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
陆学艺
到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五十周年华诞。在这半个世纪的进程中，共和国经历了辉煌和风雨、繁荣和坎坷，与其血脉相依的社会学同样走过了沧桑多变的岁月，经验和教训并存，喜悦与痛苦相随。为纪念共和国的五十华诞，为了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为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了使我国社会学在下个世纪有更好的发展，回顾和总结我国社会学在这个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显得十分的重要。
一、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社会学是一门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科，应该可以说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西欧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阶段，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秩序面临着挑战，同时启动现代化并伴随它成长的现代科学的理性曙光照亮了人类进一步具体而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构成和变迁的道路，于是，一门研究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社会变迁和社会稳定、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的社会学(1) 应运而生。社会学经过160多年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著作和社会学理论，对整个人类现代化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社会学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经济学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与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发展水平相比，社会学在我国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和滞后。这当然与社会学进入我国的时间较晚有关，更与它在我国所遭受的坎坷经历分不开，这却是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结构还处在现代化前期的反映。
曾经有人认为，社会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辅助工具，这种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实际上，上世纪末社会学之所以进入我国，与当时我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改革直接有关，跟我国现代化启动的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当时我国社会变革（特别是戊戌维新变革）的需要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科学依据，是我国一些具有先进的革命思想家、改革家主动去找来的理论武器。1891年康有为先生为变法办学，培养人才，最早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给学生讲授“群学”，把这一课程列在经世之学的门类里。后来严复先生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译成《群学肄言》，他先译了这本书头两章砭愚和倡学，1898年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1903年才出全书。1902年，章太炎先生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1903年吴建常把日本人市川源三的译著《社会学提纲》，（原作为美国学者季延史著的《社会进化论》）在《教育志丛》出版。在20世纪初，群学和社会学是混用的，以后“社会学”才取代“群学”，一直沿用至今。(2)
正是在这一个时期，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了向工业化和城镇化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却伴随着内乱外患、国家和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孜孜以求，试图以社会学独特的学科视野，不断地探索一条救亡图存、渐进改良，以求振兴中华的道路。尽管受时代的客观条件和他们自身的限制，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产生积极成功的效应，但是却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社会学走进了我国的高等学校大门，吸引了一批批年轻学子。最早在我国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是外国人，早在1908年美国人孟教授（Arthur Monn）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13年美国教授葛学博(Daniel Kulp II)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社会学系，1912年国立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设有社会学课程，1916年才开设社会学班，康心孚教授担任授课，成为我国自授社会学课程第一人。他是章太炎的学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大任教，讲授社会学等课程，讲义是自编的，培养了一批学生，后来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就是他的学生。朱友渔是我国留学国外学生中最早主修社会学的，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回国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3)
伴随着20年代后期，中国在美欧和日本留学的社会学者回国服务，以及本国高校社会学系或专业自己培养的学生毕业走上社会，推动了社会学事业的发展，社会学人才大量涌现，他们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最初的社会学调查是由教会学校的外国教授指导学生所做的小型调查，如1914和1915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对302个洋车夫生活情况的调查，是我国最早的社会学调查，1917年清华学校教授狄特莫指导学生，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调查。进入2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开始对当时的许多中国社会问题开展了调查，如1924和1925年李景汉等人在北京调查了1000位人力车夫、200处出赁车厂和100个车夫家庭，后来还调查了北京的店铺和工人行会状况；陈达教授于1926年指导学生调查北京的零售物价。进入30年代社会学调查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大量的调查著作陆续发表，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和《人口问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陈翰笙、薜暮桥等人组织的对江苏无锡、山东潍县、广东梅县等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写出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和《亩的差异》等调查报告和著作。这些社会调查涉及到我国当时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如家庭、社区、工业化、农村和农民、都市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等，具有很高的社会和学术价值。与此同时，社会学理论著作和译著也大量出版，如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其中有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吴泽霖的《社会约制》等等共有15种，对我国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30年代到40年代，我国正处于内乱外患的时期，但是并不影响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在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学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因为正是这样的内乱外患、社会问题丛生的现状促使社会学家们去认真地思考、调查和研究，大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
到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涌现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出版了一大批社会学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在国际社会学界也有相当的地位。遗憾的是，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大片国士沦丧，许多大学停办或迁到内地，社会学也受到战争的摧残，不少社会学系停办，社会学系的师生散失很多，只有少部分院校迁到西南后方后，还保留有社会学系。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如吴文藻、陈达、吴泽霖、李景汉、潘光旦、晏阳初、费孝通、戴世光、林跃华等集中到昆明、重庆、成都和贵阳等地，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社会学的教学、社会调查和科研活动，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培养了一批人才。据统计，抗战8年，在西南九所大学的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有500多人，后来，多数成为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骨干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到后方的院校都陆续内迁，社会学家们也都回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在各校恢复或新建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开展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和教学活动。据孙本文先生1947年12月的调查，那时在各大学任教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社会学教员有144人，其中10名是美国人。在这134名本国教员中，107名都是在国外留过学的。到1948年，全国共有21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在校学生约600余人。
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亲切接见了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人士，其中有民主同盟成员、社会学家费孝通，民主促进会成员、社会学家严景耀、雷洁琼，毛泽东坦诚地同他们交谈，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表示了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展望了新中国建立以后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的前景。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这本应为我国社会学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也应为社会学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不似人们设想的那样平坦，尤其是社会学这门学科，不久就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境遇。
从1949年到1951年，各大学还保留原有的社会学系和专业，招收学生，正常教学，在课程上增添了“马列名著选读”、“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如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基本上还维持原状，还有70多位学生和16位社会学教员，只有少数老师去搞土改，不过当时毕业的许多学生（甚至还有没毕业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南下工作团，参加革命和建设，那几年很少有毕业生留在学校从事社会学教育和研究。到1952年，全国还有10个社会学系，472名学生。这年秋天国家对高校院系和学科进行调整，撤消了8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停止招收社会学专业学生，1953年，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两个人类学专业也撤消了。从此社会学这门学科被排除出了大学的科学殿堂。社会学人才也纷纷流失、转行，拿北京的几所大学而言，一部分社会学老师（如潘光旦、费孝通、吴泽霖等）转到民族学院，从事民族学研究，还有一部分老师（如吴景超、李景汉等）转到了人民大学，严景耀、雷洁琼等老师被转到政法学院。再一部分老师（如陈达、史国衡）转到劳动部劳动干部学院。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更没有人专门再研究社会学，他们主要被分配到政府管理部门，如建筑公司、公安部门、南下工作团、报社等部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再进行社会学调查和研究。
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就被撤消而停止招生了呢？当时是在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名义下和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一起被撤消的，有关方面没有专门说明理由。一直到1979年，社会学重建以后，有人分析，1952年撤消社会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50年代初，全国社会主义建设轰轰烈烈，学习的参照系是苏联，把苏联的一系列做法视为榜样，奉为圭臬，而苏联早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就把社会学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取消了。我国的院系调查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所以也就把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取消了。第二，在理论认识上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思想武器，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也就可以不需要社会学了。第三，有人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学主要是探讨研究社会问题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社会里就不再存在那些问题了，即使有些社会问题，靠社会主义自身就解决了，因而也就不需要社会学了。所有这些作为1952年撤消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只是在主持院系调整工作的领导决策层里，并没有明确宣布。当撤消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的决定一公布，广大社会学工作虽然有的思想不通，但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是很高的，大家都还是作为行政决定接受了、服从了，所以撤消和人员调遣等工作的进行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正因为1952年撤消社会学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撤消的理由，所以有一部分社会学工作者，虽然调离了社会学系，转行的转行，但他们仍还在继续进行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一批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如潘光旦教授对士家族的调查研究，费孝通教授的重访江村，李景汉教授在北京郊区农村生活的调查等等。1956年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国内出现了新形势，对社会学的看法变化了，同年8月苏联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荷兰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学大会，以后陆续就有一些关于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言论和活动。这些动向受到中国社会学者的注意。1957年春，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分别提出了要求恢复社会学的建议。1957年4月，在有关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社会调查工作委员会”，由著名社会学家陈达教授主持。当时的学术刊物《新建设》，还专门召开关于社会学工作的座谈会，并发表了座谈会纪要。
1956年6月以后，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北京的社会学家们首当其冲，受到无辜的揭发和批判，几位在报上发表了文章的费孝通、吴景超等教授被公开点名批判，把关于要求恢复社会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建议，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阴谋，参加过座谈会的学者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还株连了一批青年学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当反右斗争进入火热的时候，当时主掌中国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的康生，1957年8月在北京亲自出面发表讲话，信口雌黄，给社会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强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康生把中国的社会学先定性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继而指责社会学散布改良主义，缓和阶级斗争破坏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服务，甚至污蔑社会学是帝国主义的侦探学，把一批社会学家做的社会调查，说成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保护资产阶级，破坏革命的。康生的这个讲话，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相当多的社会学家被打成右派分子，是与此有关的（比例之高，在其他学科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如此，因为康生那时在思想理论界是有权的，在反右运动中，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期里，还对社会学这门学科，专门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批判，把社会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是用来破坏革命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对一门学科进行如此大张旗鼓，违背事实和理性的鞭挞，也是绝无仅有的。(4)
1952年撤消社会学系和专业以后，但社会学的名还在，社会学家还在，还不断一些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活动，不断有一些社会学的文章发表，但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及对社会学的严厉批判，社会学这门学科就被彻底地取缔了。自此以后，规范的、有组织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活动没有了。一直中断了22年之久。现在回顾起来，取缔撤消社会学是很不理智、很愚蠢的一件做法，这里在那一阶段极左路线的一个方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为停办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停止了招生和教学活动，造成了社会学人才的严重短缺和断代。因为停止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活动，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失去了社会学的智力支助，已有的经过许多社会学家艰苦开创和积累起来的智力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使许多社会决策由于缺乏正确理论指导和科学资料而陷入误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及其教学和研究机构虽然被撤消了，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依然存在。社会要发展，就要不断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要不断对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所以在社会学被取消之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自觉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活动是无法开展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所主张的一些观察、调查社会的理论、方法和活动也就消失了，因为要科学地认识这个社会，把握这个社会，描述这个社会，解释原因，预测社会的未来走向，离开了社会学主张的那套理论方法和活动，就很难科学有效地进行，这正体现了社会学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所以在社会学被取缔后的27年中（1957—1979年），有些原来属于社会范畴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就以其他名义进行了，如人口问题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如家庭婚姻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如大型系统的民族调查和研究；如犯罪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如劳动劳工问题的调查和研究等，都还是继续在进行着。有的事关全局的社会发展、社会矛盾、问题，如合作化以后，对于农民生产、生活问题，特别是在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前后的农村问题都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地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还有更多的学者和个人在这些年里在实地进行观察、调查并如实记录了许多社会事件，所有这些，都在当时当地发挥了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为日后的社会学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不致使这段社会历史完全空白，无形中延续了社会学的一些传统和做法。当然，如果从严格的科学规范来衡量，这些社会调查和研究，还不能就界定为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些调研活动，缺乏宏观的社会学理论指导，并没有在对社会进行总体、综合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在方法上也主要是靠经验的手工式的操作，所以，这些社会调查虽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只得到了事倍功半的结果，甚至有的社会调查还起到了事与愿违的作用。这再次证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能取消的。
本世纪以来，科学发展日行千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时代(5) ，这是一个要依靠科学理性引导行动的时代。仅凭经验主观决断和个人感情，势必会出偏差，用以指导社会行动，那势必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有这样的惨痛教训。国内外的实践证明，社会学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她是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持。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等同志重新出山，拨乱反正，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宏伟事业重又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道。正在我国现代化事业重又启动之际，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敏锐地感到了社会转轨、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需要。1978年 月，长期受“四人帮”迫害被监禁了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老教授杜任之，在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要恢复重建社会学、政治学的主张，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约见费孝通教授，商讨了要尽快恢复社会学事宜，请在京的一些社会学者协助“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1979年3月15—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邀请了北京和部分省市过去曾从事过社会学教育、研究的同志以及教育、民政、公安、工会、妇女、青年团等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还有热心支持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到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如何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现代化建设作贡献。3月16日，胡乔木同志亲自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为社会学恢复名誉，他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乔木同志还就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主义也有社会问题，也要研究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学习借鉴国外社会学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看法，并表示要尽力支持社会学界成立社会学研究会，开展社会学研究，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要尽快建立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抓紧培养社会学人才，注意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
这次“社会学座谈会”开得很成功，胡乔木同志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领导者，由他出面为中国社会学从政治上平了反，在学术理论上澄清了一些过去流行的不正确的观点，这就为社会学的重建、恢复和发展开辟了道路。1979年3月18日，经过与会同志的酝酿，一致赞成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先举产生了由50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并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田汝康、陈道、杜任之、李正文、罗青、林耀华、雷洁琼为副会长，聘请于光远、陈翰笙、吴文藻、李景汉、赵范、杨堏等老一辈专家学者为顾问，决定王康为总干事。这次社会学座谈会的召开，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学恢复重建工作的开始，从些结束了中国社会学停顿27年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也就在这次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费孝通教授开始筹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在检讨了过去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提出了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要求。他说：“政治、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6)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对恢复重建社会学以及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力的支持，20年来，社会学工作者一直是铭记着“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这个指示，在努力工作和深入研究的。
二、社会学重建20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
中国社会学从1979年开始重建，至今正好20年，这20年可以说是中国自有社会学以来最有生机、最为繁荣、、发展最快、最有成就的20年。20年前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任务，现在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学正在成为社会科学总门类中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和欢迎的一门学科。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社会学在这恢复重建的20年中，也经历了起伏和波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79年到1985年，社会学重建后的头几年，开局很好，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只5-6年功夫，全国就在11所高校建起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自1986年到1991年，高校建立社会学系的工作几乎停滞了，有些院校自发建起了，也迟迟得不到批准而不能正式招生，1990年还因为一个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批评社会学是“敏感学科”，迫令全国社会学专业停招一年学生。那几年，社会学对外合作交流也受到限制。1992年以后，社会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每年都有新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建立，队伍迅速扩大，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成就更加显著。
社会学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而恢复重建的一门学科，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实践对社会学的需求，是社会学发展和繁荣的原动力。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中国社会学也就在这样好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发展起来，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第一、建立了一支专业队伍，确立了社会学作为重要学科的学术地位。
社会学要“补课”，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组建队伍、培养人才，开展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建设。在创业之初，身负重建大任的费孝通教授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学科必须具备“五脏六腑”的计划。五脏是指：要有学会、专业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图书资料中心和杂志社及出版社；六腑是指社会学系至少要开设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根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有了这“五脏六腑”，社会学的戏台就可说是搭起来了，就可以演出雄壮威武的好戏来。
（1）社会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建设
1979年3月，专业社会学研究会建立后，就着手招兵买马，组建社会学所和专业队伍经过近一年的筹措，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80年1月8日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的社会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费孝通，副所长王康，党委书记陈道，顾问赵范。全所科研和工作人员共20余人。随后，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便着手开展社会学人才的培养工作，于1980年4月，组织举办了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吸收各地有志于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中青年参加，聘请美国和香港的社会学家以及国内的学者们来讲课；1981年和1982年，又先后在北京、武汉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三次讲习班共有120多人参加听课和学习，为各地培养了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骨干，现在各地的社会学所所长、副所长，各高校社会学系系主任和副主任，基本上都是讲习班的成员，大约有一半后来成了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
1981年11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1982年3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立社会学研究室，1983年，天津、四川、湖南、甘肃等省市的社科院分别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1984年4月上海社科院正式成立社会学人口学研究所，同年山东、贵州、湖北、陕西、辽宁等省的社科院相继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1985年以后，吉林、河南、福建、宁夏等省区也陆续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
1985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以后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都先后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心理研究所。1988年民政部成立社会保障与社会进步研究所，以后，公安部成立社会问题研究所，国家计委成立社会发展研究所。到199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了西藏、青海等省区外，都在社科院里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有些省会城市如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等大城市都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加上各大学和国家有关部门建立的社会学研究所，全国已有各类社会学研究所40多个，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社会学专业研究队伍。这些社会学研究所，多则近百人，少则10多人，也有5—6人的，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研究。近20年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省市设定的研究课题，开展了对外的合作和交流，都有相当丰硕的成果。
（2）高等院校社会学系和专业的设立和发展
社会学研究和教学人才严重短缺，是1979年我国社会学重建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也是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应急，开头几年办了培训班，这样的培训班对启动我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速成办法却无法解决社会学人才的长期供应和需求问题。在高校设立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招收社会学本科学生和研究生，提到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重要议程上来，这也是中国社会学迈向长期发展和繁荣的制度化保证。
1980年夏天，上海大学（原是复旦分校）成立了我国恢复社会学以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同年秋，南开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并在教育部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支持下开办了社会学专修班，从各大学选了一批二三年级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等系的学生，对他们进行社会学专业培训。以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还开办了多次研究生班，进行正规的教学，为各地培养了一批专业骨干。1981年中山大学设立社会学系，1982年北京大学重建社会学系。随后许多大学开设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如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等，到1985年全国已有11所高校建立了社会学系，在校本科生800多人，研究生近200人；1986年以后有一些滞缓；1992年以后，清华大学组建了哲学社会学系、华中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组建了农村社会学系，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南京交通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等都相继建立了社会学系，有的是新组建的，有的是在历史系或马列主义教研室等基础上改建的。现在除了内蒙、河北、山西、江西和几个边疆省区外，各省市都在大学 里建立了社会学系或专业，像湖北、江苏等省已有5-6所院校建立了社会学系。到1998年，全国已有40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社会学系和专业。或社会工作系和专业。全国已有20个培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点，5个博士研究生点，（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还有三个博士后流动站。（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人民大学）在校本科生3000多人，研究生约400人。此外，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成人高校、军事院校、政法院校、工青妇院校、民政院校以至医学院校和体育院校都纷纷设立社会学教研室，或开设社会学或社会工作课程。1985年中国社会学会等单位联合成立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通过函授大学先后培养了约4万名学生。
随着教学队伍的不断壮大，社会学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宽，所有课程都是由我们社会学系和本校的教员自己授课。课程设置从残缺不齐向系统而完善的课程设置转变，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巨大成就。从教材的编写水平和种类上也得到明显的体现，1982年为适应教学需要，费孝通教授亲自主持，动员一批社会学教学研究人员编写了一本《社会学概论》，后来各校各研究所甚至个人都编写社会学概论或原理，至于其他社会学课程的教材，为适应教学的需要也源源不断地编写出来，如《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统计概论》、《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学史》、《西方社会学史》、《中国农村社会学》、《社会保障》、《城乡社区发展》、《社会行政和社会管理》、《社会指标体系》、《组织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老年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等，已经初步满足了当前的社会学教学和传播的需要，现在有关方面正在编辑出版社会学专业方面的重要文献。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将会越来越完善，水平会越来越高。
（3）社会学学术团体的建立和活动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是从建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正式形成的。学会成立以后，就着手筹建社会学研究所，以后又举办社会学讲习班，推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社会学会、建立社会学系和社会学所，参与制订全； “六五”、“七五”社会学科研规划，以学会的名言组织社会调查研究开展对外合作交流。社会学重建伊始，社会学研究会做大量的开拓工作，很有成效，功不可没。
1979年9月19日，上海市社会学会建立，首任会长是著名社会学家
（二）、对外学术交流与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引进和消化
尽管社会学在50年代被迫中断之前已经在我国传播了大约半个世纪，我国老一代社会学者为此做了许多努力，在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但是在这50年我国社会学仍然处在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引进和消化阶段，创新方面少了些。经过了27年的中断，我国理论界基本上不了解这27年中国外社会学发展的状况，而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在新形势下已经显得有点落后，特别不足以解释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学重建面临着严重的理论饥渴，急需引进和消化国外最新的社会学理论，从中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因此“需要赶快补课”，在“就可比的方面”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应该是“补课”的重要工作之一。
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界从这样五个方面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并不断引进和消化国外社会学理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邀请国外社会学家和教授来国内授课或做专题报告；组织人员翻译和介绍海外社会学论文、著作以及相应的理论；派遣人员到海外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海外社会学科研和教学部门学习和工作；与海外社会学机构和学者开展合作研究等等。
1980年和1981年的两个夏天，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共有100人次参加，讲习班得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杨庆昆教授和岭南基金会的资助，邀请了匹兹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者参加讲课。1981年5月南开大学社会学系邀请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特.布劳(Peter Blau)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主任林楠教授分别讲授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调查方法，他们先后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做学术报告。198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W.怀特教授应邀访问我国，进行学术交流，与此同时，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教授首次率日中社会学会访华团访华，联邦德国弗尔贝尔德大学社会学系博格教授应邀到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理论，林楠教授应邀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作有关社会调查的报告。1983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英格尔斯教授应邀到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现代化理论，并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讲演，主题是社会学是什么和现代化问题，同年前世界社会学学会会长、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乌尔夫.希梅尔斯特兰教授应邀访问北京、南京、上海和成都，并作学术报告；该年的7月至9月香港中文大学5位博士应邀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给研究生教授有关社会学的课程，10月德国社会学界人士南铁哈尔等6人组成的教授访问团来华做半个月的学术访问，他们分别从事科学社会学、人口社会学、职业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生态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等研究，分别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了几场学术报告。1986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与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联合举办社会学高级研究班（博士班），来自国内7个单位的13名硕士毕业生和讲师级的教学人员参加学习。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国外社会学学者来华讲学或作学术报告，这些活动无疑使中国学者和学生直接接受了国外社会学的一些先进理论和方法，由于这些国外学者不仅限于美国等国家，他们遍布欧美、日本以及香港等，特别是华裔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和贡献。
在邀请国外社会学学者来我国讲学的同时，我国社会学界积极地走出去，去国外进行学术考察、交流、学习和研究。1980年3月5日，费孝通教授应邀到美国丹佛大学接受应用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奖，并在授奖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演讲，揭开了我国社会学界走出国门的序幕。1981年10月和11月，陈道率中国人口考察团赴欧美、日本等国考察访问，同年11月18日费孝通教授在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会上接受赫胥黎奖章，并发表了“三访江村”的学术报告。随后我国有更多的社会学者出国访问考察、学术交流，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英、法、德、苏联、匈牙利、荷兰、瑞典、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1989年到1991年我国社会学界与海外的交流相对沉寂了些，但是自1992年后这种交流重新展开，1995年亚洲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预示着我国社会学对外交流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的趋势，为我国社会学与国际社会学界提供了更广的学术对话平台。与此同时，大陆社会学工作者与港台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每年不但有人员相互来访，而且还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学术研讨活动，共同撰写学术文章或著作，促进三地两岸社会学共同繁荣和发展。
更重要的是我国每年都有一些学生到国外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等，目前已经有不少人已经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些人已经学成回国，开始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学界科研和教学队伍中重要的力量。还有一些虽然学成但没有回国的社会学人才，也为我国社会学与国外社会学界开展交流起很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把国外社会学中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加快了我国社会学与国外社会学的对话，更重要的作用是大大缩短了我国社会学教学研究与国外的差距。
中外社会学交流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大量国外社会学著作、文章和刊物被译介到我国来。根据世界通常的经验，一个国家的社会学发展要经历过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概念的译介、应用和创新三个阶段，而我们认为在这二十年中我国社会学已经走过了1.2个阶段左右。在这个过程中，译介国外社会学著作和刊物则是重要的活动内容。迄今为止，国外几乎所有著名的社会学家的著作和文章都被译介过来，得以发表，即使有的文章和著作没有能够来得及翻译过来，但也或多或少地被介绍过来，以至国内有些社会学学者对本国同仁的文章和著作的了解还不如对外国同仁的著作和文章的了解多。国外各种社会学流派的理论基本上被我国社会学界所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内部刊物《国外社会学》是一份专门介绍外国社会学研究最新动态的杂志，成了我国引进和消化国外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论坛。目前许多国外社会学理论一经被译介过来，不但成为我国社会学界讨论和引用的对象，而且也成为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争相引用的理论。
（三）、社会学调查研究
20年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在译介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对我国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使社会学从一个不被人们所知的学科，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受到社会重视、关注和欢迎的社会科学。这应归功于广大社会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工作，他们利用社会学关注生活、贴近现实的特长，深入探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出和发表了许多很好的研究报告、优秀论文和著作，或为党政决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资料，或为人起到解困释疑，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增长知识，或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学术参照系，甚至有助于开拓其他学科的研究视野和领域（当然这是双向的，社会学也从其他学科吸取有益的理论和经验）。
在这20年中，我国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范围很广，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的研究课题有：西方社会思想史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我国社会学史研究；现代化理论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研究；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小城镇问题研究；城市家庭婚姻大型问卷调查；民工潮调查研究；乡镇企业与社会发展研究；发展小城镇与城市化研究；农村村落研究；户籍制度研究；单位制研究；中介组织研究；百县市和百村国情调查研究；社区研究；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青少年价值观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社会稳定研究；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研究；收入分配研究；公平与效率研究；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社会经济协调研究；住宅问题研究；贫困问题研究；知识分子研究；妇女问题研究等等。
这些课题研究紧紧围绕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以及如何提高社会学为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能力这样的问题展开，它们不但促进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提高，而且大大开启了公众的视野、思维，为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方法和建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第一，从社会学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在确立社会学在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地位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学科体系、基础理论和调查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在社会学重建初期，费孝通教授便率领一批社会学工作者，在研究资料短缺和人才缺乏的情况下，就着手编写《社会学概论》，尽管从现在看这本书很不成熟，但是它却在确立社会学在我国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地位上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学在许多基础理论方面都取得重要的进展，至少不再像初期那样存在缺少社会学理论的现象。首先，目前我们至少有了一个系统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在社会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认识论等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初步界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框架、功能和定位等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上获得了进展：比如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学者积极开展现代化理论研究，对现代化内涵、现代化与西化、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条件、我国现代化进程以及面临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等问题做了广泛探讨；又如从8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学界就开展我国社会转型研究，提出了颇受各界重视的社会转型理论，该理论将我国社会结构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转变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变做了比较研究，在指出了彼此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方面的同时，特别看到我国社会结构转变的特点，即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交织在一起、城市化主导趋势不是城市辐射农村而是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小城镇化等等。最后，社会方法研究涉及到各种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特点、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它们与其他学科方法关系以及方法论等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专著，聚集了一批研究人员，他们具体深入探讨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问题、统计方法在社会调查中的应用问题、计算机在社会调查中的应用问题、尽可能避免社会调查中的误差问题等重要方法问题，使我国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第二，在这20年中，我国社会学开展了大量的应用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大大地扩大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社会上的影响，增加了社会对它的需求，反过来巩固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
(1) 小城镇问题的调查研究
80年代初期，社会学刚恢复，费孝通教授就亲自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仁，对改革后的农村发展问题开展了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研究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大发展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下一步就应该重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以此推动乡镇企业发展，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这个报告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对我国社会学的今后发展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社会学一恢复，就拿出这样的研究成果，使国家领导人马上感觉到它的巨大现实意义，也使不了解社会学的人认识到社会学的作用。当然，就社会学学科建设本身而言，这一研究也是有重大的意义，当时在社会学专业队伍还比较弱小、基础理论体系还很不完备的情况下，费孝通教授抓小城镇问题的调查研究，抓住了社会学发展的主线，在研究程序上从典型调查开始，循着从个别到一般、从定性到定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这样一条综合研究的路子，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从实证研究上奠定了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也为我国社会学界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的踏实学风树立了一个榜样。
（2）家庭婚姻研究
社会学恢复不久，家庭婚姻研究就被列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雷洁琼教授的领导和主持下，1983年“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开始启动，参加的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经济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这一课题是我国社会学重建以后开展的第一个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获取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以及《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等一批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了我国城市家庭消费、家庭生育、家庭教育、家庭老年赡养、家庭网络、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的未来等方面内容。在这一课题研究的昭示下，1985年和1987年两项全国性的农村家庭婚姻研究得以进行。目前我国家庭婚姻研究不仅有了一研究人才，而且还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杂志，成为我国社会学中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
（3）社会转型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者从二、一、三的排序到1995年演变为二、三、一的格局，与此相应的是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大量增加，农业的就业人数在减少。这样的变化直接带来我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分化加速，社会多样性增加。国外社会学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概括，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的概念的理论。这一理论与我国20来年的社会变迁比较适合。最早用这一理论来研究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陆学艺教授和景天魁教授（见他们主编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一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
我国社会转型有着明显的特点。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伦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还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就是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并存。对我国社会转型的研究表明，我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以及之所以还存在许多问题，都与我国正处在这样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在结构转型期，国家与市场成为两个很活跃的发展推动力量，促进了我国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在这样的转型期生产生活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动，会像已经实现现代化社会的国家那样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家庭破裂、离婚率增加、社会风气等），另一方面体制转轨产生了价格双轨、民工潮、买卖户口等特有的社会问题。社会转型理论为我国社会学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视角，已经受到社会的肯定。
（4）现代化理论研究
现代化问题是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因为我们正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之中。社会学是以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和阐述现代化问题。我国社会学对现代化研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翻译国外现代化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开始，随后转入描述性的介绍，再到深入的分析，由研究国外的现代化理论转到研究中国现代化本身，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理论、中国现代化过程及各阶段的特征、中国现代化的环境和机遇、以及中国现代化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和因素、中国现代化应采取的战略和步骤。刚开始，只有少数人参加这一领域的研究，80年代中期后，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工作者转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涌现了一批专家，如北京大学的孙立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琢等。
（5）农村社会和农村发展研究
小城镇研究也是农村社会和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社会学界在深入小城镇研究的同时，不断地开拓社会学对农村研究的领域。农村问题和现象的调查和研究一直是我国社会学界最关注的，是我国社会学的传统，老一辈社会学界有不少人，都是研究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这一情况在最近的20年中仍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受到我国社会学界的重视，成了最热门的调查研究对象，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为丰富的。这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在我国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可以说我国现代化的最关键问题不是城市问题，而是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如果没有9亿多农民的现代化，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而且我国农村在现代化变迁中处于变化最激烈、最明显的时期，传统与现代在农村的交互作用最为明显，这为社会学调查研究提供千载难逢的良机，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流派得以产生的最肥沃的土壤，也是我国社会学界为世界社会学发展最有可能作出贡献的领域，所以，它不仅吸引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大量涌入该领域研究，而且也吸引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到我国农村进行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研究。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学界对农村的研究范围涉及到农村的家庭婚姻、基层组织、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家族和宗族、农民工、社会分层、社区、消费方式、宗教、扶贫、村庄重建、共同体、生活礼仪、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6）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到本世纪60年代，人类社会发展观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从重视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如何从定量上把握这一发展，社会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1966年美国社会学家首先提出了社会指标这一概念。从此，社会指标体系研究迅速展开，很快取得了成就，并立刻在实际中得以应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专门在其年度报告中采纳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的许多成果。我国社会学界虽然对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晚，始于1980年，当时国家统计局首先提出了社会统计问题，不久便成立了社会统计司，于1985年发表了我国第一本《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年“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社会指标研究”列为重点课题。朱庆芳等研究人员从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他们不但探讨了社会指标所依据的理论，而且还运用所取得的社会指标成果，对人口在100万以上的100多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计算出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这些国家中的位置，即排列第68位。这一成果一经发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课题组还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做对比研究，其研究成果颇受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的重视。课题组随后几乎每年都发表我国社会发展指标研究成果，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社会指标体系研究不仅大大推进了我国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而且使社会学更加受到社会的重视，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领导首先是从这里开始了解社会学。在这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下，许多省市政府开始研究自己的社会指标体系，以提高政府的决策科学水平。
（7）社会调查和国情调查
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学科特点是重视社会调查，当然这种调查不同于一般性的调查，它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并力图来验证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一项，因此需要应用很科学的调查方法，对调查对象作严格的界定和选择。在这里，理论、方法和调查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相互促进和相互提高。
我国社会学研究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历来有重视社会调查的传统。特别是1979年社会学重建和恢复之后，费孝通教授和雷洁琼教授亲自领导和组织了小城镇问题和家庭婚姻问题的大型社会调查，开了风气之先。各地社会学工作者纷纷将社会调查作为自己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根据自己的研究趋向，选择不同的方法，调查不同的研究对象。在调查过程中，一些社会学工作者改进了调查方法，反过来进一步拓宽了社会调查的领域。现在在社会学界兴起的口述史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几位研究者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他们住到农村，请当地健在的老人讲述当年抗日、解放战争、土改镇反、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社化和实行大包干等历史。这种通过日常生活事件及其体验的调查，有助于更深和更细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历史和现代化的进程，更显示出社会学解构社会的学科优势。
另一大在社会学上具有创新意义的社会调查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组织的国情调查，其规模之大，可以说在中外社会学史上也是少见的。该课题于1988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被列入“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课题，具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执行。从1988年到现在，全国有3000多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调查了119个县市1949年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的情况，访谈了约2--3万个干部群众，对3万多农户和城镇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了105个县市的县情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用了8年时间，出齐了这105个县市的调查报告（每县一卷），总共4000多万字。这105个县市遍布全国各省市（除台湾外），县可以说是我国最完整的一个基层社会单位，具有整体反映我国社会经济情况的特点，尽管各县之间的情况差别比较大，但是，这仍然掩盖不住县市的基层社会完整性特点，何况各省市都有县市进入这个调查研究范围，因此百县调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现实性。全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研究中国国情的重要参考书，受多方摘引。因此这一调查成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荣誉奖。在这个基础上，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正在开展百村调查研究，该调查在借鉴百县调查的经验基础上，提高调查的科学规范水平，即不但要真实地记录百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轨迹，而且还强调记录的学科规范性。如果百县市调查是从中观层面了解我国国情的话，那么，百村调查则是从微观角度更深更细地了解和认识我国国情。
（8）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的研究
如何分析和预测社会形势，是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社会学参与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形势的研究和分析，在战争年代重视军事形势的研究和分析，在建设时代则重视国家农业、工业甚至社会稳定形势的分析和把握。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我国社会问题不是在减少，反而在增加，更需要把握新条件下的社会形势状况。不过，过去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进行研究，所以对社会形势的把握和认识容易产生错误，以至于实际上现实中本来不存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反而认为存在这样的形势，从而偏离了社会发展的真正方向，热衷于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运动。到了九十年代，伴随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社会的复杂性不断增加，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了全国上下普遍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开展我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研究，具体由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和实施。
从1992年夏天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院内外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着手研究当年我国的社会发展、改革和稳定等方面的社会形势走向，并对下年作出相应的预测。1993年课题组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社会形势蓝皮书，马上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以后每年出版一本，到现在已经出版了7本。从第一本印刷6000册到现在增加到3万册，其受欢迎程度在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各界了解全国社会形势的比较权威和读物，上至中央下至县级干部都很重视该书。现在一些省市（如湖南、吉林、辽宁、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等）也都每年组织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编写本省市的社会形势蓝皮书，引导社会各界和党政领导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形势，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当然，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不限于以上几方面，对社会和学科建设产生很好影响的也不只是这几项。比如，在这20年时间里，我国社会学对单位、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乡镇企业、国有企业、住房、知识分子等等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都带来很好的学科和社会效应。一些社会学工作者通过对单位的研究发现，单位是我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细胞之一，单位保障是我国社会特殊的保障形式，单位在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和分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改革前城市分化的基本特征是一种行政分化，一个人的地位不但取决于自己个人所处的行政级别，而且还取决于其所在单位的行政级别，改革后，单位在城市社会分化中的作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加强和扩大，因为单位权力在改革中被扩大，而单位内部的差别却在缩小，单位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收入、地位以及生活条件等，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城市社会的分化。一些社会学工作者集中研究了国有企业的凝聚力问题，认为企业的凝聚力是一种群体凝聚力，表现为企业对职工的吸引力和职工之间的相互吸引力上，增强国有企业的这种凝聚力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个关键环节；还有一些社会学工作者集中关注国有企业中的下岗人员现象，做了大量的调查，提出了一些与经济学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总之，社会学应用研究不断地拓宽范围，挖掘深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提高社会学的学科水平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学的社会影响和作用，使社会学与我国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强化了该学科的本土化特性。
三、社会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经过几代社会学工作者的艰苦努力，社会学科研成果大量涌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越益越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一、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的传播及研究成果的普及和应用，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社会、认清国情、分析形势提供了一个独特并有说服力的视角，提高了政府部门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对全面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社会学工作者对现代化理论、社会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表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要素。只有考虑到诸构成要素的全面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各种情况，才能持续协调地发展，才能有高效益和高速度的发展，才能避免或尽量避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的这些研究成果，在提高全社会对社会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产生了积极的效果。1982年，国家在制定六五计划时，明确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此成为惯例，把原来的经济发展计划变为除经济发展以外还包括了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发展的系统计划。与此相适应，政府中主管社会发展的部门和机构也相继成立，国家计委成立了社会发展司，国家统计局成立了社会统计司，国家科委（现改为科技部）成立了社会发展司，民政部成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研究所，还成立了社会工作与社区服务研究中心，公安部、监察部也都成立了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机构。1998年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社会保障部。此外各级政府在制订发展战略和工作计划时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抓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的观念，树立了全面整体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
第二，社会学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决策过程，直接为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社会学重建以来，广大社会学工作者对我国在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被直接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如小城镇问题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分析和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制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计划的重要依据。又如从1983年开始，天津市委托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统计部门，在天津市进行“千户（问卷）调查”，主要内容是居民对市政府前段工作的评价和对以后工作的期望。调查成果成为天津市政府改进工作的依据。这项“千户调查”已坚持多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再如对农民分层的研究，提出了农民已分化成8个阶层的结论，此项研究被农业部农研中心采用，他们依照这个分析框架于1994年对全国农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初步弄清了农民分化和流动的现状，为有关农业决策提供了认识前提。另一些专项调查和研究，如家庭婚姻、人口控制、扶贫、民工流动、青少年犯罪、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其研究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实际工作部门所吸纳。
第三，社会学的发展为调查社会，认清国情、地情提供了新的调查方法，对提高社会调查水平、质量和扩大调查范围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社会学有其一整套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规则，如问卷调查方法、参与观察方法、抽样方法、数据统计分析方法、预测方法和计算机使用方法等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工作者逐步掌握了这些方法和规则，并尽可能地使之中国化，同时将其推广应用到社会各界（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学科）。一些现代科学方法比如计算机应用于分析处理调查的资料和数据，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对社会调查和研究的科学性以及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分析预测的准确性，使社会学调查研究取得了更好、更多的成果。如百县（市）情调查这样的大型调查，就使用了社会学调查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社会学的发展为社会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以及做好社会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逐渐分离，社会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管理是涉及多种社会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分需要社会学知识的帮助。这些年来，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在制订发展规划和进行科学管理时吸收了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在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工业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体育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医学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等分支学科与相关社会管理工作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五，社会学知识在干部、群众中的普及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本质上讲，社会学是研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它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强调和谐和协调发展。随着社会学知识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人们处理各种关系的水平相应提高，生活方式也更加科学。
第六，社会学研究成果和知识已逐渐地为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借用，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以此共同为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科学支助。比如目前经济学在社会学的启发下十分重视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借用了许多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加深了对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研究，增强了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总起来看，18年来，我国社会学发展相当迅速，成绩相当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社会学的发展适应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需要。恩格斯说过，社会需要，比办十所大学的推动力还要大。社会学本来就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也将伴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得以成长和发展。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呼唤着社会学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发出了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了要加强社会学等学科学习的号召。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正是适应现代化事业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这是社会学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社会学健康发展，得益于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针，这就是社会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学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在社会学重建初期，费孝通教授曾作过明确的阐述，他说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建国以前的社会学简单恢复，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但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坚持了这个方针，保证了我国社会学事业的发展。
再次，中国社会学在重建过程中，既重视了理论研究，又加强应用研究，坚持了一手抓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建设，一手抓社会调查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方针。这本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我们树立了的榜样。在他们的带动下，这一正确方针得以实行和贯彻。正因为这样，社会学重建不久就在社会上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社会学本身也发展了起来。实践证明，为现实服务，为现代化实践服务，是社会学生命力之所在。
在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额对待各社会学理论流派和方法，不盲目地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使其为我所用。这些年，社会学界同国外同行的合作、交流很多，在这些交流和合作中，我们都能坚持洋为中用、以我为主的方针，所以，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和发展总的来说是健康和有序的。
四、社会学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发展前景
尽管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我国社会学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取得可喜的成就，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我国社会学发展仍然落后于国外许多国家的社会学，仍然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建设对社会学提出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的要求，也就是没有能够快速而有力地解答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和新现象。在行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将有更多的社会问题和现象等待着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来求出有力的解答，但是以我国目前的社会学实力显然还难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尽管当前我国社会变迁迅速，社会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给社会学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难得机会，但是摆在面前的任务也将更加艰巨，任重道远。
我们首先应该正视我国社会学发展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和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量力而行，也才能有的放矢地尽力而为，既避免盲目悲观，过低地看待自己，又要防止狂妄自大，准确地把握和了解目前我国社会学的真正实力和水平。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社会学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在我们看来，主要有这样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学理论解释模式。尽管目前我国有一批社会学工作者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是，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仍然偏重于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缺乏重大的理论创新，更谈不上创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或理论流派（当然，这个任务不是理论研究单独所能完成，必须要结合实证和应用研究才行，但是理论研究却是重要的基础）。而在引进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还缺乏系统性和及时性，例如在对一些著名社会学家或社会学流派的理论介绍上只关注其中的某个方面，而忽视了一个人或一个流派的理论的前后连贯性和系统性，表现在翻译著作上只选择其中的一二本专著，进行介绍，一些著名社会学家的许多代表著作迄今还没有被译介过来。我们在上文曾指出过，我国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处在1.2和1.3阶段，即处于介绍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概念，并试图用其中一些概念和理论进行实证和应用研究的阶段，但是对许多理论及其概念还有待继续消化并转化为自己的真正话语，离形成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还有很长的距离。
第二，我国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低层次、低水平的社会学研究和调查层出不穷，从而也限制了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能力。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强有力支持，特别缺乏一些中层理论的支持，许多社会学研究课题研究仅仅限于社会现象的描述，未能形成高层次的理论模式和概念，这也反过来影响了我国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同时，目前我国许多社会学课题研究低层次重复比较多，缺乏学术积累和递增，彼此缺乏有效的学术衔接，成果共享程度以及可比较程度低，更难以与国际社会学进行有效的学术对话，还有一些研究缺乏理论假设，多为事后归纳总结，缺乏深入的分析，所以我国社会学存在着似乎研究成果很多但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甚至实用价值的东西不多的现象。这都与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密切相关。
第三，许多社会学分支学科研究相当薄弱，跟不上我国现代化建设对社会学提出的紧迫要求。比如，经济社会学和医学社会学等在我国可以说很不发达，限制了社会学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参与作用，而其他分支社会学虽然有了一定研究，但是也没有理想的发展成果。在发达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分支社会学学科目前已经达到167个细科[1]，而在我国，目前还只有几十个细科。
所以，我国社会学面临着艰巨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以及解决我国社会发展变迁现实所提出的新课题的双重艰巨任务。当然在完成这双重任务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一方的进步将大大促进另一方的进展，但是一方的落后将阻碍另一方的发展。暂且不说前者，就拿后者来看，我国社会学要完成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从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来看，可以说，当前我国在世界各国中是最能给社会学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当然反过来说，这也是我国社会学所面临的艰巨历史使命和任务。从我国社会学界目前正在进行和关注的课题来看，我国社会学大体上面临着这样几方面的研究任务：
1、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但跟不上我国社会变迁的脚步，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瓶颈环节。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我国城镇实行的是单位保障制度，其前提是单位不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仅仅是执行国家利益再分配的一个环节，但是在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情况下，单位已经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单位之间的分化日趋明显，一些单位本身面临着生存危机，但同时单位保障水平相对过高，已经成了许多单位（如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当然单位保障制度还存在其他一些明显致命的缺点，比如它覆盖面小，不能对没有单位的人给予保障，同时阻碍人员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之所以难以取得有效的结果，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密切相关。而过去我国农村基本上是延续的是传统的家庭保障制度，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合理，这种保障制度在不存在社会流动和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还是有一定的效力，当然也有些家庭由于过于贫困，谈不上家庭保障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社会流动日趋频繁，市场经济和非农经济越来越发展，与此同时社会风险也越来越大，仅仅依靠家庭保障已经远远不够了。目前我国城镇许多改革迟迟无法有效地深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密切相关，而我国农村发展以及城乡关系的调整迫切要求建立适合我国农村和城乡不变迁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究竟如何改革我国现有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一套适应我国发展水平、特点和结构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不仅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而且也关系到在我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因为健全、有效和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稳定机制。在国外，社会保障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为政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我国社会学虽然也开展了这方面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提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模式，并从理论上给予有力的解释。这还需要我国社会学做更艰巨的努力。
2、城乡关系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迁是相当明显的，从过去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演变为城乡相互交流的格局，但是不能不看到许多造成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以及相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还存在，甚至还根深蒂固，显然与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很不适应，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否则显然会限制我国现代化建设，因为大家不难想象一个绝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或者生活在农村的国家，怎么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呢？
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关系变迁成了当今世界最有学术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应该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沃土。我国城乡关系变迁涉及到传统与现代、单一性与多样性、结构分化与社会流动、民间与国家、城市化等等一系列极具前沿性的社会学学术问题。
我们在前文曾提到过，自从社会学进入我国后，农村和城乡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同样自从1979年我国社会学恢复之后，我国社会学再次把第一关注点投向我国的城乡关系（如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小城镇研究）。到现在为止，我国社会学在对城乡关系的研究上确实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还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从这一领域研究中诞生出我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当然我国城乡关系还没有理顺，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还有更多的新问题涌现。我们相信，我国城乡关系仍将是我国社会学重点开垦的领域，如何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城乡关系，也是现实对我国社会学提出的要求和挑战，社会学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且也能做到这一点。
3、阶级阶层问题研究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机制和利益关系也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此带动我国城乡居民走向分化和重组，各种新的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不再局限于过去那样的工农商学兵、农民工人干部这样的阶级阶层结构了，他们之间的职业、收入、地位、身份、权力、声望、认同乃至价值观念等都发生明显的变化，比如，同样是工人，过去只有国营企业和城乡大集体企业的工人两类，他们之间的收入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经过20年的变化，现在工人内部的差别相当大，既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又有乡镇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外资和独资企业工人，还有许多农民工等等，即使是国有企业工人，还分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不同工人之间的差别相当大，就是同一个企业中的工人差别也相当大；同样是农民，现在他们的异质性程度相当高。这种情况向我国社会学提出许多尖锐的、极富挑战性的研究问题：我国当前存在不存在明显的阶级阶层？如果存在，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社会学是否能将他们分类出来？20年来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发生分化和重构？怎样说明当前存在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这样的分化和重构预示着怎样的社会发展和变化趋势？如何判断这样的现状和由此而来的变化趋势呢？各种阶级阶层理论在我国当前的阶级阶层变化面前是否受到挑战？是否需要我国自己的阶级阶层理论？或者说，会不会产生我国新时期的阶级阶层理论？
我国社会学对当前我国阶级阶层情况也做了许多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还没有有力地解答了上述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在对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但是我们看到，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面临着许多理论和实证调查的困难。
4、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自80年代以来，“保护地球”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较科学地界定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变得十分突出和严峻，许多地区采取的粗放性经济发展战略，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尽管我国采取了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但是人口增长还是相当快，人地紧张日益突出；尽管我国城市发展相当快，但是城市管理远远滞后，空气污染和缺水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危险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城市发展。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等等各个方面，因此需要通过综合研究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对策和方案。社会学虽然进入这个领域的时间比较晚，但是提出了许多看法和对策，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目前一门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已经诞生，有一些社会学家和工作者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是我国社会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但没有跟上世界的研究步伐，而且也很不适应我国发展的需要。如何推进我国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以适应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要求，这一任务已经实实在在地向我国社会学界提出来，当然也是给我国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中提供了一个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
5、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与战争、生态恶化等问题一同，成了当今对人类危险最大的问题。目前世界上有10亿多人口正在面临贫困的危险。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在减轻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骄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尽管我国政府曾雄心勃勃地承诺到2000年基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贫困不仅仅只包括绝对贫困，而且还包括相对贫困。目前我国除了农村地区还有近4200万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城镇地区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由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会很快消灭贫困现象（尽管我们希望尽快消灭它），它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原因，而且也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学应该研究究竟是那些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是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效应，政府和社会的扶贫行动和传递系统如何，如何解决脱贫了又返贫问题，如何防止贫困现象的蔓延等等问题。贫困问题历来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我国社会学更应该关注它，把它放在我国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大框架中进行审视、研究，并寻求有效的扶贫对策。
6、下岗与失业问题研究
下岗和失业与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人一旦下岗或失业，就最有可能面临着贫困的威胁。在城镇地区，下岗和失业几乎成了贫困的最主要原因，甚至成为贫困的代名词。随着我国城镇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许多工人要下岗甚至失业，目前下岗和失业成了我国城镇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不完全估计，当前我国城镇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高达两千多万（更有人估计他们多达三千多万）。这可以说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一个很庞大和特殊的群体和阶层。如何对待他们，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问题。根据现有的经济情况，靠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是马上能见到效果的，要解决他们的下岗和失业问题，首先要把握他们的社会特征、人口特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情况，然后才能找出社会经济综合解决方案和路径。因此，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很需要社会学参与对下岗和失业问题的研究。
7、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科技在本世纪各国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最近的20年时间里，科技的作用更加明显，各国已经看到在当今国际竞争中胜败的决定因素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技实力的较量。科技的发展不仅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实力，而且也已经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结构。为此，社会学纷纷开展有科技带动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虽然我国的科技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科技的发展已经无时无刻不再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实，比如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了立杠见影的效果，仅仅在三、四年前我国的网民还寥寥无几，但是到今天已经发展到200多万之众。我国政府已经把科教兴国定为基本国策，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科技究竟给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带来什么？如何促进科技发展？如何防止科技的副作用？科技使社会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等等问题，不是科技本身所能解决和回答得了的。这迫切需要社会学介入对这些问题研究。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社会学对这些的问题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当我国经济学界在热谈知识经济的时候，我国社会学界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声音，这种状况不但不利于着力关注社会现实研究的社会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更不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如果社会学不能关注社会的最新变化和发展，那么作为一门学科，它就有可能面临生存的危险，当然这种危险显然也不利于社会发展。
我国现实社会向社会学提出的研究任务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确切地说，我国社会处在如此激烈和快速的变化之中，对社会学提出的研究课题那是非常之多的，难以穷尽。这为我国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研究空间。展望未来，我国社会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将会迎来更大发展的时代，也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学科地位上将有可能成为综合研究我国社会变迁的一门大学科，在学术建设上将越来越趋向规范化，同时在国际学术关系上通过提高本土化水平的过程，增强了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诞生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流派，以至在国际社会学发展中发挥一定的话语主导作用。
首先，我国现代化建设给我国社会学向大学科方向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到目前只有160多年的时间，但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它的成长却是相当的迅速，以至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成了一门从业人员仅次于经济学的很重要的社会科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是在理解和研究现代化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成长起来的，反过来可以说它是现代化这块沃土上长成的一棵大树。我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至今，还只有20年，但是其发展势头却是相当地快的，且不说学科建设成就，就拿社会对它的认识而言，现在已经开始超出许多老学科，成为社会各界所不断提起的一门学科，这也是由于它的关注和研究与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现代化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性，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也没有明确的具体界定，但是它的一些主要特点却是被人们所认同的，如社会的多变性、变化的快速性、复杂性、难以预料性等等。现代性的存在在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多样选择的同时，也给人们秩序以及社会稳定的认识造成严重冲击，不仅如此，还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带来各种各样的张力、矛盾和整合问题。社会学正是力图通过对现代性的解读，使人们把握变迁的现实和现实的变迁以及由此相随的社会秩序和稳定问题。所以，社会学赢得了人们的需要，也提供了认识社会的钥匙，因而获得了迅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同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现代性问题，而且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背景不同，我国的现代化不但面临着发达国家现代化后所存在的外部压力，而且也存在着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压力，在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平衡、公平与效益、变迁与稳定、竞争与就业、城市与乡村等各种关系。显然，社会学对这些关系的研究具有许多优势，比如整体性优势、系统性优势等，但是我国社会学研究还没有完全胜任现实的要求，今后的研究在不断开拓研究领域的同时，还要拓宽宏观研究视野，加强对分支学科的统合能力，使我国社会学成为一门大学科。
其次，大学科地位的确立除了巨大的现实需求外，还有赖于我国社会学自身学术建设，特别是有赖于学术研究规范化水平的提高。虽然规范化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至少要体现学科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特征（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盖.劳丹的观点，按另一位美国科学哲学家科恩的看法，那就是要有自己的范式），具体到社会学这门学科上来，应该包括这样几方面：第一，应在社会学学科的前后传承的关系中确定要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经验问题，按流行的话语，那就是要树立学术问题意识。“科学中形成的问题必须放在整个学科探索事业的背景中才能被理解。”（H.西蒙的话）[2]这要求：一方面任何研究问题（包括理论和经验问题）应该是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背景中引申和生发出来，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该对社会学的发展是有意义、有价值和有贡献的。显然，作为每个社会学研究人员，显然也会追求这样的学术意义。第二，要显示社会学方法论的特性。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要求，在社会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开展有严肃的研究。第三，营造平等的学术对话共同体。在学术研究上要消除文化霸权，提倡平等对话，当然这种对话应是具有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切忌学术泡沫和学术炒作。实际上，自从我国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以来，我国社会学界没有放弃对学术规范化的要求，但是规范化只有在不断的研究中才能得以提高，这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努力逐渐提高的问题。相信经过我国社会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我国社会学的规范化水平将会越来越高。
再次，我国社会学的队伍也有待扩大。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对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学队伍建设还处在自发的状态。例如全国还有约半数省区的大学没有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内蒙、河北、河南、山西、江西、新疆、宁夏、青海和西藏等在这方面还是空白，这些省区中有的连社会学科学院也没有社会学研究所，即使有，因为没有专业人才的补充，科研队伍却相当薄弱这同当前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很不相适应。这需要联系有关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学队伍的建设和扩大。就目前社会学的整体队伍而言，社会学的队伍需要发展和提高，这么大的国家，只有3000多人的社会学科研教育队伍是远远不够，满足不了现实需要的。
最后，迄今为止，我国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主要还是引进版，属于西方话语系统，但是我国社会学要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那么非要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相应的话语系统不可，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本土化过程。我们主张本土化，并不是不管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整个规范系统，而是在遵循普遍的规范原则基础上，在理论、规范上有所创。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快速的社会变迁，确实为我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就拿研究方法来说，各国社会学研究之间最有共通性，但是我国的社会的特殊性却使许多被公认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失效，这就需要我国我国社会学在研究实践过程中寻求更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研究方法；至于在各个层面的理论创新，那更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相信，经过我国社会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本土上将会涌现一批世界性社会学巨著，产生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和系统理论，从而不但扭转当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不平等的对话格局，而且还为世界社会学提供一个具有主导性的话语系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就可以建立起来。
(1) 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丁.孔德（Auguste.Comte）于1838年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第一次提出来社会学一词，但真正使社会学获得学科地位的是另一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2)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页。
(3)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2页。
(4) 参见王康《中国大陆社会学的重建》，《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3页。
(5)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页。
(6) 《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181页。
[1]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1997年，第322页。
[2] 、转引自劳丹的《进步及其问题》第13页，华夏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