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陆走了。对陆学艺，尽管他大我们20多岁，我们却从来都叫他“老陆”。 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晚辈，沈原和郭于华曾经长期在他手下工作，孙立平也和他相交甚久。但是，我们却都叫他“老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直到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在内心里明白，什么叫痛失一位良师益友。

我们从来也没有叫过他“陆学艺老师”，因为这个称呼透着生分和距离；我们更是从来没有叫过他“所长”，因为这个称呼弥漫着官气。官气和正式都不适合于他。这个看起来没大没小的称呼透着格外的亲切。是啊，如果我们称呼老陆为老师，他恐怕比我们还不自在。为什么会这样，过去没有仔细想过。现在想起来，原因恐怕主要是在老陆身上，这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对我们独特的感召。

老陆去世后，孙立平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老陆是我们这代社会学者的精神导师。这不仅是在学术的意义上，更是在人格的意义上。

老陆豪爽、坦荡、坚毅、友善。我们和老陆一起吃过无数的饭。这是他尽情挥洒的时候，谈笑之间，甚至笑骂之间，你会感受到一股浑然正气。老陆是江苏无锡人，口音很重。然而，也正是从他那一口吴侬软语中，你更能够体会到他那人格的力量。记得在上个世纪的那场特殊事件中，老陆从外地飞回北京，一下飞机，就听到接机的同事说，所里有位年轻人不幸受伤，而且伤势很重。当时的形势严峻而且扑朔迷离。没有时间犹豫，甚至也没有时间仔细思考，老陆凭着他的人性明确表态：“人家父母把孩子交给我们，不幸受伤，只要我当所长，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得给孩子疗伤！”之后，老陆顶住压力和非议，动用经费为他疗伤，并亲自到医院探望伤者。我们三个经常私下里议论，就凭这一件事，老陆就是我们这一生的朋友。

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间里，社会学这门学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社会学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都成了问题。适值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建所10周年，对于要不要办纪念大会，如何办纪念大会，大家心里都没有谱。老陆坚定地表示，纪念大会要办，而且要办得庄严隆重，因为经济发展、国家建设需要社会学这个学科。他亲自去请当时高层领导人物参会，还请来了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社会学恢复重建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建所10周年大会。全国的主要媒体报道了会议召开的消息，向全国传递了社会学学科要继续办，而且要办好的重要信号，稳定了全国社会学的队伍，为以后的学科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谈论起今天社会学的格局，人们经常追忆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渔场会议”。那是老陆在那个非常困难的时间里办的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

那时候，社会学这门学科不仅承受着来自外界的沉重压力，就是在社会学界内部，也有点不知所从。这时老陆提出，年轻人不可因运动而荒废研究，还是要抓紧学科和学术建设。那时正是科研经费最为紧张的时候，住不起昂贵的酒店来开会，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海淀区有一个万泉河养鱼场，那里招待所的费用最低，才8元钱一个床位。于是老陆就召集中青年科研人员到那里去开会，最初是商讨《社会学概论》的设计和写作，因为那时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为了推进学科发展，需要向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们推广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在社会学界小有名气的《社会学：中高级干部读本》就是成型于那里。再后来，又不断邀请北京社会学界的中青年同仁，前来研判社会形势，探讨学科发展。现在北京的一些最有名的社会学者多数都曾经参加过那时的“渔场会议”。这些讨论为后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等重要学术文献奠立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更重要的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凝聚了社会学的研究力量。孙立平到现在还清楚记得，他是当时经常被邀请的“所外人员”，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所外人员”，正是在那时会内会外的讨论和议论中，大家艰难地探索社会学的生存空间和研究议题。由此，才有了孙立平和沈原以及其他一些学界朋友共同推动的现代化研究，探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其中的曲折、受挫甚至崩溃。

对于老陆来说，社会学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社会担当。他关切这个社会与民生，富有正义感，即使在面对某种压力的时候，他勇于坚持。老陆之所以顶着压力做这些事情，显然不是为了他自己----相反，在当时条件下，他做这些事情或许不被人所理解，甚至要承当相当压力的。老陆是为了社会学这个学科，为了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来做这些事情的。他做这些事情没有私心。这些事情，他在世时，我们反而不好说活，怕给老陆惹上麻烦。现在人去了，这些话是一定要说的，为了对他的尊敬，为了永恒的纪念。

说到学问，老陆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是老陆的学问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掉书袋子式的学问。老陆做社会学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为了民生和中国的进步。从他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年轻学生时开始，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就一直是他最关心的群体。他把象牙塔中的学问做到了田野乡间，每年都要跑到农村去调查了解农民生活、农业生产的情况。这些为他日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三农问题”专家奠定了基础。心系农民，是老陆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郭于华清楚地记得，1990年到社科院报到的第一天，在电梯上遇到老陆，老陆说：小郭，你报到了？明天跟我去东北调查“粮食丰收了如何保护农民利益”的问题。行至东北大地，老陆一处处与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直到村干部和农民座谈，细心倾听他们的困难和诉求。音容笑貌，犹在昨日。

老陆以其毕生精力，关注农村社会问题，关注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发展。从早年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章，到后来关于“三农问题”、关于“房改和城市化健设”问题，以及关于当代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一条延续不绝的主线就是社会实践本身，在他的文章中永远跳动着社会生活的脉搏。他领衔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他所推动的“百县调查”、“百村调查”等大型调查项目，以及他所主持的《社会形势年度报告》等，更是直面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提出众多对策性建议。近几年来，老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建设问题上来，主持撰写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等一系列关于社会建设的著作。这几年，他最常说的话就是一个好市场必须有一个好社会来匹配，就是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发育社会自组织的力量，促进民生发展，化解社会张力。就在临终前两天，他还在呼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联起手来关注社会问题。在他走后，我们看到，他的书桌上还摊放着关于城镇化、工业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关系的未完稿件。与社会生活实践血肉相连，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做学问，是老陆学问的根本特点。

老陆是我们亲密无间的朋友，甚至我们在内心里将他视为精神导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学术的问题上，在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和判断上的分歧与争论。在老陆去世后，孙立平在网上搜索有关老陆的消息时，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今天听陆学艺老师讲座，谈到的社会问题都是网上大家讨论的。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答曰：谨慎的乐观！又问是否同意孙立平关于中国社会溃败、断裂的观点？曰:不同意！社会总是进步的，社会问题得30年，50年的看，民主自由总会到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总会变的!”这让我们想起我们与老陆之间一些有意思的讨论或争论。老陆确实比较乐观，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确实不尽一致，也许我们看的是问题的不同的方面。我们都是直性子，有话就要说，但我们争论是争论，讨论是讨论，一点都不影响友情。孙立平还记得，就在前几年，老陆将他叫到家里，70多岁的老人自己去菜市场买来牛尾，由他夫人吴老师亲自下厨做牛尾汤。为的就是讨论社会建设的思路，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建设的理论框架。争论是争论，牛尾汤是牛尾汤，这就是我们和老陆之间。

老陆走了，走得那样突然。他有那么多没有完成的事，是最不该走的人，可苍天无眼，他还是走了，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在老陆遗体告别时，我们特意为老陆准备了一个鲜花的花篮，上面挂了一副挽联：

脚踏实地，行遍山村田野，为受苦人呼号，道义感召映日月，

心系三农，情满乡土中国，开社会学正途，文章千古耀乾坤。

挽联是郭于华拟稿，沈原修订并书写，字体不大，“核桃楷”而已，不为别人看，是我们几个人专门对老陆说的，说的都是心里话。老陆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当着他的面说过一句恭维的话，但在老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出我们隐藏在心底的对他的景仰之情：老陆为人，道德文章，一代宗师，高山仰止！

老陆不是明星，甚至也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在遗体告别的时候，一个在自己的领域中尽心耕耘，对其他领域的事情很少公开发表看法的学者，送别的人竟有千人之众，可见老陆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在这个社会中的分量。当天十点左右，正值告别仪式就要开始，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仿佛大雨将至。我们在心中感叹，也许老天也有哀意。遗体告别时，望着那熟悉的面容，平时在一起时的情景犹在眼前。老陆这一生，活得率性，走得率性。你在的时候，给人们的是帮助和感召力，走的时候，甚至都不给家人添麻烦。你这一辈子可以了，老陆。老陆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