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掌握它们的定义权很重要，改革必须要由中国自己来定义。

要强调共产党改革的主体地位，一定要确保达成共识、确保主体地位，这样改革才会往前走。

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以来很受世人注目，而改革成功与否不仅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政治改革应朝什么方向走，怎样才能改得更好。《中国社会科学报》就相关问题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教授，请问您如何定义政治改革？

　　郑永年：首先，政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太一样。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干部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等。政治改革，至少在学术上，尤其在西方学者眼里，被看做是民主化，或主要是民主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中国未来五年政治改革的方向。

　　郑永年：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掌握它们的定义权很重要，改革必须要由中国自己来定义。把中国的政治改革简单定义为民主化，这主要是西方人的观点。中国必须也应该确定自己政治改革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谈政治体制改革，西方谈政治改革。当然，这两方面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中国现在没有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政治改革，甚至是民主化。但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大家对此可能还没有弄清楚。

　　同时，也不要幻想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谈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可能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同时也会生成其他很多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当经济改革做不下去时，邓小平指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以来，温家宝总理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用政治体制改革来克服改革的困难，这个思路反映中国的实际。在宏观层面大家也是有共识的，但是，一到中观或者微观层面，大家就不一定清楚了。也就是说，宏观层面，谁也不会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但要进行真正有效的改革，重要的是如何在中观、微观层面上思考清楚并且具有可行性。

　　政治改革也必须要做一个分解，而不要期望一步到位。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分解式的，这与俄罗斯一步到位不一样。政治改革也要分几个步骤走，有体制上的改革、有制度上的改革，也有民主化的。而民主化本身也可以分解为选举式的民主、参与式的民主和协商式的民主等。总之，要一步步来，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要有突破口。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更多是要从技术上的、工具面来推进，而不应将它变成意识形态，否则只能让大家愈加糊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未来五年的政治改革过程中，突破口是什么？

　　郑永年：设定目前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非常重要。2002年以来，社会政策改革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我认为，现在的政治改革，就是要为社会改革找到一个突破口。实际上，现在如果立刻开放选举或者全面民主化，并不能解决问题。老百姓怨气很重，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房地产这些方面。如果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在改革推不动的情况下，一下子放开选举，丝毫解决不了现有的这些问题。未来五年的改革，如果要强调，那么社会改革要推进一大步。如何推进？如果认为是开放选举，未免太理想、太幻想了。没有国家可以通过放开选举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十二五”规划如果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就不可以全面出击。也就是说，社会领域这几块，可能不能同时进行，一定要找到突破口。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是房地产，因为这里聚集了老百姓太多的怨气。居住问题是个大问题，一个人一天工作八小时，其余很多时间都在家里。如果能花五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房地产这块改革给做好了，那么社会的怨气会少很多，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更高了。到那个时候再去搞民主化，会更好。

　　我一直强调，社会改革是要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打好一个基础，现在没有这些社会基础，因此社会制度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改革进行了几十年，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社会制度还是百废待兴。虽然在“十一五”期间已经建立起一点，但还没有突破口，真正的制度还未建立起来。在没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如果放开选举，国家是很难稳定的，而民主自然也就成了劣质民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非洲、拉美、亚洲很多国家学到很好的教训。一些国家就是因为在没有很好的国家制度建设，尤其是社会制度的条件下，过早开放选举，结果成为劣质民主。中国在这些制度基础缺失的情况下，当然也是可以进行民主化的，但肯定是质量不高的民主。

　　中国经济改革在80年代也没有找到突破口，直到90年代才找到。社会改革，从2002年算起，也快十年了，接下来五年能否找到突破口也是关键。要找到突破口，接着再放开选举。要强调共产党改革的主体地位，一定要确保达成共识、确保主体地位，这样改革才会往前走。当然，改革是必须的，否则社会会激进化、会不稳定，而完全依靠维稳机制是不现实的，必须要通过社会改革给社会稳定找到支点。维稳不是支点，维稳只是消极的防御，不是社会基础。维稳在任何社会、国家都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应该承担多少国际责任，如何承担，对此您有何看法？

　　郑永年：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必须要有更大影响力，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也是客观使然。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虽然仍非常低，但从总量上说，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也有能力为世界作些贡献。为此，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当然，承担多少，这要根据自己的实力，不能过分承担，因为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要可持续地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

　　另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对此，大家或许没有想清楚。国际责任这个概念还是虚的。各方面的利益都没有整合和协调好，导致中国外交资源的浪费。中国现在承担一些国际责任，但方式太过简单，主要是“开支票”，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学欧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现在中国经济“走出去”了，但战略没有“走出去”，自己都无法保障自己已“走出去”的经济利益。承担国际责任不能过度，否则不可持续。但如果不想承担应承担的责任，这不是大国的做法。我们以前总是强调中国和日本、美国、欧洲等双边关系，但应该将这些双边关系放在整个国际层面中来考量，我们要从对整个国际体系负责的立场出发。中国与苏联不一样，后者是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系统，与西方对立，而中国是全球化，与世界接轨，在现有体系中一步步往上爬。如今，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世界第二，又是安理会的成员国，要从体系的利益出发。美国人说对美国有利的，是对体系有利的。对中国而言，某些方面也一样，对体系好的，也是对中国有利的。比如说，世界经济平衡了，就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中国如果把国内的经济平衡好了，就是对世界经济平衡作大的贡献。所以要辩证地看，首先得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否则就很难对世界负责。要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前提下，再想着如何为这个体系做更多的事。另外，中国是大国，是体系的重要一部分，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外在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谈到要考虑外在影响，那在具体实施中应如何把握？

　　郑永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别人说清楚。比如，社会建设，这是为中国的消费社会打基础，这需要说清楚。现在我们没有一套话语，把国内的改革与国际事务结合起来。比如，人民币、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中国确实需要解决，因为中国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贸易很不平衡。所以中国要努力搞贸易平衡，但这不等于按美国说的，要人民币升值。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做法。我个人觉得，提高劳动者工资，这比人民币升值更有效。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理由是贸易不平衡，那么提高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既减少了贸易出口，又有利于减少收入差异，更有利于建立消费社会。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中国进口欧美的高科技的产品，这和一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保证能可持续地承担恰当的国际责任，中国在战略“走出去”上应注意什么？

　　郑永年：在海外看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战略崛起是没有问题的，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所以，要强调透明，以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方式“走出去”。中国有些人强调要“突围”，这是错误的。中国应该通过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实现“走出去”，而不是通过对抗的方式，否则来自对方的围堵和遏制的力量会很强大。例如，美国现在一直批评中国在航道安全上搭便车，在这些方面没有作贡献。当然，中国也派军舰到索马里，而且现在看来很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战略上一定要跟着经济“走出去”，这不仅符合自己的利益，也符合整个体系的利益。就如维护航道安全，这不仅是中国需要的，也是国际社会需要的。但中国有时太强调对抗性，应该注意用公正、透明、合作的方式，用和国际接轨的话语，而不能自说自话。作为大国，中国要有世界观，中国要为国际安全作贡献，首先自己要有相应的能力，这一点大家很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报》：谢谢郑教授。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53 期 6 版“特别策划 展望新五年（下）软实力”文章之一。　 被访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褚国飞系本报记者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孙辉、李树民、褚国飞、王海锋、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