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身是学历史的，之所以能走上社会学研究的道路，是跟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到江苏省太仓市市委办公室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到太仓调研，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才知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陆学艺研究员与太仓市委合作，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太仓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先生的名声我早就知道，可没想到在江南的一个小城竟然会有先生建的研究中心。从此以后，我便多加留意，希望能见上一面。
太仓市市委研究室的朱汝鹏主任与先生很熟，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对先生也增加了一些了解。知道先生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在农村和基层搞社会调查，他在83年到86年期间，曾经在山东省陵县蹲点调查研究并兼任市委副书记。太仓市是先生较早建立的一个调查点，主要调查苏南模式的发展变迁情况。听太仓市的一些领导介绍，先生对太仓进行长期调研后，对太仓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认为太仓的人口太少，建议太仓人口规模增加到50万，改变人气不足的现象；二是认为太仓的树太少，建议未来再种植50万棵树，改善太仓的环境。对于增加50万棵树，当时太仓的领导表示能够做到。但对于人口增加到50万，太仓市的领导表示很难做到，也很不理解，因为当时太仓的人均GDP排在全国的前列，人口多了会不会拖后腿。因此，他们对陆先生提出的建议没有完全采纳。
2000年我到太仓工作的时候，太仓人口不足对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当时太仓市市区只有一个城厢镇，城市人口10万多一点。初到太仓第一印象是环境好，街道很干净，但同时也感觉不像是个城市。特别是到了晚上和周末，太仓没有可以休闲娱乐的场所，在太仓工作的外商纷纷跑到几十里外的昆山市吃饭和消费。就连太仓本地人也开车到昆山和上海消费。这不仅对太仓的第三产业有影响，而且由于城市太小，吸引不到高端的人才到太仓就业，太仓本地考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也大多不回太仓就业。记得当时，太仓市投资上千万元建了一个博士创业园，建成后由于很多博士不愿到小城市工作，博士创业园基本没起到吸引人才的作用。这时太仓市的领导才意识到太仓人口不足的问题，很多人也想起了当年陆先生对太仓的建议，觉得陆先生的眼光有独到之处。很多人认为当时如果太仓听从了陆先生的建议，现在的发展可能不会与昆山存在如此大的差距。
从这件事情之中，我增加了对先生的敬佩之情，私底下有了想跟先生学习的想法，但当时觉得很遥远。但从那时起，我开始看一些社会学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先生编写的书，我基本上能看到的就买。事情到了2003年开始出现转机，2003年我被太仓市委派到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脱产学习半年，我有了很多的学习时间，看了很多社会学的书。回来后赶上“非典”市里很多活动都停止了，在单位没事可做，我开始了我的考博道路。最终，2003年9月我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如愿以偿地成为先生的弟子。可以说，像我这样在基层工作的人，能成为先生的学生，跟他长期在基层调查，建立起的广泛人缘有关。后来在学习和接触的过程中，更是深刻感受到了陆先生扎根基层的学术风范。
从2003年起，我一直在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这些年中，跟随先生的课题组到四川省大邑县、福建省晋江市、北京市延庆县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每次调查的时间都持续几个月。在调查的过程中，先生与我们一样，深入基层机关、乡镇、村庄，与基层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面对面进行访谈。每次调查结束，先生都会用掉厚厚的几本笔记本，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很是惭愧。跟先生调研有个感觉，就是很累、节奏很快，基本上是白天调研，晚上研讨。在调研的过程中，先生完全不像70多岁的人，走路的步伐很快，我们跟在后面时间长了感觉很吃力。一连几十天的连续调研，也丝毫显现不出疲惫。我想这跟陆先生长期在基层调查，形成的生活工作习惯有关系。
对于做学问，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要立足国情、研究国家的大事，反对空谈。他自己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在讲课或作报告的时候，这些数据可以随口说出，令下面的听众感觉很是惊讶。几十年来，先生几乎跑遍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县市，在调查的过程中，结交了很多基层的朋友。先生每年通过电话，了解各地的天气、农业收成等信息；每年去全国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后，总是千方百计抽出时间到当地基层看看，找当地农业部门的同志聊聊。根据这些信息，先生每年都会对全国的粮食产量进行预测，每次都很准确，与统计的实际数据相差无几。能够做到这点的，在全国的专家、学者之中少之又少。
不扎根基层，做不出大学问，没有胸怀天下的情怀，也不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投入到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调查中去。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生追求是学界的楷模，也是我们弟子们心中仰望的标杆。先生虽然离我们的而去，但他的精神永存，悼念先生最好的办法不是伤心，而是沿着他为我们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
敬爱的老师，您一路走好，但愿天堂里没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没有城乡差别和户籍制度，是一个您穷尽一生精力追求的人人平等、幸福安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