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父母和老师的深远影响。如果说父母主要影响个人的早期生活，那么老师的影响通常是在上学之后，有些影响甚至会延续一生。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从小学、中学时代，到大学、研究生阶段，都曾遇到过不少优秀的老师。他们传道、授业、解惑，不仅启迪我智慧，而且塑造我人格，给我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陆学艺老师——不仅是因为作为我的博士导师，他的职称、职务和学术成就在我的所有老师中属于独一无二的；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为人处世、道德文章、治学精神，是最值得我们称颂、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是最值得我们骄傲、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在我原来的想象中，陆老师是高不可攀、难以接近的。早在1980年代后期，我还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曾经参加过陆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国情——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又是全国性大型课题的负责人，我和周围的同事都对他崇敬有加、仰慕不已，但始终没有机会见面。出于景仰之心，也为了争取有更多机会向陆老师求教，我于1991年初决定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在报名之后，我冒昧写了一封信寄到北京，试图向他了解一下复习范围和参考书目之类的问题。然而，那封信犹如石沉大海，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复。在望眼欲穿、有点失望之际，我开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想陆大人是不是压根就没把我这个边远地区的小考生放在心上？或许他已经在中国社科院就读的硕士研究生中“内定”了人选？我甚至主观地想象，他可能是那种冷峻严肃、人情淡漠、难以接近的教授。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有一天突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位学术秘书打给我的。他在电话中说，陆老师委托他告诉我，我的信收到了，由于太忙，加上有规定不可向考生提供考试信息，所以没有回信。他还说，招生坚持择优录取原则，只要认真备考、成绩优秀，就有希望被录取。
接过电话之后，我心中的疑虑和猜想顿时烟消云散。由于那个电话，陆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而可亲，我对他的尊敬和仰慕更加深厚；由于那个电话，我考取他的博士研究生的动机更加强烈，信心也更加坚定。
1991年秋，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陆老师当年录取的三个博士研究生之一，彼此之间的师生情缘自此开始。师从陆老师三年，以及在此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获益颇多，受益匪浅。
陆老师带给我们的，首先是家庭般的温暖和父亲一样的关怀。入学不久，陆老师打电话让我们同学三人一起去他家过周末，顺便安排近期学习计划。当我们走进家门，看到餐桌上已摆好香味扑鼻的饭菜，客厅的茶几上还摆着各种水果和干果。师母笑容满面地站在客厅，陆老师穿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招呼我们入座吃饭。那时学校的伙食不是太好，我们三个同学的家都在外地，能够吃到导师和师母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心里十分高兴和感动。临别时，陆老师说：“以后你们每周末都来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吧！”导师盛情，学生随意，在三年学习期间，我们几乎每个周末或节假日都去“蹭饭”，有时他和师母工作太忙就两周去一次。我们仨师兄弟每次从导师家酒足饭饱后回到研究生院，其他同学总会投来羡慕的眼光，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待遇”，在社科院是不多见的。如果不是导师和师母具有父母一样的仁爱之心和宽厚胸怀，哪个学生能够获得如此待遇呢？
二十多年前，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难免会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境，导师和师母的关爱使亲情缺失的我们获得了某种心理补偿，每次去导师家都有回家一样的感觉。如今，我们已在北京安家多年，年近八旬的导师尽管既要忙于课题研究和社会工作，又要照顾患病的师母，他仍然经常关心着我们，把我们这些已为人父的学生当作孩子一样看待，每次见面都会嘘寒问暖、谆谆教诲。前不久，我给导师打电话谈别的事，无意中提到我夫人和孩子回老家度假去了，他马上说，就你一个人，自己做饭不方便，今晚就到我家来吃吧。等我赶去，他已安排保姆做了一桌好菜等着我。茶余饭后，他教我如何沏铁观音，如何做鸡蛋肉饺，告诫我过了五十岁要注意身体健康，特别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陆老师不仅始终如一地在生活和工作上关心爱护学生，更为难得的是，他在为人处世、道德文章方面言传身教，给我们树立了值得永远学习的榜样。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主题就是“做人与做学问”。他说，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如果做人做不好，学问做得再大也不行。在他看来，为人处世是第一位的。人的成就有大有小，学问有深有浅，但最重要的是要修身养性，做一个正派人，善待亲朋好友。他教导我们，一定要在做好人、处好世的基础上做学问，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广交朋友，与人为善。他同时又强调，博士不只是“知识广博之士”，而应成为“专士”，即有专长、有专业深度、有独特研究成果的专家。做学问一定要有绝活，有独特的本领和观点，要耐得住寂寞，针对某些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持之以恒地钻研。
陆老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要求学生正确处理好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自己首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一生做了许多大学问、好学问，其成果之多、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学生难以望其项背。对于他的处世之道、治学精神，学生虽耳濡目染、受益终生，但同样望尘莫及。
在社科院学习期间，我曾经陪同他到深圳参加全国社会学年会，之后去当地农村调查。在会上，我发现陆老师人缘很好，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议代表都很敬重他。他的一些老朋友在得知我是他的学生之后，情不自禁地说：“你有机会做陆老师的学生，多有福气啊！”为了进一步证明其羡慕之情是有根据的，他们接着说了一大堆关于陆老师的好话，从人品到学问、从道德到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会后去农村，在几天的调查中，看到陆老师无论对哪一级干部群众，都十分尊重、坦诚、亲切，而他们也对他非常友好。在与农民交流过程中，陆老师总是仔细提问，专心倾听，认真记笔记，还不时微笑着拍一下对方的肩膀，越谈越近乎，越谈越亲热。到了晚上，为了节省经费，或许也是为了体现师生平等，陆老师和我住在一个普通招待所的双人房内（按照他当时的级别和身份，住五星级宾馆的单人套间也无可厚非）。每天回到房间，比他年轻得多的我在经历一天的调查之后早已疲惫不堪了，可他仍然要整理调查笔记和研究心得，一直到深夜才关灯休息，而次日总会比我更早起床，六点多钟便开始伏案工作。
通过那次会议和调查活动，我不仅领略了导师的为人风格、处世之道，也被他的调查方法、研究态度和治学精神所感染。在后来同他的交往中，陆老师始终保持那次深圳之行所展现的风格和风范，在我的心目在中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待人和善、治学严谨、忧国忧民、眼光独到、精力充沛、刻苦勤奋。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陆老师是良师，也是仁者。他对上级、对同事、对朋友、对家人，总是保持亲和宽厚、成人达己的态度。对于学生，他总是平等相待，立己立人，既尽导师之职责，言传身教，又满怀仁爱之心，寓爱于教。在陆老师面前，我们既是学生、弟子，又像是晚辈、子女，有时还像同事和朋友。他对我们既严格，又宽松；既严肃，又宽和；既严厉，又宽容。
既严又宽，亦爱亦教，这是良师的态度，也是严父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