业者（即农村中的五匠）、店员、小贩的经济地位同贫农不相上下，也是革命的力量。

    第五，无产阶级。他们是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当时主要是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产业的工人。中国的工人阶级，他们人数不多，毛泽东估算当时约为200万人[3]。但他们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最低下，除双手外别无长物，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此外，城市中的苦力、搬运夫、清道夫和农村中的雇农，也属于工人阶级一类，他们的经济地位同产业工人相似，唯不及产业工人集中和生产上的重要。

    第六，游民无产者阶层。城市失业的人群中，有很多人被迫沦落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寻找不正当的职业过活，成为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成为游民。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往往结成各种秘密组织，这是个动摇的阶层，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也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

    第七，农民阶级。毛泽东这篇纲领性的文件中，精辟地分析了占当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但他没有把农民阶级单独列出来分析，分散在各节中。他把农民阶级分为4个阶层：（1）富农，农村中的资产阶级；（2）自耕农（中农），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3）半自耕农、贫农，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4）雇农，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据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估算，富农地主各占农村人口的5％，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0％，贫农连同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的70％[3]6。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和各级人民政府，而且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等措施改变了原来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同时也改造了旧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早在1949年4月，中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据此，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立即将上述官僚资本收归人民政府所有。到1949年底，人民政府共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业企业2858个，没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地方银行2400多家，没收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系统的运输企业和铁路车辆及船舶修造厂30多家，没收了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茶叶、中美实业等数十家垄断性贸易公司。没收这些官僚资本，归全民所有，经过改造、调整，成为后来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主体。在没收的工业企业中，仅职工就达129万余人，其中生产工人75万人。到1949年底，在全部91亿工业资金中，国营工业有70.9亿元，占78.3％，已处于主体地位。

    1956年6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明确指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自此，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新解放区全面展开，到1952年底胜利结束，土改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多亩土地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土地改革运动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所以土改之后使农村中的贫农、下中农、雇农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大大提高。贫雇农和一部分中农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基层组织的领导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

    从1949—1952年，历史上称作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此期间还进行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运动。通过这些运动和斗争，打击严惩了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人民政权在各地普遍建立，并且得到了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社会生活秩序正常。新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得到了重构。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被消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成为了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4个基本阶级格局。

三、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学术界一般把1949年10月—1956年12月称为过渡时期。又把过渡期的前期1949—1952年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把1953—1956年称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本节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阶层的变动状况。

    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后来常说的“一化三改”。

    国家工业化。经过3年的整顿治理，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了，工农业生产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36年）。1952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约比最高水平增长20％，财政收入183.7亿元，钢产量134.9万吨，粮食3088亿斤，职工工资和农民收入都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普遍得到初步改善。这就为进行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早在1951年中央政府就酝酿制订经济建设计划，1952年初成立了以周恩来、陈云为首的领导小组，经过长期的研究讨论，并且听取了苏联领导和专家的意见，数易其稿，编制成了第1个5年经济发展计划。并且决定从1953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进行大规模以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建设。第1个5年经济建设计划进行得很顺当，首先是党和政府倾注了最大的力量，且中央和各级领导认真执行，动员了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广大群众非常拥护，建设热情极高，并且得到了苏联党政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先后援建了156项重点工程，加上各地自建的694项限额以上的重点工程，“一五”期间共投入建设资金766亿元，约合7亿两黄金，其中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邮电等基本建设上的投资占大多数，而工业建设上又以重工业为主。经过一五建设，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为后来的工业化发展开了个好头。

    三大改造。就在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政府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原来准备用10～15年时间完成，但在实践过程中，都大大超前实现了。首先是农业，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通常称作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在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准备通过互助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家庭经营、集体劳动）、初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集体劳动、集体经营）、高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劳动、集体经营）的形式，逐步把农户组织起来。但到1955年夏天以后，大大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到1956年底，全国实现了合作化。有96.3％的农户入了社，其中87.8％入了以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有很多农户并没有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就直接成了高级社的社员。

    全国众多的手工业者，有的是在农村的木匠、瓦匠、石匠、裁缝、铁匠等等，有的在城镇，如铁匠铺、木工铺、理发店、农具修理店等。由于在农村的手工业者大都还种着田，所以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都入社成了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城镇中的绝大部分手工业者也都参加了各地城镇的各种手工业合作社或是手工业联社，这些合作社都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城镇手工业者成了大集体经济的合作社成员。到1956年底，全国90％的手工业者，都加入了城镇的合作社，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三大改造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采取了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先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由国营经济部门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再逐步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实行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普遍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的企业里，由国家投资或者国家派遣干部进入企业代表公股负责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原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资产作价入股。此时的企业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有改变为公私共有，企业的领导权基本上是属于国家，生产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资本家本人按照“量材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在企业里变成一般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企业每年经营的盈余，按国家的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企业股东股息分配。资本家得到的股息规定为上述作价资产的5％。“公私合营”时，原定为7年，而后又延长3年。7—10年后，所有公私合营的企业都完全转变为国有经营经济。资本家本人也转变为国营经济中的一般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失了。

    到1956年底，中国的“一化三改”取得了超过原定设想的进展。第1个5年经济发展计划提前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很好。195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03亿元，比1952年的343亿元增长105％，翻了一番还多。全国职工队伍由1952年的1580万人发展到1956年的2420万人。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把11171万个农户、5亿多农民组织到50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里，把约2000多万手工业者，其中约有1200多万城镇手工业者组成了104430个手工业联社等合作组织，农村的手工业者参加农业合作社。约71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10万资方代理人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到1956年底，全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被消灭，在城镇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国家和集体掌控了各种资源的配置权，这就是说，到1956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就是在这个“一化三改”的过程中，向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建立起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基本特征。与此同时，随着所有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组成的阶级阶层结构演化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所谓“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阶级阶层结构。对此，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作了阐述：“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消失，地主阶级也已经消灭，富农阶级正在消灭中，这些剥削阶级的成员正在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从1949—1956年的7年多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2次巨大的变动，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大国中实现，这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也为后来数十年间中国发生的长期尖锐的、错综复杂和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斗争埋下了伏笔。

四、1957—1977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1957—1977年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历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论战、三年灾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苏开战、尼克松访华、林彪事件、批邓反右、打倒四人帮……。中国这20年，经历的这些都是全国性的，把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起伏沉浮，震动朝野，震惊世界。但是，对于这段历史，有人说是不堪回首，认为是大折腾，黑得不能再黑；有人说是历史必然，在所难免，认为这是试验和探索，孕育了“改革开放”的好结果。政界、学界至今没有一个公允的说法。2008年，对改革开放30年做了许许多多的总结，到2009年建国60年，至今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总结。最大的问题是对前30年和后30年如何界定、如何衔接，还没有正确公允的评说。

    以阶级阶层理论的视角来观察，这20年，是中国阶级斗争进行得异常剧烈、异常频繁的20年，但都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争？为什么利益而斗争？至今还没有说清楚。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自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用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说法以后，20年间，基本上没有讨论过，上下默认，也没有为此专门进行过系统的调研。

    关于这一阶段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动情况，只能从统计数据和资料中作出一些判断。

    在经济上，随着第1个5年经济发展计划超额完成，“156项”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公私合营企业逐步转变为国营经济，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商业空前发展。在农村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集体所有制又进一步发展，有一个时期，农民的自留地被没收，家庭副业受到限制，农村农贸市场被关闭，一度想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社会，彻底消灭私有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全国建立起来。至此，国家完全控制了城乡社会全部经济资源配置的权力。当然，这种违背了经济规律的举措，必然遭到抵制。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出现了3年经济困难，不得不进行大调整，发还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家庭副业经营和农贸市场，缩小基本核算单位等。到1965年，经济稍有好转。1966年10年动乱开始，引发“全国内战”，这实质又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把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生产资料、社会的经济资源全部实行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格局没有变化，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配置人、财、物等多种资源的体制没有变，社会全体成员都不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绝大多数人都是依靠“按劳分配”的收入过生活。二三产业的职工靠单位的工资，农民靠生产队的工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业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论，社会成员的阶级阶层差别确实是大大的简化了。表面上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概括有一定的道理，但2个阶级和1个阶层都有太多的内涵，否则怎么能有这么复杂、尖锐、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

        从表1中看到，这2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2倍，人均GDP增长2倍，经济结构已从一、三、二格局转变为二、一、三格局，而且工业增加值已占47.1％，农业增加值降到30％以下。但是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仍占74.5％，20年只下降6.7个百分点，特别是因为1959—1961年的3年自然灾害后，为了应对困难，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镇，城市化率倒退到17.6％。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在1977年的总人口中，农业户口占82.4％，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数的74.5％，中国还是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

    按照“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框架分析，1977年的社会阶级阶层的状况如下。

    （一）工人阶级

    1977年底，在工业交通基建部门工作的职工共计4079.3万人，比1957年的1185.9万人增长2.4倍，比1965年的1866万人增长1.2倍。在商业饮食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和金融部门的职工，1977年共有1058万人，比1957年的546.7万人增长93％，比1965年的630万人增加68％。中国的二三产业职工从1957年的1732.6万发展到1977年的5137.3万人。20年间共增加3404.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70万人，其中约60％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

    从1957—1977年，是中国国家工业化大发展时期，虽然遇到“三年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等的困难和冲击，但工业化一直在推进着，所以发展还是很快，职工人数逐年增加。在这一阶段，工人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很高。宪法明确规定，工人阶级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在实际工作中，在舆论宣传等方面，报纸杂志，各类媒体、大小会议，大量宣传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优越性；在社会上，工人职业很有社会地位，被尊称为师傅、工人老大哥。能在国有大厂、大矿上当个工人在当时是许多青年人的理想。在有的大工矿企业里，有一家三代都在一个厂里上班的。在企业里，有职工代表大会等各种组织。工人参加管理，收入稳定，号称是捧铁饭碗的。在1950年代以后，工业战线上还涌现了诸如孟泰、郝建秀、赵梦桃、王进喜等一大批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并且还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选拔和任用了一批党政干部，有的还担任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二）农民阶级

    1977年底，中国农村人口783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45％，比1957年的54704万人，增加2360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80万人。中国从1952年以后，一面大搞工业化，一面农民在逐年大量增加，一直持续到1995年，这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从1957—1977年，是中国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在农村建立的过程中，进一步被组织起来，进一步失去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农民沦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条件下的二等公民。

    1958年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城乡分治的户口登记办法，限制农民由农业户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限制农民进入城镇。1958年秋季以后，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农民被组织到23630个人民公社里。1962年以后，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到1977年，全国有52923个人民公社、68.3万个生产大队、480.5万个生产队。也就是将全国7.8亿农民被组织固定在480.5万个生产队中，平均每个生产队166人。

    实行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劳动、统一分配。农民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每天赚取工分，秋后算账，分得粮食和现金收入。在这种生产关系条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在全国，国家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平整土地，投入了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普及农业科技，但农业生产增长缓慢。1977年粮食产量28275万吨，比1957年农业总产量19505万吨增长45％，1977年农业总产值1339亿元，比1957年的537亿元增长149.3％，但20年间，农业总人口增加2亿多，所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7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7.1元，比1957年仅增加了44.2元，平均每年只增加2.2元，其中约有1／3的农民劳动1年后还欠集体的钱。

    在政治上，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农民阶级也是领导力量，但是这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出了大力、起了主力军作用的阶级却被组织在人民公社的体系里，失去了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失去了与城镇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同等权利，失去了进入城镇选择非农业产业劳动的权利，在选举市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权也受到限制。那个时期，农村青年如想脱离农村，改变农业户口，只有3条路：一是考上中专以上的学校、二是参军、三是争取到工矿的招工名额。

    （三）知识分子阶层

    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由于定义笼统，没有专门的统计。1950年代，毛泽东有个说法，是500万知识分子。他在八大预备会上曾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个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100万。”直到1962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在69 458万的总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有288万人，只占0.4％，高中程度912万人。其实，因为当时文化程度普遍低，所以把一部分中专和高中程度的人也称为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有500万的说法是个约数。

    到了1978年，知识分子队伍有了很大的增加。据1978年统计，仅全民所有制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就434.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57.1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1978年，有大学专业教师20.6万人，中等学校教师328.1万人，小学教师522.6万人，医生310.6万人。仅科教卫系统就有1616万人，另外还有文艺、文化、体育、新闻等领域的，总数约有2500万人。据1982年7月全国人口普查，在全国总人口100391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604万人，占总人口的0.6％，所以上述知识分子总数中，既包括大学文化程度也包括相当一部分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从1957—1977年，正是中国大规模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需要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知识的支撑，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早在1956年，国家就制定了《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同年，国家还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和在全国各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新建、扩建了许多高等院校，在各地建立了医院和医疗卫生机构……，使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

    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大发展，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的过程中，一个凸现的问题，就是党和政府如何正确使用和对待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何正确对待自己，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也就是双方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专门有一节讲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这篇著名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论文是1957年讲的。随后就展开了全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但不久就转为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前后划了55万右派分子，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55万人在全国总人口中不到1％，但这55万人中，大多数是大中小知识分子。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从1966年开始的10年动乱，对知识分子的冲击就更为严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但是运动一开始就是以批判《海瑞罢官》，揪出吴晗等学者为开场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也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直到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这期间，各级各类大中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受到打击，大学一度停办，许多科研院所被解散，社会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幸，在多数大学和科研院所、文教事业单位里职工的铁饭碗没有砸，工资还继续发放，有不少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本行业的业务和专业研究，他们为改革开放后各项业务恢复重建和复兴作了准备。

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体制改革一不断深化，所有制结构已经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乡结构、职业结构改变了，原来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农民阶级分化，规模缩小；原来的工人阶级分化了，但规模有了很大的扩展；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最大，社会地位普遍提高，队伍也越来越大；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渠道增加，流动速度加快，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正在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方向演变。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初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一书。该书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把全国社会成员划分成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每个阶层成员规模（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例），1999年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每个阶层的状况依次是：2.1，1.5，0.6，5.1，4.8，4.2，12，22.6，44，3.1。10年过去了，研究报告公开发表也近8年。近期，又对1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做了研究，也对发表的研究成果做了回顾与反思。

    第一，我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作为划分原则，总体上是符合现实的。由此划分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基本可以涵盖全体社会人员。有些读者建议增加宗教人员阶层、离退休人员阶层等，笔者认为，对划分标准作具体解释就可以。如宗教寺院实际也是个大单位，其成员也是可以分层的。

    第二，10年来的实践表明，研究报告中关于10个社会阶层排列的位序，现在还是成立的，只是各个阶层的规模人数发生了变化。

    当然，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推动下，特别是加入WT0以后，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在基数已经比较大的背景下，GDP平均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即便在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仍达到9％，2009年超过8％。这1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正是在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以下是社会各阶层变动的情况。

        1.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变化

        2000年，国家提出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方针，各地的城镇化建设发展很快，扩建新建了一批大中城市，长期僵化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和调整，特别是十六大以后，国家取消了城市对外来农民工、农业人口的设限的多种票证制度和收费制度，使农村剩余劳力进城务工渠道更加宽松，城乡结构有了较大的调整，城镇化的步伐加快了。1999年全国的城镇化率为30.89％。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改变了统计指标，把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加上原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两者合并的人口，成为新的城市化率。由此，2000年的城镇化率上升为36.22％（1年就增5.33个百分点）。自此，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很快，到2007年已达44.9％，城镇人口为59379万人。与1978年城镇人口17245万相比，纯增421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3万人。这样一次巨大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使中国现有的许多积极的、消极的问题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在这部分城镇人口中，约有60％～70％是从农村人口中转移出来的，其中尤以18岁～45岁的青壮年为主，他们到城市就成了农民工。

        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就是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前面说过，中国的一个特有现象是一面在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一面是中国农民在逐年增加。1952年中国有农民50319万人，到1978年增加到79014万人，增加2869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04万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1995年还是年年增加，达到85947万人，只是增量减少了，平均每年增加408万人。1996年以后，农村常住人口开始逐年减少，到2007年，农村常住人口为7275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200万人。

        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也就是从事农业为主的农业劳动力的减少，据统计2008年，在全部76990万就业人员中，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为31444万，占40.8％。这比1999年我们抽样调查的44％减少了3.2个百分点。当然，这两者不是一个统计口径。据我们对一些地区的个案调查，农村里专门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已经较少了，多数是兼业农户。所以，农业劳动者阶层实际已经少于40％的比例。

        世纪之交以来，特别是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国家对农村进行了税费改革。全部免征农业税费，给种粮农民发补贴，进行新农村建设，实行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重新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进行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制度的建设，进行农村电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多年来，国家给农业、农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推进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农业连续6年获得丰收，农民收入逐年增长，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4元，2008年为4760.6元，增长1.1倍，是1990年代以来最好的。但是，因为农村原来的一些体制，如户籍、土地、就业、财政等制度还没有改革，城乡二元结构还束缚着农村、农业的发展，“三农问题”还并未解决好，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解决的比较好，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仍很严重。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三次会议决定指出：“农业基础仍很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仍然落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农民、农业劳动者阶层还是中国现在最大的弱势群体。

        2.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员工阶层

        这2个阶层主要是二三产业中的员工，主要是蓝领雇佣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这2个阶层的队伍扩大得很快。1978年在二产业的职工有6945万人，三产业的职工4890万人，合计11835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9.5％。2007年二产业职工20629万人，三产业职工24917万人，合计45546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59.2％，形成了庞大的工业阶层队伍。29年间增加3371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62.5万人。

        需要说明的事，第一，因为这是就业结构的统计数据，在二三产业职工中包括二三产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所以关于产业工人和产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并没有这么多，比例也就没有这么大，但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的数量不会超过20％。

        第二，这个庞大的二三产业职工队伍中，其组成成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时，所有的职工都是城镇公有企业单位的职工，而2007年这2个阶层中，既有国有企业单位的成员，也有三资企业雇佣的人员及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雇佣的员工（2005年有62％的产业工人在非公有制单位工作）。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1980年代以前，二三产业的职工，绝大多数是非农业户籍的城镇居民，自从有了乡镇企业，就有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农民身份的工人）。1992年后，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他们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据统计，2008年，全国共有2.25亿农民工，其中在本乡镇以内就业的农民有8500万，离土不离乡的占37.7％，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共有1.4亿人，占62.3％。整个4亿多从事二三产业的蓝领员工中，农民工已经占多数，在建筑、矿业、环保、纺织、服装、玩具、餐饮服务等行业中，农民工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

        第三，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其中一个方面是“减员增效”，使大约30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或转业、或退休，其中有一部分是国家抓大放小，即把国有企业中的中小企业转为非公有制（私营、股份制等），员工也相应地转为非公有制员工，继续在原来企业工作的工人，则实行劳动合同制，基本改变了原来长期雇用的“铁饭碗”体制。到了后来，有些国有企业还进行“替员增效”，招进大量的农民工（工资待遇比较低），替代原来长期聘用的职工。其中相当一部分有技术的工人流向非公有制企业或流向农村的城镇企业。

        第四，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一部分国家机关），实行的是一厂两制、一店两制、一校两制，即对城镇户籍的员工实行一套政策，对农业户口的农民工实行一套政策，聘用办法、工资待遇、福利等方面都不一样。好处是农民进了城镇，改变了职业，比原来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时的环境和收入等都有了改善和提高，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在工作中听话、服从指挥、调遣，加班加点。多年来亿万农民为国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应该有重要的地位，农民工的功劳应该载入史册。

        农民工体制的另一个表现是，在一个单位里，对农民实行“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时”的政策（2002年十六大以后有了很大改善），一年、两年，几年不得已而为之尚可以，但长期实行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体制，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显现激化。近些年，劳资纠纷、工伤事故、索赔纠纷、社会治安、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有人说，原来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矛盾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主要表现在农村，现在一个单位里实行2种政策，二元结构、城乡矛盾进到城里，进到一个单位里，矛盾和问题怎能不大量增加。特别是农民工已经换代了，农民工的大部分已经变成以80后、90后为主体了，他们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自主性、民主权利意识更强，由此发生矛盾冲突就更尖锐。国家在2006年出台了文件，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已经大有改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有进一步改革的方案。

        3.私营企业主阶层

        1981年在广东和安徽各产生了一个私营企业主，以后逐步成长。这个阶层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渐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07年，全国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有551.3万户，投资人也就是私营企业主有1396.5万人，与1989年的20.8万私营企业主相比增加1375.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6.4万人，2007年注册资金97873亿元，雇工5856.6万人，已经是个综合实力很庞大的社会阶层（1956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时私营工商业者只有71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8％，其中大企业主占0.5％，中等企业主占22.7％，小企业主占71.9％②。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还将继续发展，这是个应运而生的阶层，有以下3个方面的特点：（1）这个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产生的，他们同1956年通过公私合营等形式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血缘和继承关系，他们是从农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复员军人中，通过自身努力创业、艰苦奋斗涌现出来的。（2）这些私营企业主绝大多数是受过党和政府长期教育，很多人在工厂、机关、企事业单位里工作过，他们都认为是改革开放造就了自己，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3）据私营经济研究会抽样调查显示，在私营企业主中约有30％是共产党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原来是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等，他们原来就是共产党员，也有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是后来加入共产党的。1990年代以来，有近百名私营企业主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约有5万多私营企业主在县级以上各级人大或政协中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3位私营企业主被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把私营企业主阶层明确称为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此，至今还有争议。所以，如何正确认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如何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确定这个阶层的性质、地位、功能、发挥他们在建设中的作用，是需要研究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4.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由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组成，包括公务员、国有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单位的领导人员。这个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是体制内核心部门的管理者、领导者，掌握着社会中最主要的组织资源，在社会资源和机会配置中处于优势地位。1980年代以前，很多重要的领导职位是由革命时期的军政干部转过来担任的。199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已退出了领导岗位，逐渐由1949年建国后参加工作、共和国培养出来的干部接替。这个阶层自己并不是生产资料、经济资源的所有者，但他们可以控制、支配一部分生产资料，因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经济收入都是较高的，名义工资收入不多，但他们享有各种待遇，收入相对较高。这个阶层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文化资源占有较少，但自此以后，原有的干部通过进修、培训等形式，提高了文化水平，特别是有大量本科以上学历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入。现在这个阶层已拥有了较高的文化资源。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成员的人数，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2006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的推算，这个阶层在全国就业总人数中占2.30％，比1999年增加0.2个百分点，近几年又有所增加。从发展趋势上看，这一阶层除拥有的组织资源之外，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也在不断提高。从多项社会调查资料显示，这个阶层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获得成果最多的社会阶层之一，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这个阶层的成员，工作比较稳定，有升迁机会，名义工资收入并不多，但含金量高，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好。所以成为社会上很多人理想的目标。自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每年的公务员考试，投考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可以证明这一点。2009年国家公务员报名通过审核人数超过105万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最优秀的人才特别是青年才俊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集中，这同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5.中产阶层正在崛起

        同许多现代化国家一样，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中后期阶段时，是中产阶层崛起和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正在向工业化后期发展。从社会结构分析，中国目前也是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崛起。

        据笔者研究，在1978年改革开放发轫时，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只占全国阶层结构中的5％，到1991年约为9.5％，1999年我们课题组作调查的时候约为15％[2]248。调查发现，近10年来，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加快了。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二是国家出台重大政策的调整，1997年，中国十五大明确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自此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发展就更快了。1999年，国家决定当年高校扩大招生名额，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招33.7万人，使招生总数达到153万人，比1998年增加58％。以后又逐年扩招，2007年中国各类高校招生人数为611万，使在校大学生达到2700万，高校毛入学率达23％，比1998年提高13.2个百分点。高校是培育中产阶层的摇篮，摇篮多了，中产阶级发展就快了。

        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中产阶层大概以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07年已经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2％左右，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北京、上海中产阶层已经达到40％以上。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方兴未艾，还在以较快的速度逐年扩大。

        前面讲到的几个数据，可以作为例证。

        在有产的老中产阶层方面：自1989年以来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每年增加75.4万人；个体工商户1978年只有15万户，2007年为2741.5万户，平均每年增加94万户。现有的个体工商户中，因为中国现行的政策，雇工8人以上的称为私营企业主，7人以下的称个体工商户，可以享受减免税的优惠政策，所以有很多业主常常在雇佣7人时就不增雇了，以申报个体工商户，叫做七不上八下。在上述每年增加的75.4万人私营企业主中，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是中产阶层，而在新增的94万个体工商户中，约有20％～30％也应该是中产阶层。

        在农村，近10年来，农村中的专业户、规模农业经营户、运销经营户等，都是农村中的中产阶层，这些人逐渐多起来。

        在新中产阶层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整个社会职业结构呈趋高级化动向，初级层次的职业人员逐年减少，中高级职业人员逐渐增多，农业劳动者减少（2007年农业劳动者比1978年减少29.7个百分点，比1999年减少9.3个百分点）。在二三产业中，蓝领工人减少，白领职业人员增加。例如，1990年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为1648.35万人，2007年增加到2254.51万人，17年增加606.1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5.66万人。众所周知，1990年以后，正是非公有制，民、私营企业单位大发展时期，有许多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流入了这些单位，加上他们自己培育选拔及新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可惜有关部门还没有针对这些人员进行专门统计。

        据统计，1997年底，我国公务员总数为570.7万人，经过了1998年和2007年2次大的机构改革精简人员，但因为全国各项经济社会事业仍在快速发展，虽然机构减少了，人员还是在增加，2003年国家公务员总数达63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万人。

        高等院校自1999年扩招之后，现在每年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在600万人以上，大约70％左右当年就能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有部分毕业生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就业。因为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年代实行统招统分的制度，当年毕业的当年就能就业。现在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当年就业，为此，社会上议论纷纷。其实这是就业制度还没有接轨产生的社会现象。有人指出，现在是市场经济，一个农村青年，初中毕业到城市打工都能找到工作，为什么大学毕业了反而找不到工作？这还不是问题吗？这个现象过几年将会逐渐消解。每年有几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就业，这是中产阶层一个很大的后备军。

        据各种调查资料推算，现在我国的中产阶层每年大约增加800万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是每年增加约1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5％～40％。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曾经指出，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而且正在成长。当时存在的问题之一是，“该大的阶层（指中产阶层）没有大起来，该小的阶层（指农业劳动者阶层）没有小下去”。近10年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前述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由15％上升到22％，增加了7个百分点，但农业劳动者阶层只从44％下降到40％左右，只减少了4个百分点。还不理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年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体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革，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体制、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这些体制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就不能破解，农业劳动力就不能顺利转入到二三产业，农民就不能顺利进入城镇，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就不能改变，中国的城市化就不能得到发展，农业劳动者阶层就不能合理、顺畅地减少，中产阶层也不就不能合乎规律地成长起来。好在这些问题现已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正在酝酿这些体制的改革。中国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中国的中产阶层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的主体阶层。

注释：

      ① 文中第二、三、四、五节中未特别注明的数据，均出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或由此数据推算而来。

      ② 数据来源于《工商行政管理年鉴》，2008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4.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62.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