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农”研究的学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被一些同行戏称为给农业“算命的”。对于农业，他可谓了如指掌，关于农产量等所做的预测屡试不爽，各项数据和根据分析得清晰可信，常令听者感到惊异。对于别人的这类疑问和惊奇，陆学艺解释道，准确的预测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本领，而是源于他多年在基层调研的积累。

十年积累的一篇文章

按照学术的“科班”而言，陆学艺的本科专业并不是社会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他经过了“半路出家”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贯穿了他对于实际问题的关注。

谈起这段“转行”，陆学艺说，自己就是农村出身，与农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自己关心实际问题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当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的时候，全国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百姓吃饭都成问题。一天，他接到父亲从江苏老家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家乡人那时吃的食物，竟是草籽。这种地方的艰苦情形令陆学艺感到惊诧，至今印象深刻，更感到发展农业生产、满足吃饱饭要求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陆学艺开始思考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除了阅读各种材料，陆学艺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调查。

为了亲身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上大学放假回家时，陆学艺利用6天时间从北京回江苏的老家，所用时间远远超过火车行驶所需。一路上，他趁机开展调查，在火车上与乘客聊天，又先后到沿途的德州、济南等地下车，到现场了解情况。回忆起这段经历，陆学艺说，调查的天地广大，到处都可以做调查，而学问就能够从中发现。

这段大学时期的调查经历，开启了陆学艺下基层掌握实际情况的路程。此后，他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农村，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后，他下基层、到农村的积极性更为强烈。在“四清”运动时期，陆学艺得到机会三次下乡，花了两年时间深入农村，1964年8月-1965年7月，到湖北省襄阳县；1965年10月-1967年1月到河北省徐水县；还有一次是在北京郊区大兴。他认为，自己真正懂农村始于此时，这些经历使他将农村摸清楚了。农村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他都在心里有数了。如今，农村的账簿只要拿到手上一翻，虚实就一目了然。于是，别人不愿意去的下基层任务，陆学艺都要争着去，那时还没有课题等，只是出于兴趣。下“干校”时，陆学艺在河南新县以两年多时间实地观察，与老乡聊天，了解情况。

机会是悄然到来的。1978年的6、7月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陆学艺得知中央要召开会议解决农村问题，促使他把自己积累的观察与思考发表出来。他关在家里写了一个多月，把前后十年的观察、思考的问题，写成了一篇《关于加速我国农业发展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一口气写了四万字。这篇文章在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发表，后又刊载于《内部参考》。陆学艺说，写出这篇文章实际上花了十多年时间，是十年深入基层的结果。

“吃透两头的”县委副书记

随后到来的改革开放，使陆学艺能够进一步深入农村，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他不断一边奔走，一边观察，一边思考。

1983年，农村“包产到户”后，农业取得丰收。在这种可喜的形势下，陆学艺意识到一个问题，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判断：农村的经济基础变了，还会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矛盾，他认为这种矛盾集中于县级单位。基于这种考虑，他提出建立若干个农村调查点的意见。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的肯定，又让陆学艺去找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杜老说这件事情是本来要做的，就安排由他带队去。1983-86年，陆学艺带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的7、8位学者到山东德州地区陵县，前前后后工作了3年。作为课题组组长，陆学艺还兼任了该县的县委副书记。他说，这个县委副书记在陵县做到了“顶天立地”、“吃透两头”：中央和地方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对这三年的调查，陆学艺觉得受益不浅，在“三农”问题上的判断能力、发言权从此而来，主编过《中国国情丛书·陵县卷》等书。

1984年，农业再次丰收，温饱问题获得解决，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问题。一些同志的认识出现偏差，农村政策有所改变，原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变化了，增产的形式随之变化，农民对此有意见。1985年就出现减产。在基层的陆学艺对此有真切的认识。1986年，他写成《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发表在当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上。同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重视这个意见。最终，陆学艺所提的意见被证明为正确的。

陆学艺长期关心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认为问题的答案就在基层。经过几十年的调查，中国的31个省市他都曾调查过。这种经历使得陆学艺成了对农村状况摸得很清楚、细致的专家，陆学艺说，做社会调查两种方式都要做，一种是走马似的，另一种是蹲下去，这两种方法要结合起来。通过调查，为农村、农业的现代化想办法、出思路，实现研究服务实践的功能。

立足实践的学者

    除了“三农”问题，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等都是陆学艺关心的问题。这些也是他为之努力和呼吁的问题，同样也是出于他对实际问题的关注。陆学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来实现，社会管理最终要落实到社会结构改革，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在成都调查坚定了陆学艺的这些看法。他认为，今后30年的任务是，第一阶段搞好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同时搞好社会管理；第二阶段以社会体制改革为中心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回顾个人的学术历程，陆学艺将“实践”二字被看得很重。他认为，就社会科学而言，与人文科学有同有不同，社会科学更具实践性、应用性，它直接来源于实践，回应实践提出的问题，总结概括时间的规律，解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推动社会前进。因此，做社会科学研究，真实情况在大楼里不可能知道，做学问必须到基层去，一定要面向实践，到实践中去，将“走马看花”的巡回式调查与“下马看花”蹲点调查结合起来。他还认为，人文学科也出实践中来，研究者也要关心现实，必须到基层去。“实事求是”是一个做学问的传统，“事”就发生在社会上、群众中，“是”也要到那里求得。

为了培养社会学和“三农”研究的后备力量，陆学艺在北京工业大学培养研究生，安排他们去各地蹲点调查。陆学艺还在主编社会发展报告蓝皮书，继续关心农村和社会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