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权威

陆学艺的生日是8月31日，今年8月原本是他的八十大寿，他的学生和社会学界的朋友们想给他隆重地祝寿，可他不同意，方案就折中为8月份召开一次研讨会。“真是研讨会，我都在专门写论文。”景天魁说起来就很感慨，他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第四任所长，也是与陆学艺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他说：“这个老陆，就是这样的，总以为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在学术上就是个‘拼命三郎’。”

“1998年老陆从社会学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都65岁了，2000年北京工业大学的领导亲自上门，请他去筹建人文社会科学院，他又投入进去，从零开始，一手把这个学院做出了名气。这些年里，他根本就没闲下来过，教学、调研、课题，手里一直是一大摊子事，他又是要求很高的人，不管调研还是书稿，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他都80岁了，可你看看他的工作量有多少！”景天魁回忆起来，动情处忍不住失声哽咽，几十年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又少了一位。

景天魁最感佩的，是陆学艺的低调。5月20日上午，在社会学所的会议上，他还在跟同事感慨：“老陆对国家的贡献，是一般学者极少能达到的程度，尤其在‘三农’领域，他可以说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参，这个外边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从不说这些事情，外界就了解得更少了。在‘三农’问题上，老陆的研究，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更令景天魁惊讶的是另一件事：“2005年第一次评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那一年当选的是四个人，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都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可是我们都没想到，老陆也在参选名单里，而且得票非常高，差点就评上了，当时我们都很意外，老陆是个社会学家，这可是经济学领域！只能说，他的影响力，比我们了解的还要大。”

这些事情，陆学艺几乎从来不提。他接受过许多采访，但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发言。景天魁说他原本打算把这些梳理出来，整理成一篇文章，跟论文一起带去8月份的研讨会。可他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时间久了，很多事情只记得一个大概。他知道老陆多年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就说服老陆，这一切是值得留下记录的。“老陆同意了，他让我先把时间脉络列出来，等有时间了，大家坐下来一起好好回忆回忆。”景天魁说，“我是5月7日出差的，就在我出差前两天，就在我这间办公室里，老陆过来，我们才刚开始讨论，他就又有别的事情被叫走了，他说，不着急，还早，以后再找时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自己的事情总放到最后。那时候想着，离8月可不是还早吗，谁能想到……”

陆学艺的整个5月都很忙。5月11日，他参加了吴敬琏的新书发布会，接下来出差去参加一个会议，5月20日，原本是他自己的新书发布会。谁也想不到，他会在5月13日早晨突发心脏病离开。他的身体出现过一些异常征兆，甚至曾经晕倒过，不过，这些都只有与他关系最亲密的学生才知道。“老师以前身体不舒服会给我打电话，如果我出差，他会给其他在北京的学生打电话。”王春光说。他是陆学艺具备博导资格后在社科院招收的第一批博士，毕业3年后重回社科院，现在是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与陆学艺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5月13日早晨，王春光第一时间接到消息开车赶过去，看到老师正被抬出来送往医院，他跟到医院，陪伴老师走完了最后一程。

“老陆毕竟80岁了，身体肯定会给他抗议信号的，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把工作量减少，这是他的选择。”景天魁评价陆学艺是“英雄”，“他像战士一样，在学术的沙场上战斗到最后一刻”。

从哲学到社会学

陆学艺是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研究的，从求学伊始，动荡的时代背景就是他的真实人生。

陆学艺出生在江苏无锡坊前镇北钱村一个殷实的普通农家，兄妹六人，他是老二。他的启蒙教育，从村里的“北钱小学”开始，这所学校还是他父亲和村里几个村民合伙出钱创办的，附近三个村庄的孩子集中在两间破旧的厅堂里一起上课。战争改变了一切，温饱与安乐一去不返，等到8年抗战结束，陆家早已家道中落。年仅13岁的陆学艺离乡背井，到上海艺海袜厂做了学徒工。袜厂在接下来的内战中遭轰炸，损毁严重，破产倒闭。1950年重回家乡的陆学艺选择了参军，他考上了华东特种兵学校，经过培训，分配到华东野战军新兵团二营当文化教员。1954年随部队整体复员转业，他再次回到无锡，通过考试，进入公益中学的高二班插班学习。被战争改变的求学轨迹，就这样被他自己扭转回正轨。

高中时候，陆学艺的心愿是要做一名“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这个志愿记录在他中学毕业的作文里。吴怀连说他看到过这篇作文，他曾是陆学艺的博士生，2011年萌生了给老师写传记的想法，花了8个月查资料做访谈，2012年5月完成了初稿。吴怀连回忆说：“再提起这个文章，陆老师还特地提到了文章中没有披露的一点想法，他说‘如果农民饿着肚子，怎么跟着共产党走呢？’”

毕业填报志愿的时候，陆学艺想选农业经济院校，但学校领导主张他报考国防院校。陆学艺选择服从组织决定，1956年被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录取，就读光学仪器专业。一年后，大学院系调整，陆学艺再次根据组织安排，经考试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农经研究到国防科技，再到哲学，陆学艺的道路拐了几道弯，与个人兴趣早已南辕北辙，在那个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的年代，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经过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会聚了全国30多位知名的哲学教授，虽然陆学艺志不在哲学，还是成为强大教学资源的受益者。他后来回忆说：“印象最深、感觉最好的，是在北大燕园里的五个春秋，使我认识了世界，认识了社会，认识了许多人，也认识了自己。” 陆学艺1962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那时候中国社科院还没有成立，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学部。7月，陆学艺考入哲学社会学部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他的导师是容肇祖先生，研究方向是宋明理学。容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不动笔墨不读书”，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于陆学艺影响深远。只不过宋明理学的研究，两年后再次被时代的动荡中断。虽然1965年陆学艺研究生毕业留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但他的时间，更多被政治运动的需要支配着。从“四清”开始，到“五七干校”，再到“文革”，哪里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陆学艺才有机会把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他闭门谢客一个月，把多年累积的对农村的调查和关注，写成一篇长达4万字的文章，《关于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1978年10月，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分三期发表了这篇文章，他提出的12条建议，7条得以发表，都是针对当时农村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吴怀远认为，这些建议还呈现出了“对于发展中国非农产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远见卓识”。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宋一平看到了这篇文章，找陆学艺谈话，要他专门从事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院里对他提供条件和必要的支持，可以解决出差费用，可以到院里的机要室去阅读只有司局级干部才可以读到的文章和资料。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地离开哲学所，担任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副所长，两年后调任社会学所当副所长，从1988年开始任所长，为期10年，他的继任者就是景天魁。

立足“三农”的执著

从1978到1983年，陆学艺平均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农村调查，这是他的志趣所在。陆学艺自己回忆说：“我是农村出生的，看到农民吃不饱饭，心里就不明白。当时的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我们跟着党走，党又是先进的，1960年为什么还会饿肚子呢？我就想弄明白这个问题，这是我学习和研究的动力。我一辈子都关心‘三农’问题，一有机会就下乡。参加‘四清’工作，一去就是一年多。我研究生一毕业，刚参加工作‘文革’就开始了，我是积极主动下乡的，因为可以观察研究乡村。我和别的学者不同，他们的研究工作在‘文革’时可能都被迫中断了，而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一样可以观察社会、研究社会，所以说，我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

陆学艺赶上了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变局，他也是国内最早参与这一变革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到全国几十个县的农村，与当地农民和干部讨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总结各地经验，他还参与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试点，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文章，1983年结集成书《农业发展的黄金年代——包产到户的调查与研究》。陆学艺的研究，在当时的理论和实务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景天魁就是被他的研究深深影响的人之一。“虽然我跟陆学艺都是北大哲学系的，但他毕业时我才入校，1978年社科院恢复研究生招生，我考进哲学所，才跟陆学艺成了同事。我和陆学艺第一次正式认识，就是哲学所邀请陆学艺回来讲他的安徽调查，我拜读的陆学艺的第一篇文章，是他在社科院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联产承包的文章。”景天魁回忆说，“看到老陆的文章，真的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原来哲学研究也能做这么具体的实践性的调查，参与到社会生活这么具体的大事中去，解决那么具体的国家政策问题。”

1983年春，陆学艺把一份《关于建立农村体制改革试点县的建议》交给了社科院领导，这是5年以来他对于农村发展更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在农村普遍推行了联产承包后，农村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宏观方面和县级经济政治社会体制。这个建议转报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之后，得到了时任主任杜润生的重视和支持，他还专门选派时任农村政策研究室处长的王岐山作为他的联络员。当年8月，经过杜润生介绍，陆学艺和几名同事到山东选择试验点，当场确定德州地区的陵县为试点基地。这里是华北典型的农业地区，在全国居于中下水平，距离北京也比较近，之前的调查里，陆学艺也去过陵县，对情况比较熟悉。

从1983到1986年，陆学艺挂职县委副书记，和他的课题组进驻陵县，扎扎实实地待了3年。他们拿出了一份综合体制改革的设想，提出了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的命题。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也经过了层层讨论。1986年，由陆学艺主持的“县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审评立项，确定为经济学类国家“七五”重点课题。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可是他们的设想终究还是没能成为现实。自农村联产承包后，第二步的改革该往哪里走？到了1986年，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激烈论争都没有结束，但是到了1986年底，政策部门关注的重点，已经明显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和国有企业。陆学艺很清楚，县级体制综合改革，必须要自上而下来推动，否则，下面改了上面不动，还得改回去。他只能选择暂时放弃，重回社科院。

陵县的三年，虽然课题组的构想没能最终成为现实，但对于陆学艺的历练，是让他全方面认识了中国基层。景天魁说：“我跟老陆一起出差，一起去见地方官员，我谈完了就走了，过两天人家可能就忘记我了。但老陆一去，见一次面，半个小时就可以把对方给‘俘虏’了，就可以跟别人建立起联系，过两天，对方可能就会请他去做调查研究了。这就是老陆的本事，一点也没有夸张，他就是有感染力，有号召力，有人格魅力。”

研究者的热忱与担当

经历了陵县试点，陆学艺回到社科院后正式进入社会学所。社会学所是由费孝通先生创立的，创立之初，大学的院系里还没有恢复社会学的本科教育，费老请来的第一批研究者，也大多是他的老弟子们，规模并不大。在“三农”领域已经成为专家的陆学艺，在社会学界里，还是“新人”。王春光记得，自己在南开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的时候，还没听过陆学艺这个名字，直到1988年硕士毕业答辩，已经担任社会学所所长的陆学艺被邀请到场，他才正式认识了陆老师，他说：“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特别关注，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陆学艺在社会学所获得博导资格，是1991年，这时他已经58岁。招生的第一年，他录取了三名博士，王春光就是其一。在读博前，王春光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工作了三年，负责社会学选题。“第一堂课，我们三个师兄弟是在陆老师的办公室里上的，陆老师给我们上的是道德文章，做学问先要做人，他讲了很多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人世间的观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个上午。”

陆学艺用他的言传身教，让学生们记住一个道理，就是要“学以致用”，“研究要为民为国，为解决社会疾苦而努力，社会学本身就是面向现实的，追求国家福祉、人民幸福的学科”。王春光觉得，“陆老师一生的追求，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后来是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他的思想根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但他对现实的关怀一直没变”。景天魁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就跟着陆学艺做社会研究，也从哲学转向了社会学领域，哲学所舍不得放他走，直到1995年，他才正式调入社会学所。他说：“我们这些人为什么都愿意跟着陆学艺？就是因为他有学术眼光，也有做学术的热忱，他的出发点，就是对国家、对农民的关注。”

陆学艺和他的研究团队，在社会学界的“一鸣惊人”，是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了十大阶层的划分。这项研究，是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提出来的。李铁映要社会学所成立课题组，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就1911、1949、1978年和当下这几个阶段，把社会结构做一个截面，看社会发生的变化。“我们讨论了他的设想，就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阶层分析，把上述每个阶段作为一个剖面解释出来，形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史。”

1998年9月，陆学艺筹组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初步估算出来的研究预算是500万元，本来有李铁映的全力支持，向财政部要这笔经费问题不会太大，但是1998年南方洪灾，财政吃紧，李铁映就把报告批示给了社科院科研局，可当时社科院全院一年的科研经费只有900万元，最后批给陆学艺的只有50万元，但在当时也是社科院最大的课题了。后来科研局又追加了40万元的经费，让他们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成为可能。王春光回忆说：“1998年刚开始做调研的时候，参加的大概有五六个人，后来扩大到十几个人，陆老师有种领导能力，他能把一些人才慢慢吸引到他身边，组织了一个很大的科研团队。”所有的调查完成后，课题组成员集中到十渡，找了个农家院，花了20多天，完成了报告写作。王春光说：“十大阶层划分，我们吵得一塌糊涂，陆老师有时候有个新的想法，半夜会把我们叫起来。”“陆老师会掌舵，我们年轻人总是比较激进，他会给意见、把握度，他说‘上面有什么事情，我来担当，出了事情我来负责，你们年轻人只管去想’。”

这项研究虽然有李铁映的支持，但出版后，十个阶层的划分出来，还是引发了轩然大波，甚至触动了某些机构敏感的神经，不许再版，以致市面上出现了六种不同的盗版。王春光说，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压力，因为“所有的压力陆老师自己抗住了，他会用他的经验开导我们，说情况还是比过去好多了，能做一些事情了，他主张大家多看历史，眼光放更长远一些。他对事实始终怀抱着‘谨慎的乐观’”。风波过后，陆学艺和他的团队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还在继续，两年后，他们又拿出了新的调查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近些年，陆学艺的研究，又转入了社会建设的领域。

如果说费孝通在开创社会学所的时候，就树立了调查之风，那么，陆学艺在继任第三任所长之后，不仅延续了这种风气，还开创出了更大的格局。他主持的百县、百村调查，从80年代末开始，已经持续了20多年。“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调查，不止在社会学领域，在其他学科里也绝无仅有。”景天魁说，“刚开始做百县调查的时候，根本没有课题经费，一个县要加入，自己出钱出人，这全靠陆学艺的本事，他就是有号召力。”

陆学艺刚接手社会学所的时候，是社会学所和青年研究所合并成立的新社会学所。“全部人员加在一起，我估计不会超过50个人，他当了10年所长，交给我的时候，所里已经超过百人，全北京高校的社会学研究者加在一起，才相当于一个社会学所，这都是陆学艺的功劳。”景天魁不止一次地强调，“社会学所的开创是费老，而社会学所的奠基、人才引进和学科构架，是老陆完成的，他当所长那10年，社会学所引进了四个海归社会学博士，甚至超过了老牌的经济学所。”

事业上的成功，反面则是对家庭的亏欠。陆学艺把事业上的成功，也归功于他的妻子吴孟怡。吴孟怡是他的大学同学，原本在国土资源部的一个杂志社当编辑，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她不仅在事业上做出了牺牲，还在幕后默默给陆学艺以支持。景天魁说：“老吴做编辑出身，文字功底好，陆学艺写的文章，发表一篇，老吴收集编辑一篇，一两年下来，一本书就编好了。”相濡以沫的时光，并没有因为几年前吴孟怡的患病而改变。“老吴的病已经很严重了，也认不出人来了，可老陆出差，看到好吃的东西，都攒着，留着，回来一进门，一口口喂给老伴吃。”说起这些，景天魁的眼泪就下来了。“这几年老陆真不容易，他是很难受的，可是他很少提家里的事情，除非你问，你不问，他绝对不会说。在任何情况下，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他都是乐观的、神采奕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