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0日下午，陆学艺先生秘书高鸽同志打电话说，今年8月是陆老师80岁生日，社会学所将为他祝寿并出本书，请您写篇文章，我当即高兴地答应了。接完电话的两三天里，我的脑海里频繁浮现与陆先生交往接触的难忘经历，回忆着他对我提供过的多次帮助，构思着文章的腹稿。13日上午10时许，我曾经给陆先生和高鸽同志打过手机，拟询问写稿涉及的陆先生约我参加过的会议名称，结果听见铃声无人接，我还误以为是否参加会议不方便接。不料，中午13时许，高鸽同志发来一条短信称，陆老师今天上午9时08分因病逝世。看了两遍短信，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两天前接的电话说是准备为陆先生祝寿，两天后一个短信又变成他的生命没有了，让人难以置信和接受。我打电话询问求证，得到证实。我十分后悔，这次未能与陆先生通上的电话，成为多年交往中留下的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与惦念。
我与陆先生交往有近20年的岁月，建立了亲切真诚的友谊。记得第一次认识他，是1996年在沈阳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会议休息时，我主动找了陆先生，作了自我介绍。他问了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的情况，我做了回答，寒暄后，他客气地说以后保持联系。这次与陆先生暂短的见面交谈，在他那略带普通话的吴侬软语中，透着亲切、和蔼和真诚的印象。1998年我调往中央政法委工作，虽然离开了社会学研究岗位，仍与陆先生及社会学界的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之所以这样，从主观上说，我有着社会学专业知识的背景，承担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政法工作重大问题对策研究，需要学习、吸收、借鉴社会学、法学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以得到理论上的帮助和支持。从客观条件来说，1998年以后我家住的小区与陆先生家住的小区仅隔了一条街道，自然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为我上门拜访、“求教”提供了便利。每年过年时我都去陆先生家拜年，又多次利用休息时间前去他家坐在书房里交流长谈，坦诚相见，无拘无束，毫无戒心。几乎每次探访后，他送给我新出版的《社会蓝皮书》，还十分客气地将我送到楼下。仔细想来，他谈论现代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时，话语中常常流露出对伟大时代的感激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欣慰，充满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与热爱；他谈论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诸如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等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时，总是探索把脉，准确定位，寻找症结，提出良策，从未有过对国家、对社会的任何埋怨情绪；他把生命中的大量时间用来进行实地调研，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四面八方，每每谈及调研情况时，往往通过解析实践中的鲜活事物、发展特征、变化规律、进而做出理论分析，展示了独特的、深邃的研究视角和功底。与陆先生多年的交往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使我对他的人品、学识、精神、风范更加仰慕，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接着“地气”的研究视角和社会学多领域的新见解、新观点，使我受益匪浅。
我曾多次邀请陆先生为政法工作提供帮助，为相关决策出主意。2009年初中央政法委部署拍摄群体性事件专题片，我承担了这项任务的组织协调工作。在拍摄专题片的起步阶段，当年2月2日（正月初六）晚我们在长富宫中心组织了社会学、法学等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参加的社会学专家陆学艺、李培林，法学专家陈卫东、宋英辉，治安学、犯罪学专家熊一新、李玫瑾，政治学专家陈美东等。我至今保留着那次座谈会做的文字记录。陆学艺先生第一个发表意见说，拍摄群体性事件专题片很有必要，可以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分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应当放在我国社会巨大变化背景下思考。改革开放30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我们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走过的路程，这必然会引起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问题，但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绳油村事件，起因是农村土地变成工业用地，土地增值按理说国家、农民都应得利，但绳油村土地被征用，补偿标准低，农民利益受到损害而引起流血冲突。瓮安事件，虽然是女中学生溺水死亡事件，根子是土地征用、矿山开发等经济活动中，老百姓利益受损而引起的。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胶农和橡胶公司的利益矛盾，而根源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压制胶农诉求引发流血事件。陇南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涉及市政府搬迁忽视民意而引起的冲突事件。在陆先生发表意见后，其他与会专家分别发表了意见。陆先生及其他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为我们拍摄专题片起到了定位、“把脉”的重要参考作用。此外，我委研究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问题、《求是》杂志评论部座谈社会管理组稿等项活动，我都邀请陆先生光临指导。虽然他工作十分繁忙，但都尽可能挤时间参加，并帮助确定参加人员名单，安排社会学所同志通知活动时间、地点。每当想起陆先生提供的这些无私的智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时，我内心至今感激不已。
我曾邀请陆先生为著述作序，他愉快地接受并亲自撰文。1997年，我牵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犯罪综合治理与社会稳定机制研究》课题，1998年出版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城市犯罪问题研究》一书，陆先生为这本书作序写道：我国社会目前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当今中国诸多社会问题都与这两种转化有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结构的变化、国有企业的调整、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而出现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引发了一些负面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社会流动的剧增，人口向城市的无序流动和城市边缘人的存在，使城市中产生了与主流社会相脱节的社会群体，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社会主流文化受到亚文化的碰撞冲击，社会道德的滑坡使人们的道德遵从与社会现实处在两难境地，使得某些利益群体的社会行为失去规范约束；城市中人、财、物的大流动，犯罪可侵害的对象增多，犯罪可利用的工具有着更高的科技、智能含量，犯罪分子有更多的可供选择的犯罪机会；受国外、境外消极因素的影响，“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在城市的一些地带死灰复燃，使之成为藏污纳垢的犯罪滋生地，等等。因此，根据当前社会现象，有针对性地研究城市犯罪的特点、趋势，总结预防、治理犯罪的经验，探讨城市犯罪控制机制及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对于深化改革、发展经济、人民安居乐业，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陆先生的序言虽然是15年前撰写的，但他对城市犯罪问题原因的理论分析、犯罪趋势的准确预见仍未过时，对现阶段开展预防犯罪的综合治理工作，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陆先生以宽广的胸怀热情帮助朋友，给世人留下好口碑。陆先生是一个社会阅历丰富的人，他60余载的革命、工作岁月中，当过学徒工、当过兵，担任过中学教员、读过大学、下放过五七干校劳动，挂职当过县委副书记，担任过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等等。这样多种职业、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人生历练和工作阅历，养成了以宽广的胸怀看待社会事物、善待与人交往、以威信团结同事、以爱心帮助朋友，赢得学术界、社会各界人士交口称赞。最令人敬佩的是，他撰写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断裂了吗？》一文，对有的学者提出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出现断裂”、“社会阶层断裂”等观点，十分鲜明地指出：我们这代人都是从折腾的时代过来的，这30年没有折腾了，现在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时代，是在大步前进的。当然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总要有个先后次序之分，不可能一下子全解决。我们的学者要经常到农村、工厂、工人农民家里看看，看看他们的变化，学者不能脱离实际。陆先生这段对我国政治社会环境变化的形象生动的比喻，反映了时代的声音和人民的意愿，展示了一个社会学家对社会发展进步历史的尊重，对伴随社会进步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责任担当，对社会学专家不同学术观点的平等交流、积极引导和以理服人。正因为陆先生有着这种对待历史、对待社会、对待他人的宽广胸怀，自然也把帮助同事、朋友作为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我个人所经历的，他曾约我参加过社会学所召开的社会学月谈会、三农问题春节座谈会，在北工大召开的北京社会建设蓝皮书首发式座谈会及社会学团拜会等等，使我学习了解社会学、三农问题研究的许多新成果，汲取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陆先生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支持难以忘怀。2010年我退休后，为感谢社会学、法学界专家朋友对我提供过的帮助支持，春节前夕我在陆先生家附近一家酒店设宴答谢。前来参加的社会学专家有陆学艺、郑杭生、李强、戴建中等，法学专家有陈光中、陈卫东、王敏远、汪建成等。席间，出于礼节和专家相互了解，我介绍陆先生说他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时，他拉拉我不让再多介绍，这也是多个聚会场所曾出现过的情况。陆先生作为继费孝通、雷洁琼之后的著名社会学大家，学术著作等身，有着捍卫真理的学术勇气，从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研究成果多为中央决策采纳，“陆阶层”理论为社会认可，对社会学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贡献卓越，令人敬佩。他生前从来不让过多介绍自己，他所具有的谦虚、务实、低调、包容的作风，与我们党正在进行的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和永久纪念。
2013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