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师兄，陆老师没了”。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大概是北京时间2013年5月13日上午十点多一些，芝加哥大概是12号晚上9点多。正在一家中餐馆吃饭的我赶紧跑到门外，不太相信的我立即打电话给寿光，他确认了，说正从会场出来往医院赶，具体什么情况也说不清。又给大伟电话，他说也是刚刚接到通知，正在去医院路上。电话给高老师，但是没有办法接通。打春光通了，说正在海军医院的太平间。从接到电话，到这个时候，心存侥幸的我不能不面对冰冷的事实：陆学艺老师真的没了！

近几年我一直有担心，就是有一天陆老师会突然倒下了。但是当担心变成事实的时候，自己还是不敢相信，不愿接受。大前年，高老师告诉我，陆老师曾经晕倒过一次，把大家吓坏了。她要我给陆老师讲，不能这样拼命工作了。在师兄弟中，大概我是能够给老师提意见，而老师至少表面上能够接受的几个中的一个吧。记得更早一些，也就是师母失忆非常严重不久，我曾经专门请在北工大工作学习的师兄弟们吃饭，明确提出大家排一个班，轮流照顾老师。这么多年的春节前，我都专门给在老师家的保姆一个红包，拜托照顾好老师和师母。为了他的身体，当面和电话，我应该给老人家讲过无数次，都是非常认真，不是一般的客套话，他也承认不能这样忙碌。前年他在南京，中午我们一起与吴镕老聊天吃饭时候，老人家突然感觉不舒服，脸色苍白，幸好没有大碍。那一天下午经过休息调整以后，闲不住的他让我陪他去南京中山码头看看，在江边漫步时候，我抓住中午发生的事情不放，把几天的工作排出来，找出什么活动是完全可以不参加的，他确实接受了，但是又反过来要我做工作，动员农俭到北京去，这样他才能减少工作量。这一次，他可能自己也害怕了，明确要求我第二天送他回北京。去年在广州调查研究，陆雷一起去陪他，后陆雷外出，老人家让我与他住一个房间，这让我放心了许多，以为他真正注意了，这一年好像就没有再提醒，忘记了阶级斗争必须反复讲。他常年在全国调研演讲，别人看他的行动和思维，都认为他身体硬朗，恭维话多，提醒话少。这样就容易放松警惕，忽视隐患，平常病歪歪的人，因为重视反而不会出大问题，他老人家就在去世前还向别人说自己是80后，太自信了。假如我们能够影响他的人，坚持让他放弃一些工作，坚持让他一年中能够真正休息一段，可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只是现在再多的假如，再多的自责，也不可能挽回他的生命了。

我是1998年投到老师门下的，在他那个小本本上有记载。那一年考博士，我原来是报的景天魁老师的，总分不错，可是一门综合课差几分，就不能被录取了。这个时候只有破格这条路了。农俭把我引荐给了老师，这个时候老师是社会学所的所长，正好那一年他名下没有招到，就给研究生院打了一个报告要求破格录取我。记得是与农俭从在望京的研究生院乘了两次公共汽车到老师家里见面的，他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特别问有没有时间学习和研究。与当初景先生希望我能够报社会学专业一样，老师也喜欢我的金融工作经历。他特别希望我将来能够做一些农村金融研究。当时，对于学习的时间保证，我感觉是有把握的，离开原单位做不到，从1990年代初期想考硕士研究生，到1997年争取到单位同意考试，已经颇费了一番周折，但是在原来单位可以找到时间自由的岗位，这就是一举两得的到农村扶贫工作。1997年，我参加了江苏省省委农村扶贫工作队，1998年又申请了，因为在工商银行总行帮助工作，未能得到批准，按照当时情况，申请1999年，2000年的扶贫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为了完成扶贫的政治任务，组织上每年都要做不少动员工作，像我这样主动要求的，几乎没有。如果可以连续成为扶贫队员，时间有保证，更加重要的是可以做农村金融研究。后来的实际与预期相差太大，所以自己一直感觉有愧于老师，违背了诚信原则。

接到录取通知，是在我父亲出殡前一天。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正陪亲朋好友给亡父磕头时候，突然电话想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条件使用手机，是社会学所的陆会平老师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了泰州，告诉我已经录取了，问录取通知书是去拿，还是她邮过来。此时此刻，就是典型的悲喜交加。心爱的父亲走了，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就是到现在还是有一道坎在心里过不去，不是说自己对于父母没有尽孝，而是我未能实现父亲的一个嘱托，就在即将实现嘱托时候，他永远倒下了。父亲是1918年来到这个世界的，1998年是80，这一年的春节前，我们给他庆祝了80大寿。在生日的时候，他的走路还是带着小跑，一点看不出是80的老人，所以从外面回来的叔叔和兄弟姐妹都认为这样的身体，活到90是没有问题的。就像大家在2013年5月13日之前对于陆学艺老师的判断一样。就在这一年，因为要参加3月底的入学考试，我没有回到泰州老家与父母一起过春节。后来就得到父亲患了癌症的晴天霹雳，而且我被要求不能回去探望，兄姐们认为，只要我回到泰州，父亲就一定知道自己是大病了，精神就会垮。尽管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已经超过了十年，可是现在的条件与古代完全不同，人的平均寿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过70了，谁不认为和希望自己和家人超过平均呢？父亲没有迈过80这个坎，不是我心中的大痛，毕竟人总是要离开的，早晚而已，只是我没有能够在可以带着他到北京的时候陪他去，总以为不急，还有时间，可是人不能把握的就是生命的结束，来到这个世界有十月怀胎的基本确定，离开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与确定陆学艺成为我的博士导师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对于我，生我的父亲去了天堂，人间立即就给我分配了一个父亲，说明我在这个世界还不能单飞，还需要继续学习。尽管我在工作的单位当时也是被别人尊为老师了。现在的老师就是一种职业，从小学到大学，但是研究生的导师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老师了，至少是双方选择，经过国家和学校批准。我的学习经历是跳跃式的，高考失败没有大学生活，属于自学成才。所以作为陆老师的入门弟子，对于老师的尊重非同一般。可以说，从1998年开始，我对于陆学艺老师，真正做到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完全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只要自己能够做到，全力以赴，没有得失的考量。而老师对于我，总是另眼相待，关爱有加。若干年前，去老师家，陆老师亲自削一个苹果给我，惹得同去的大伟兄嫉妒不已，多少年后还放不下。应该说，上学时候，我绝对不是一个好学生。博士学了四年，老师要求的，多写文章和学好外语，自己都没有做到。但是毕业以后，我却是一个好学生。2002年毕业以后，只要有时间，就坚持跟着老师研究，十多年里个人花费的差旅费就有几十万，可见跟着老师在全国跑的程度了。就在去年一年，我就陪他老人家在北京市，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调查研究和参加论坛。很多师兄弟跟着老师做学问，出了不少成果，像农俭，春光，光金，其仔等已经在学界有相当影响了。后来在北工大带的博士，尽管年轻，也迅速成长。在跟着老师前，我的研究在自己系统内部还有一定影响，跟着老师以后，因为不是一个专业，反到不行了。对于此，老师从来没有直接批评，只是旁敲侧击，希望我有担当。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老师多次给我讲，社会学被动，只有孙立平写了有质量的文章，当时我确实想回答金融危机，毕竟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个方向的，寿光当时也要求我修改论文出版，可是当时我们投资的项目因为危机出现大逆转，面临个人和团队的生死存亡，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因为身份的缘故，没有指标压力；因为理想的缘故，我还在观察和等待。老师始终认为，我属于可以干大事的学生。在师兄弟中，我有一点是非常接近老师的，就是抓大放小，对国家和社会的大事有特别敏感。有一次，我与一个著名学者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讨论了5个小时，后来这个学者给陆老师说你这个学生可以，陆老师说，他当然可以。近年来，我一直在是否应该出来为国家服务上犹豫不决，但是老师总是鼓励我，说你这样品德和全能的人在我们国家不多。本来这次从美国回去，就准备与老师长谈一下的，因为他要我观察的时间已经到了。可是现在，我的观察，我的设计能够向谁报告？

老师是江苏人，任过二届江苏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与江苏很多领导，学者和企业家熟悉，并且长期与太仓市合作研究现代化，我在老师门下的15年，老师没有一年不到江苏来。因为他的无锡话，陆与乐分不清，开始时候他给人介绍这是乐宜仁，有的人接口快就说是公子，后来老师介绍总是说这是我的学生乐宜仁。大概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十大社会分层还没有提出来，他与江苏农口的一个老领导谈到农民这么多，可是研究农业，关心农村，为农民讲话的人的人太少了。从1980年代论证承包制，这么多年，他始终关注三农，抓了几个点，一个目的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他多次给我讲，他解放前从无锡乡下到上海学徒，不就是现在的农民工吗？他对于农民工的关心不久有宏观上的政策建议，还有微观上的具体关心，去了那么多农民家庭，与那么多农民和农民工交流，是实实在在的温暖他们的心，给他们希望。一次我们两个人正好走到一个汽车站门口，就进去与几个年轻的农民工谈心，知道这些小伙子要去上海闯一闯，身上已经基本没有钱了，他要我把身上钱掏出来给他们，小伙子说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干。听很多人讲，陆老师在做所长时候，都是把新来研究生送到农村去锻炼，这为大家今后的研究接了底气，确实，研究中国的所有问题，不能不知道农。他对于底层的关心不是一般学者能够达到的。去年李昌平出了一本书，他电话给我，说你去书店买一本看看，能不能选一个地方去做农村合作金融的试验。因为与国家分管金融的领导非常熟悉，他认为可以去争取政策，像日本和台湾那样用农村金融的收入维持农村的社区建设。当年在十大分层出来时候，有批评说贬低了工农，可是这些官僚怎么知道他是那么关心底层的学者。学问是为大众服务的，否则还不如做一个普通人。老师就是要把他的学问用到改变三农的不合理，改变经济建设一条腿长，社会建设一条腿短的状况。这几年已经到了拼命努力的程度，完全忘记了他是1933年就来到这个世界的农民。

不同的人，由于与陆学艺老师有不同的接触，所以在陆老师突然离开的时候给出了不同的评价。从网络上看，好评如潮。我感觉，寿光的评价，可以比肩费孝通，孙立平的评价，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导师，就已经足够了。去年时候，有一批全国著名的学者到清华大学讲课，结果学生的评价是陆学艺最高，就是那个白马非马。陆老师的过人之处在哪里？我的认识是学习，标准的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作为一个全国有名的大学者，他出去讲课，下去调研，从不敷衍了事，从不倚老卖老，认真准备，一丝不苟。这几年因为中央强调社会建设，他恨不得变成孙悟空去满足全国的需求。现在中央强调城镇化，他又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又是没有办法分身，去世前几天在公安部参加户籍改革座谈会，计划还要在后几天开发银行的城镇化发展座谈会上做报告。作为一个学者，他太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了。他认为，改革开放到今天，社会学可能像30年前的经济学出大成果了。是的，作为领军人物，他责无旁贷，所以一直在超负荷的工作。可是就没有想到，他是一面旗帜，是不应该这样冲锋陷阵。可以肯定，老师就是累倒下的。他的两个前辈，费孝通，雷洁琼，一胖一瘦，都是长寿，毕竟社会学是一个需要运动才能出成果的学问，生命在于运动，所以他老人家一直乐观认为还有时间为这个国家的平稳过渡和实现伟大复兴做更多的出谋划策，因为他还没有80，他真的以为是80后，看他使用的手机就是80后90后最喜欢的苹果新款。他还要带出一个团队，研究和推动社会建设，这也是他生命的扩大。他的大局观，他的大气象，他的大手笔，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是多么稀缺的资源啊。如此旺盛的生命因为大意，因为生命的不可预测，在最需要他的时候没有了。谁能相信？谁能接受？他临终前最后的惊世一问，社会科学是科学吗？可是自然科学就一定是科学吗？为什么不能让他晚一些去天堂报道！！！

可能与老师的感情太深了，有心灵感应，在得到老师没有了的消息前的几个小时，自己突然没有了前一日与儿子在美国见面的兴奋，闷闷不乐，坐立不安。在确信老师没了的那几个小时，乐观扶着我说，你想陆爷爷，就哭出来吧。我是想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可是面对突然而至的痛苦，又怎么能哭？因为我知道，老师是不喜欢我们哭的，他要我们像他那样永远在路上。我的两个父亲，都是留在了80这个门槛。也许是天意吧，为了家族和师门的荣耀，我必须更快在路上，否则他们在天堂不会像在人间时候关爱我了！

（20130514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