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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
郑杭生 李潇潇
2010-10-29

(记者 李潇潇) 中国发展为世界瞩目,对于中国发展的实际该如何看待和解释,涉及一个学术话语和学术话语权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开始,笔者就“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以及“学术话语权”等相关问题采访了郑杭生教授。


对“中国模式”的讨论离不开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记者:国际学术界正在热议“中国模式”,您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郑杭生:谈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学者和人士的确日渐增多,这一现象本身也是对中国地位日益上升的一个印证。如果说以前,国际上研究中国的多半还限于媒体记者、一般学者,那么现在,世界著名学者也越来越把自己的目光和注意力转向甚至集中到当代中国研究和“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上。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 年的发展和转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既不同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是利用了它们先进的东西,也不同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在我看来,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讨论离不开社会学的一种理论视野。我们通过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巨变的研究,在“实践结构论”中提出了社会学的二维视野,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当代中国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上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这种二维视野也体现了我们一贯主张的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要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的道路,既要立足本土也要超越本土。我们从不赞成把这两方面对立起来的两个极端,即主张纯粹本国经验的国粹主义和主张一切照搬的全盘西化。

正如我们都看到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领域。当代中国是各种思潮的交汇点,不同的思潮对“中国经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同。这并不一定是不好的现象,它从一个方面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和吸引力。

说到“中国模式”,“发展模式”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概念,一般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经验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模式”,是指当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发展的道路或发展经验。要真正理解中国30 年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就要了解它的初始起点、实际轨迹和理论提炼。在具体的讨论中,我更多的是采用“发展轨迹”这个更为动态的概念,从全球视野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它所经历的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

关于“中国经验”,简要地说,所谓“中国经验”是当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经历和过程中,所获得的有自己特点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积累为中国发展道路的特定模式和类型奠定了基础。“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在实践中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学术内涵上显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曾经对“中国经验”做了一些具体的思考和探索,从社会学角度给予了几点解读。

“中国经验”的五个方面

记者:您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经验”做了哪些解读?我注意到在您的著作、论文和讲座中,对“中国经验”的本质、形式等进行了解释和讨论。您能够对此做个介绍吗?

郑杭生:我曾经从五个方面对“中国经验”进行了探讨和解释,即“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实际轨迹、推进形式、实现途径和前景展望。

关于“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我认为是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也就是说,“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第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

30 年来,“中国经验”的实际轨迹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过程。其中差不多20 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是对我国以往初级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和提高,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之点。初级发展与科学发展,这就形成了一个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经验”的推进形式,是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探索”。“自上而下”方面,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中央层面“中国经验”的几个标志性里程碑之一。在“自下而上”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在制度安排的公平和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这些构成了城乡基层社会和社区层面的“中国经验”。还要强调各种“地方经验”,它们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个连接点。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看到了“地方经验”从中间层面对“中国经验”的贡献。

至于“中国经验”的实现途径,表现为“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齐头并进”。

中国社会30 年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是与“行政制”密切结合的“单位制”的弱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变,所有这些促使市场经济下陌生人世界的形成。正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起和谐、互助、合作的人际关系和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这一探索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开辟了实现途径。

说到“中国经验”的前景展望时,我想必须对人类的普遍困境与中国的特殊挑战同时进行两面应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地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种种中国特有的挑战。我从社会学和社会建设的角度,归纳为六个方面的特殊挑战: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在生态恶化情况下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挑战,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记者: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探索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学术发展。“理

论自觉”这一提法现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30 年来,中国学术在创造丰硕成果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学术自主意识正在进一步提升,其中,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显然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在“理论自觉”和“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方面,中国社会学作出了哪些贡献?

郑杭生:1997 年,费孝通先生即提出了“文化自觉”。我在研究费老的学术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这一概念和命题。我高兴地看到,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启发提出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命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

在费老看来,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他强调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研究的基本问题,如要研究天人之际,要研究精神世界,要研究文化与不朽,要研究意会,要研究“我”、“心”,等等。在他看来,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涵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他甚至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如果不达到这个层次,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学”。费老提出的上述基本思想和基本领域,可以看做他对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遗言。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来实现费老的这个学术遗愿。

在我看来,费老集中指出了“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五个主要方面,即“文化自觉”的内涵、使命、目标、艰巨性、重要性以及实现途径。这些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因为,“理论自觉”同样也有自己的内涵、使命、目标,也有自己的艰巨性、重要性以及途径。当然也必须看到,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相比,除了一般的共性,毕竟还有自己的特殊性。理论是文化的系统化形态,是对文化现象的提炼、概括,理论自觉不能没有自己的特殊内容、表现和要求。因此,我们要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作出具体的阐述。但是,在我们着重说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特殊性时,我们也没有忘记费老的启示,因为一般性和特殊性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我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做了五点说明: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要达到两个目标、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是具有根本性质的。第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艰巨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的过程。如果没有自主性,只有边陲性,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只有别人可美的东西,那就做不到“各美其美”,那就只剩下单纯的“美人之美”,为他人做嫁衣裳了。第五,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也只有遵循“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对增强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主体性、增强民族自信性起了并且还会起到巨大的作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现实、我国社会建设的巨大社会需要,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但是如果没有“理论自觉”,如果还是用西方的观点、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巨变,还是在西方的笼子中跳舞,那么,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不过是、仅仅是西方的观点、西方的理论的某种案例、某种例证。这是典型地为别人做嫁衣裳,而不是通过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我们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现在一个好的趋势是,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减少。这对中国社会学界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记者:我浏览了您的著作《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四卷本,感到“理论自觉”并不是您近一两年才产生的想法,而是贯穿在您的社会学学术历程中的一个追求。请您简要地回顾一下“理论自觉”提出和发展的历程。

郑杭生:继承社会学前辈的事业,是二十多年来我给自己设定的、并锲而不舍地加以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这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以及通过这种追求,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推动。这个学术目标应当说早已包含了“理论自觉”的思想。

我的“理论自觉”追溯起来大约可以从20 世纪80 年代初在英国进修时算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当时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这一概念,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这个新概念来梳理自己的及至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理论自觉”轨迹上的新起点、新境界。

作为上述追求和探索的结果,我和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学术群体,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有新视角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简称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以及实践结构论等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和论证,其实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个轨迹点、支撑点。这些理论都是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

在《自序》中,我对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说明(大约9 个方面),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对“价值中立”的具体分析;对与前沿意识相结合的草根精神的提倡;对改革开放30 年的社会学反思和总结;社会互构论与“理论自觉”的彼此推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整合困境的超越;对一些理论误导的学术剖析;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学术争鸣、时代精神与理论自觉;等等。几乎与此同时,我还专门写了文章,对“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目标和途径作了论述。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目标要解决一个问题:是要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要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我们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前者。

要做到“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必须有自己的学术精神和灵魂。我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中,提出并阐述了中国社会学的两大精神——“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所谓“顶天立地精神”,即前沿与草根相结合的精神。一是要有世界眼光,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新的成果和趋势;二是要有草根精神,深入到我国基层社会的建设实际,把握制度创新的脉络。这两种精神指向拓宽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理论社会学研究者的思考境界。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主要途径是: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这些也是我2009 年7 月20 日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报告中强调的。

我一再阐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启发,但同时“理论自觉”又有与“文化自觉”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综合“理论自觉”的各个要素,可以把“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理论自觉”范畴一经形成和提出,就有这样那样的方法论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既为回顾、又为瞻望、也为观察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度,提供新的概念工具、新的理论视角。

记者:对于“理论自觉”今后的深化,您认为中国社会学还应当做些什么?

郑杭生:关于理论自觉今后的深化,我想,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们要认识,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即它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

理论自觉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处在边陲、但是不甘边陲的动力。如果处在边陲、自甘边陲,那就失去了任何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可能。

理论自觉使我们觉悟到,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概括和创造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学术话语,从而打破、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

理论自觉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界担负着理论创新的责任,我们有可能是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外国理论的贩卖者或掮客。

上述三个必由之路、必要条件、必具前提旨在说明,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

中国学术必须要有自己可美的东西

记者: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学术体系,如果依赖国外的理论教条,按照国外学者设置的特定话题和理论导向来增加中国的案例,就会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依附性,在文化软实力竞争方面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话语权。

郑杭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费老的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文明观。这是处理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与西方文化文明,其中包括中西社会学理论关系的准则。我要补充的是,我们必须有自己可美的东西。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还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我们对外国的文化文明、社会学理论都要避免两个极端。我体会在中国走极端,无论哪个极端,其结果都是不好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的增强,外国社会学者已经对我国社会学界刮目相看,过去那些很难见到、很难请到的外国大牌学者,现在相对来说容易见到、容易请到了,这是因为他们现在也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深入研究中国,他们的心态改变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西方社会学的话语气氛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自己不提高主体性、反思性,不拿出真正有水平的东西来,最终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我们要认识到,理论自觉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元理论的转向,实现本理论的创新,实现分支理论的开拓。

“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

记者:您倡导“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这是一个促进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的重要理念。请您谈一谈学派建设对于学术发展的意义。

郑杭生:“理论自觉”还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推动学派核心理念的提炼,促进核心团队的凝聚,推进学派氛围的形成。

我一贯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或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在我看来,都不能认为是适当的。

我也一向主张中国学术界“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学派要靠正常的学术争鸣来促进。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

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