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3日早晨，北京的天空又一阵灰霾，导师陆学艺先生突然匆匆走了。先生平时说那么多话，写那么多书和文章，此时却一言不发地走了，让我们从一阵欢乐中突然沉浸到无限悲痛中。

先生一走，新中国第二代社会学家陨落了一面大旗。网友和名家悼念先生，称之为“人民社会学家”（唐魁生）、“我们这代社会学者的精神导师”（孙立平）、“学术贡献不亚于老一辈学者费孝通”（谢寿光）等等。这些评价先生当之无愧。

我记得，今年正月初六，几位兄弟姐妹约好去先生家（已从干面胡同社科院宿舍搬到紫竹院人济山庄住）拜年。我第一个先到，先生继续了他不久前在电话里曾经说过的一件事：叫我调动去北工大（他退休后被聘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这次见面先生还说，你调来这儿也算是解决了北京户口，找好对象结婚吧。先生又说，北京有些单位你想去，我说了不算，现在人家都有自己的安排。我一直说，我的研究水平和基础很有限，去这些地方都比较难；再说现在的工作单位换了新领导，重视学术研究，科研环境、工作条件可能会宽松一些，可能会有个研究平台。对此，先生说：要是你们单位有安排，你也不会来北工大了。时间没过多久，陆续来了几个师弟妹，像以往那样一起聊天、吃饭。午饭后，聊了一会儿，我们撤离，当几人进入电梯间时，先生在外面对我却深情地望了又望，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深望”！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或许先生觉得我不调去北工大，是对他的不支持；或许先生觉得我这么大岁数至今单身未婚，实在让他难受；或许还有其他的想法。但先生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深望，却让我很不安。谁知道，这一深望竟然成了绝望，这一离别竟然成了诀别。因为，后来北工大课题组两次召集会议，我都没像以往那样去参加，去聆听先生的教诲；后来似乎先生也再没有电话过我，我似乎也没有电话过他；只是5月初，我通过师妹周艳，让先生为我申报河北省社会科学特别奖写推荐词和签名。

现在回想起这一幕，我总是潸然泪下。

先生一直挂念我的婚事，包括师母吴老师、一些师兄师姐都先后给我介绍过几个女孩，但都未能成行。大约3年前，听高鸽老师和其他兄弟姐妹说，陆老师对我们兄弟姐妹有两大心愿：一是大师兄樊平评上正高，这在2012年已经解决；二是我的婚事，至今没有解决，真是愧对先生。

我是2005年报考李培林老师的博士，后来被转给陆老师；陆老师觉得我是农村出来的，与他的三农研究很契合，相当高兴。当初转过来，我心里还有点别扭，但跟随先生8年以来，让我受益匪浅。8年来，先生带着我们走南闯北，下基层调研访谈，严谨而仁厚，呵护与训导，无不深深印在脑海里，至今翻腾不已。记得博士论文答辩完不久，先生教导我说：你在我这里学了几年社会学，你也知道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要有一个大的宏观社会背景和视角，不要纠缠那些小问题；以后还得多下基层、进矿山和农村，继续接触了解中国这个社会，多为底层老百姓说些话，不要去争那些虚东西。

2005年下半年和2006年上半年，是我人生中比较艰难的时期。那时候，我刚考上社科院博士，单位一些领导却认为我没有向人事部门申请同意，擅自违反在职读博规定，于是将我的人事工资关系由党办部门转到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挂着，给点基本工资（大约1000元/月多一点），说是让我去读完一年的博士课程。人事处跟我签订在职读博合同，大体意思是“三不”：一不报销学费，二不安排工作（读完后自行找部门接收），三不享受博士其他待遇；但读完后为学校服务满8年，才能提出调离。那段时间，我非常苦闷，因为在北京刚买上新房子，亟需依靠工薪解决月供房贷，生活非常拮据，以至于晚上睡觉都急得心痛。好在2006年初，导师让我参加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课题组，研撰其中章节。这样，跟着课题组研讨，有说有笑，我的心情逐渐愉快起来，逐渐走出了心理困境。

跟随先生外出调研，有几件往事让我感受很深。

2006年暑期，中国农村社会学学会年会，先生带着我们飞往福州，目的是让我们参与研讨和做些服务工作。这是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娃子平生第一次乘着飞机，还是先生给予的机会。这次年会，先生安排我给参会的胡福明教授做服务秘书，陪着他开会、调研和访谈。胡福明先生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初作者，我早有所闻。先生的这次安排，对我是一次难得的向胡先生请教、学习交流的机会；虽然时间只有2天，但胡先生追求真理的个性风格、学识睿智和经历，让我肃然起敬，同样受益匪浅。

2011年，先生先后7次带着我（我参加5次）和其他兄弟姐妹、一些外请专家，下成都调研2003年初以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社会建设问题。这一方面，成都在当时市委书记的带领下，远远走在全国前列，那里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效果非常不错，这与先生等学者的鼓与呼也密不可分。调研主题后来确定为“成都市社会建设研究”，着重从当前全国刚刚拉开时代序幕的社会建设角度，来总结和规划成都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先生执意要我研撰总报告，让我作为成都课题的主要成员。先生有自己的打算：让我调往成都市社科院（与本课题组是合作单位）工作；而且，先生说，已与市社科院领导沟通好，来这边带着一些人研讨成都发展。先生一直认为，成都是统筹城乡发展和社会建设研究的“富矿”，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推广。先生当时给成都方面介绍我说：小颜是湖南人，适合这边的生活环境，写东西比较快。当然，这件事后来因为成都方面的人事变动和形势变化，最终未能成行。那时候，说调往成都，我心里也是复杂的，毕竟舍不得离开北京这块学术研究的黄金地，虽然工作单位在京东燕郊这块边缘地带。不过，此事可见先生的诚恳。

在成都调研期间，我们一直住在市社科院的专家楼和招待所。有一次，我陪先生从南昌开完中国社会学年会，直接飞往成都，两人住在市社科院专家楼套房里。我睡得比较沉，先生起得很早。次日凌晨，先生早已起来自己手洗衣服，不慎摔倒，将洗浴间的厚玻璃门都给摔碎了，他的手臂被玻璃划破出血。而我还在沉睡中，居然浑身不知。这事情是后来同往成都的师妹告诉我的（先生电话师妹了给他买点创伤膏贴）。我对自己不会照顾人、不会照顾老人，感到非常懊恼，毕竟先生是年近八十的老人。

在课题组里，先生待我们兄弟姐妹如亲生儿女，各方面严加训导，倍加呵护，尤其站在公平发展角度，为中国社会学事业发现、培养和锻炼人才。

跟随先生这8年里，我先后受他安排研撰如下内容：（1）2007年，主要执笔完成福特基金“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的总报告《协调阶层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2）2007年，参与“中国县域现代化研究：晋江模式”课题的调研，承担第六章《晋江政府管理现代化》的研撰，《晋江模式新发展——中国县域现代化道路探索》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获得福建省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省级）；（3）2007-2010年，参与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研究”，研撰第一章《转型期干群关系的阶层化透视》、第六章《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阶层化转型》（后发表在《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7-8期合编本）；（4）2006-2010年，参与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研撰第一章《人口结构》、第四章《收入分配结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获得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图书奖、2012年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5）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是其中著作《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总报告的主要执笔人、第一章《民生事业》的实际执笔人，该书2013年4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初印，随即被纳入学习贯彻十八大报告的70种读物之一，原定5月9日召开的新书发布会因此推迟到月底，无奈先生却在5月13日离我们而去。

此外，我的博士论文（亦为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报告）是在先生主持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期间和基础上写成的。论文运用先生提出的社会结构思想分析中国60年来的煤矿安全事故，具有视角的独特性、新颖性和多维性。全国社科规划办以《成果要报》形式上报，并受副总理批示，与安监总局领导研讨，被认为对政策制定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前瞻性和战略性。报告获得河北省第12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2年，形成我的专著《煤殇——煤矿安全的社会学研究》。这也是先生教育有方和他的社会结构思想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结晶。

先生不仅仅对自己的弟子倍加关怀，而且对其他广大青年学子和基层干部也总是和蔼可亲、推心置腹谈做人做事，谈社会公平、社会发展和百姓民生。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一是培育和提携几批社会学人才：第一批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人才，目前很多人都在社科院担任研究所负责人，已经成为社科院乃至中国社会学的中坚骨干；第二批是培育自己的第一代硕博士研究生，目前也正在成为社会学骨干；第三批是培育自己的第二代社会学博士生和北工大第一批社会管理博士生，目前正在茁壮成长。二是合力组建中国社会学会，每年召集年会，使之成为聚集全国社会学人才的主要阵地。三是创办“北京市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培育、奖掖和激励社会学人才。四是结合三农问题，并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持续开展全国百村调查。五是带着北工大学子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共同承办北京地区“社会建设月谈会”，研讨交流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社会学学术和社会建设问题。六是即将开启2011协同创新项目“中国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北工大社会学博士点申办、中国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诸多实际问题研究。

每次聚会，先生都难免给我们兄弟姐妹说起他的社会经历、学问经验和学术思想，总是鼓励后学们选准研究方向和研究选题，他将学术方向比喻为“选好对象”。先生最初不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为啥还会饿死人，于是决定研究农业问题，决心成为农村经济学家，解决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改革初期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直到1990年代初期，重点又转向社会学、社会分层研究，带着课题组完成当时富有政治争议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年1月），划分的十大社会阶层逐渐得到社会的共识；紧接着研究出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研究》；于2006-2010年花费4年时间，带着课题组研撰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巨著，先生认为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社会结构不合理；并于2011-2013年期间，先生力主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时代”，认为中国目前处于第三次历史转折时期。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加强社会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经阶段和当前必要任务。

天有不测。先生走得真不是时候，社会建设时代刚刚拉开序幕，《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刚刚成印，一个“2011协同创新项目”刚刚启动，亟需先生摇旗呐喊，带着社会学广大学人大干宏业。先生的陨落，是中国社会学的损失，更是民族的损失。昔日先生的呵护和训导历历在目，激励着我们继承先生的遗志，实现先生的宏愿！

颜 烨

2013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