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看，对于金融危机给2009年就业形势带来的影响，我们没有必要反应过激，把事态看得太过严重。

中国经济是一个独立体系，整体运转还是良好的。去年我调研了8个省的情况，2008年江苏GDP的增长保持在15％〜16％；昆山一个县级市的财政收入就达到272亿，增长约30%。 在安徽调研时，一位已退的副省长表示，2008年是国内近十年少有的农业特大丰收年，对于农业大省来说，日子会好过很多。2008年粮食增产540亿斤，也就是2700万吨，农民收入人均实际增长8%，历史上少有。这为2009年农村社会、农民收入稳定，增加了极大保障。

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要20年翻两番，计算下来GDP年均增长7.2%就可以达到。那么2009年GDP增长保证在8%左右，是可以有效缓解资源环境等发展压力的。如今就业压力主要是消化GDP增幅从11.8%到8%下降部分所影响到的近千万人口的就业问题。千万人口失业，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极大因素，但在中国，受地域、传统文化、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

千万农民工失业回乡,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一次，但由于中国农村广阔，千万失业人口回乡便化整为零。同时新一代农民工多为20几岁，并不熟悉农业生产，也不在家庭中占经济主导地位，与之前的农民工回乡要求土地、有极重的经济压力等情况明显不同。但是，农民工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他们负担了经济危机的代价和模式转变的成本，而这样的制度模式亟需改革。

从近期来看，国家首先应该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各级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帮助乡村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

其次，政府应该尽快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直接关系到民生、内需的公共服务领域完善起来。4万亿资金主要投给铁路、机场、通讯等大项目，这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考虑从长远发展看是正确的，但相对来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农村文化科技等更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地方。

第三，尽快明确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容。高端产品、部分制造业当然要加快升级的步伐，某些行业也已经走到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的路口。但在湖南、安徽等劳动力充裕的地区，劳动密集型且无污染等副效应较小的企业也是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中国缺的是掌握技术的高级的熟练工人，政府应该思考如何有效地提高农民工素质，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在未来的10〜20年里，政府应该尽快解决户籍制度、城乡二元机制，推进真正的城市化。像深圳这样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医疗卫生体系还停留在二百万城市人口的标准，绝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发展。而加快这样的城市化，推进社会公共服务行业的发展和完善，也是未来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