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当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打电话给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说看了这篇文章后，有些情况还要进一步了解，想到报社来同记者聊一聊，听听记者和被采访者的看法，了解一下记者采访的见闻等。大约又过了一、二天，朱厚泽只身一人来到经济日报社位于王府井原人民日报社后面一栋三层小楼，在一间简陋的小会议室，由范敬宜总编辑等陪同，同我们整整聊了一个上午，而且主要是听、问，了解陆学艺对农业、农村问题的系统看法，了解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到了中午，厚泽部长就在报社员工食堂和我们一起用餐后即离开报社。
在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了一篇报上的稿子，亲自到报社来，同记者平等的交流座谈，深入了解专家学者的看法，在我的孤陋寡闻的记忆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
厚泽同志如此重视这篇文章，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和公仆本色，也可以看出在那个特定时期对农业和农村问题（那时还没有“三农”提法）的判断和分析，有高度的敏感性。
“农村形势很好，农业形势严峻”正是陆学艺在采访中表述的他的基本判断。而在事实上，陆学艺的这个判断在当时确实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无论在农口还是在农口之外，都有不算太小的轰动效应。一个“很好”，一个“严峻”，陆学艺把许多不熟悉农村情况的人一时很难理解的互相矛盾的判断并在一块提出，正是陆学艺的高明处，也正是由此切入才能把现状说清。正如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引述的“通过多年来对农村经济的实地考察和对农村九年改革状况的观察和思索”中陆学艺指出，分析当前农村形势，要区分农村形势和农业形势这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这样许多问题就能看清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基本是单一的农业经济，那时说农业形势好就意味着农村形势好。经过九年改革，农村产业结构变了，特别是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村产业已不再是只有单一的农业，农业经济不再等于农村经济。
也正如我们以和陆学艺交流互动的形式，在文章中用楷体字在括号中所做的点评写到：“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地与商品交换和货币利用相联系。上述变化已交织出一副中国农村经济正在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奋进的崭新局面。这种历史性进程的深刻含义和影响，恐怕并不是每个人特别是城里人都能完全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是一副气壮山河、色彩斑斓的雄伟画卷，中国的改革是最先从农村取得突破的，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包产到户和新兴起的包干到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农业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释放使压抑多年的农业生产力获得大解放。过去年年为粮食生产上不去而发愁的局面迅速改观。1984年还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大丰收年，粮食产量达到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峰。从1958年到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从4000多亿斤到6000多亿斤，用了整整20年时间，而农村改革后从6000多亿斤增加到8000多亿斤，仅仅用了5、6年时间，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乃至到1985年全国出现了相当大范围的“卖粮难”、“卖棉难”等和“打白条”等现象，当年又出现了粮食棉花较大幅度的减产。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一些坚持“左”的看法的人又在散布包产到户不行了，对农村改革说三道四，社会舆论对形势的看法也是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对粮棉减产的背后深层次原因看法不一，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出现很多议论。
情况的复杂性还在于，同样是高度认同和坚决支持农村实行以“双包”为主的家庭联产经营责任制的同志之间对当时形势及下一步的发展思路也有些微妙的差异。从大学开始就关注农业问题，当时又正在山东陵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陆学艺感到有责任做些分析。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农村体制改革试验县调研组”，时任院长马洪批示：办体制改革试验县要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商量，取得他们的支持。马洪批示后，很快得到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重视和热情支持，提出在地县由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央农研室全力支持，并专门派时任中央农研室联络室负责人的王岐山进行联络，后经与山东省委商定，点定在德州地区的陵县，并决定由陆学艺任组长，1983年10月，他就带领课题组到陵县蹲点，并兼任县委副书记，从那开始三年时间他在陵县经历了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业大发展的过程。调研组的调研成果返京既向社科院领导汇报，也向中央农研室领导汇报。1985年5月，中央农研室还在陵县召开了华东地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讨论会，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吴象和王岐山同志到会讲话。课题组在陵县调研三年，业务上的指导实际上中央农研室，而中央农研室也一直把陵县当做他们的点儿，那几年中央每年召开的农村会议，陆学艺都被中央农研室作为试点县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他也多次参加农研室召开的其他会议和一些调研活动，熟悉和了解80年代中期中央五个1号文件的起草、讨论、制定、通过等情况，所以他不仅对陵县的县情和基层情况了然于心，也对全国全面情况有比较准确的把握。
正是由于既能接“地气”，又能“通天”，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有足够的信息量，做到了“顶天立地”、“吃透两头”，使陆学艺具有了在当时许多参与农村改革进程的同志所不大具备的双重优势，既对基层真实情况常年累月积累下了第一手资料，又对中央重大改革措施和文件制定的方略和进程有个总体把握，所以他属于在当时非常幸运、又非常稀缺的“复合型”人才。
特定时期的历史选择了陆学艺，也成就了陆学艺，使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既具有宏观视野和战略视角，又有真实的时代脉搏和扎实的民情民意作依托和根据，使他的见解既不是书生式的空泛议论和不切实际难以操作的闭门造车，也不是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纯粹某种社会现象的描述，而且有鲜明的时代感、历史纵深感，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升华和在宏观指导下的操作。
于是，陆学艺对几年农业和农村发展状况，结合在陵县实际经历的感受，以学者的眼光进行归纳总结和科学分析，于1986年4月写出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式”一文，提出了农业发展的十一大制约因素，集中总结了农业发展中两个带有关键性的重要问题：“一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几年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反而在几个重要方面削弱了；二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挫伤”。由此他提出，我国农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关节点，如缺少有效对策，很可能从此转入停滞徘徊局面，进而他提出了要统一对农业的认识，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等多条政策建议。
陆学艺自己很清楚，他的这些看法和对农业形势的判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已经涉及到城市，农村改革正面临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改革正处于两难选择之中。流通体制的改革和部分价格的放开涉及到财政负担和居民承受能力及社会稳定等相当复杂的矛盾纠缠在一起。
陆学艺对农村改革满腔热情，全力支持，热情讴歌。在我们采访他而写的这篇文章当中，他的“喜”表达的很充分很到位，但他也看到在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必须坚持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和调整，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生产力本身和物质基础，这在当时，在对农村形势一片叫好的情况下是有点特殊和有点“另类”，他只想通过“上折子”的方式在内部表达一下他的看法，在几个可以发“内参”的途径都未能如愿的情况下，最后在社科院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在社科院内刊“要报”上1986年5月分三期发表了。
“要报”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案头，引起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
小平同志所说的“有位专家”就是指陆学艺，这是陆学艺的这个“折子”上去20多天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度评价。谈话不久，当时在中央农研室负责联络室工作的王岐山同志就向陆学艺做了传达。后来，中央专门就小平同志谈话内容进行了讨论，并由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和农业部等几家单位共同研究起草提出了今后十年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八项建议，中央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八项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都表示同意。国务院领导批示：“思路对头，是可行的”，当时主管农业的田纪云副总理批示：“可以按此意见组织进行”。这八项建议在后来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2013年4月中旬的一天，陆学艺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所里准备过两个月要在陆老师八十岁生日时举行学术活动，希望他的一些同志、朋友写一点文章，我很痛快的答应了，因为觉得也算是和陆学艺有二十多年交往的熟人了。
1987年我之所以到陵县去采访他，是因为当时经济日报社社址就在北京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与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同在一楼，我们在一层，农研室在二三层，故作为负责经济日报农村宣传报道的我，与农研室的同志们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吃饭在同一个食堂，在楼道里时常碰见，我也常去农研室各办公室特别是联络室去了解情况，掌握报道题目和线索。当时王岐山同志负责联络室工作，去陵县采访陆学艺，就是他给我提供的线索，并建议我去，就这样认识了陆学艺。
后来慢慢知道说起来与他还算是老乡（他是无锡人，我祖籍宜兴，属无锡管辖），又是校友和学长（他读北大哲学系，我在中文系），工作又都与农村有关，故我曾对他说我们是“三同”（同乡、同学、同行），后来陆学艺请我参加了他在江苏太仓、福建晋江等调研基地的调研和会议等其他活动。他还常到各地农村调研，有人称他是农村工作最早的志愿者。2003年，他在祝贺杜润生90岁寿辰的一个会上，对杜说，我是不拿农口工资，为农口打工的研究员。1987年他到社会学所工作后，社会学所的行政和科研成了他的主业，但他始终一往情深的关注“三农”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和一些专家发起在报社搞县域经济的研究。
我又问到那件事前后的一些情况，有些具体的过程我也不甚清楚，他也做了一些回忆和说明，谈到这些事时，他没有任何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鸣得意的味道和表现自己有先见之明的傲气，也并没把这段历史当做一段光荣的经历津津乐道，只是说讲了些真话和实情，要尽自己一点儿绵薄之力。
与陆学艺接触的人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个人做学问做得深做得细，他不是靠本本说事，靠引经据典论证，总是说出一些实际事，慢慢得出一些结论，他与人说话总是笑眯眯的瞅着对方，不紧不慢用浓重的家乡口音娓娓道来，从无颐指气使的派头，也不是盛气凌人的教训人，对不同的看法他总是先回避结论，慢慢的给你讲故事，讲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不做空洞的说教。因此他在学术上造诣很深，加之始终联系实际，为基层办事，出谋划策，由于办事特认真，他各方面的朋友很多。
2008年农村改革三十周年时，在北京开了一个论坛纪念，许多当年的亲历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的陆学艺已在社会学界打拼了多年，已有了很高的地位和广泛影响，但他对这次活动高度重视，对于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历程情有独钟，非常认真的做了回顾和总结。他送上一篇题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长达三万多字的论文，非常详尽的回顾了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以及五个1号文件，和发表前前后后的情况，观点鲜明，资料翔实，数据准确，令许多专门搞农村工作的同志赞叹不已，很为他的认真、精细、务实的文风所感动。在所有收在集子中的文章中，他的篇幅是最长的，也可以说是资料最多、内容最全面、最有份量的一篇。
陆学艺做学问做得精深、精细、精准，但又不停留在表面，总是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显现出很高学术造诣和理性思维。他在1987年与我们谈话中对农村形势“喜”说的很充分，对“忧”也非常准确和到位，显现出他一种深层次的思考，他不单是就农业说农业，就农村说农村，而是已经从“三农”的高度，既看到了“物”，更多的看到的是人，即一种对农民以人为本的角度。我们在与他交谈中也形成了共识。因此，文章一开头我们就没有就事论事，劈头就写到：“农业、粮食的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从体制上解决轻视农业忽视农民利益的问题。”在文章的结尾处，我们又大段引用了陆学艺的观点：“要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理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总结我们的经验，一是要给农民自主权，二是要使农民得到实惠，这要从体制上改变目前农业的软弱地位，要使八亿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得到保证，要使农民有反映意见的渠道，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得到应有地位，全社会都应对农业的地位和城乡关系有一个再认识”。
这些二十六年前发表的观点，在历经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仍有着那样鲜明的时代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如何解决好“三农”中最重要的农民问题仍是非常现实的。
后来在他的其他论著中，陆学艺又进一步指出，“三农”问题本质是城乡分割，要解决“三农”就要“反弹琵琶”，走出“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困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与陆学艺交往这些年，我只模糊的知道他是学哲学的，始终不清楚他学术的“科班”是哲学史，更未想到他主攻的竟然是宋明理学，他一生并未按照所学的专长去钻“故纸堆”，而是以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关注民生，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政治，体现出一种家国情怀、人文关怀，展现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崇高境界和博大胸怀。
陆学艺一生总是在一刻不停的工作，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殚精竭虑，太忙也太累，斯人已逝，但愿他在那另一个世界能得到安宁，得以安息。
（作者为《经济日报》农村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