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一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向下流动除了市场机制外，还与双轨制形成不平等的关系有关

    中产阶层本来不应该成为夹心层，他们充满希望地投身于大城市的经济建设，期冀成为中流砥柱，而他们却不得不面对自己赖以遮风避雨的一片瓦。月薪数千元，收入水平中不溜。他们说，自己过得很不轻松：好不容易才凑足首付买了房，沦为“房奴”；贷款买车，又还贷又养车，不折不扣的“车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沦落成了“孩奴”。其实在我看来，他们是“追求体面的被奴役者”。他们被什么奴役呢？还是我曾经在人民论坛上所说的，是其发展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

    除了高昂的房价，一些大城市的住房成本、子女教育成本已大大超出了中产阶层所能承受的范围。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中产阶层不断贬值为“夹心层”，与低收入人群在同一屋檐下争住房、争市政公用品。

    记得几年前，中国社科院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时，许多人对中产阶层的成长抱以无限希望。有关橄榄形和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分野也渐渐为公众所熟悉。随之而来的广泛讨论同样让人们达成两个共识：其一，中产阶层的扩大无论对社会的稳定，还是对文化创造而言，都有着深远影响；其二，中产阶层并不只是经济或物质层面的中产，同样包括精神与文化层面。

    而如今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中产阶层的面目已经越来越模糊。在改革开放前十年，源于市场空间的开放，“市场型进入”成为“新中产阶层”流动的主导形式，中产阶层开始崛起；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上层出现了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形成的一种垄断排斥、新三座大山——教育、就业、医疗都让中产向上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小、向下滑落的机会越来越大。即使是本来很有希望进入中产的一部分人群，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等，凭借自身积极努力也无法向上流动，成为中产也变成了梦想。在劳动力市场，家庭背景越来越重要，富二代、官二代被广泛关注。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出现了结构性障碍，“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对个人的控制、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在弱化的同时，个人对组织权力的追求和崇拜却在强化。因此，那些本应为中产阶级主干的“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们，仍会对当官趋之若骛，也就只能附在某张“皮”上，很难独立生成为中产阶级。或许中国会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职业，但不一定会形成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有效支付能力”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正在“被消失”。

    进一步说，中产阶层不像穷人那样，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解决自己的困难，又不能像有钱人那样，有大把钞票保障自己高品质的物质生活。中产阶层只能挖掘自身的效率，DIY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为此，绝大多数人不得不起早贪黑，透支健康。

    该是政府对中产阶层高度重视的时候了。和西方一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向下流动除了市场机制外，还与双轨制形成不平等的关系有关。特别表现在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上，无论是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还是在利用社会机会的能力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别，并开始成为加剧目前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

    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市场与权力之间要进行切割、重新塑造熟人社会、确立市场化理念及价值观等是中产崛起的外部条件，而作为中产自身不管怎样被悬置，还是要在上下颠簸中锤炼出一种品质，靠自身努力的形成一种普遍希望，担负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张宛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人民论坛记者王慧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