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事奉邓小平复出后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之命，去山西昔阳县参加写作陷于困境的“大寨经济学”编写组。随后，学艺参加的哲学所 “大寨哲学”编写组也来到这里。学部这两个写作组存在时间不长，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不久，就都被裁撤回到北京。不过，由于学艺和我有着在学部“清查516运动”中同属限制自由的“重点审查对象”的共同经历，在大寨对当时基层状况实地观察得到的共同认识，还有对倒行逆施的共同反感，回京以后我们仍然时相过从，怀着对国势的深切忧虑议论时政。在改革开放开始后的30多年里，虽然我们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直相知相重。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一样，是引领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我曾经在《未定稿》主持人林韦的领导下，参加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专著。学艺最热心的则是为包产到户翻案。他的这项工作风险极大，也极为重要。
那段时间，爆发了我国农村应当走后来所谓的“阳关道”（坚持集体经济）、还是过所谓的“独木桥”（实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争论。一方面，在地方党政领导的默许下，贵州、安徽、四川等省的少数地方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央层面并没有放开政策。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仍然要求“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一些人之所以反对放宽对包产到户的政策，是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一贯采取反对态度。特别是他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把搞包产到户提到“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高度，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 “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此后，反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成为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还影响着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的形势下，学艺率先对主流思想提出了明确质疑。1979年6月，学艺和两位同事到安徽调研，亲眼目睹了包产到户地方的喜人形势，也感受到地方面临 “纠偏”的强大政治压力。返回北京不久，他写成《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这一调查报告，指出包产到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受到了绝大多数社员的欢迎，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是退步呢？”鉴于禁止包产到户政策源于毛泽东的指示，他在报告中专辟一节，要求“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格于当时的形势，这篇与主流提法针锋相对的调查报告只是刊登在11月初的《未定稿》增刊，而不是《未定稿》上，但学艺的文章还是不胫而走，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为日后的政策突破做了思想准备。
1980年春，已经取得实际控制权的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经过激烈争论，对包产到户的禁令终于取消。在其后的两年内，全国农村普遍采用土地承包制，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农村的面貌也随之一新。
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变革中，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陆学艺表现了巨大的学术勇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安徽调研报告第一次明确要求重新评价“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随着农村大好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在1984年农业大丰收以后，对农村进一步改革懈怠松劲的情绪日益抬头。即使1985年棉花减产33%，粮食减产7%，也被有关方面看作计划安排的结果，不必过虑。学艺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写成《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指出要避免农业的徘徊、萎缩，发展农村大好形势，有必要“推进农村第二步改革”，“使城乡改革同步进行，互相促进”。他的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上发表后，主流方面认为陆学艺散布“农业悲观论”。邓小平倒是读到了这篇报告，并且在
学艺所说的“农村第二步改革”，核心是“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要点包括“抓紧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承认“农民对承包土地有永佃权”，“实行城乡一体的教育体制”，调整“头重脚轻的财政体制”，真正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制”的困境。学艺的这些建言是建立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的真知灼见，它们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使人不能不扼腕叹息。
1987年学艺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由此进入了社会学界，同样做出了优异的成绩。特别最近十几年来，学艺倾心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他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较早采用现代社会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由来与发展趋向。报告出版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但也被有些人士指责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闹得“满城风雨”。学艺不改其志，坚持拓展这项研究，继续完成《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在他主持的一系列研究中，清楚地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希望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我和一些同道在无锡举办的一年一度“民间商会论坛”商讨与如何建立和发展商会-行业协会这一重要的社会组织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学艺也是一位积极的支持者。我想，这不仅因为学艺是无锡人，更因为他希望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促进我国社会逐步走向成熟。
学艺先学工科，后学哲学，而终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安身立命。他对本土社会科学的落后有深入的体会。去世前不久，他出席了我的《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会上他借用“白马非马”的说法，对社会上有些人至今不把社会科学当做科学的想法和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这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严重落后。这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夏鼐在1978年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在那次会上，夏鼐在深刻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宣传鼓动之间正确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四人帮”不要社会科学研究，只要吹鼓手的做法 “极为荒谬”，要求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打破思想枷锁，坚持客观真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当时主持会议的社会科学院领导也对宣传应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原则表示了赞同。学艺在去世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特别提出我们国家社会科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仍然切中时弊，指出了许多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症结。
2012年，学艺荣获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颁奖辞指出：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承包制实践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对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先后组织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和“中国百村调查”等大型调查活动，开创并长期组织社会形势年度报告的研究与编写。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扩大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诚哉斯言！社会科学家捍卫真理的学术勇气和自觉的社会担当，正是我们要向学艺学习并传之久远的最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