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2日—26日，边燕杰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参加“社会网与社会资本专业委员会首届青年论坛”。期间边燕杰教授为社会学系的同学们就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相关问题做了系列演讲。在边燕杰教授演讲之余邀请他作了简单的访谈。以下为访谈摘录。

陈晓斌（以下简称陈）：请您谈谈您本人的学术研究历程、领域以及目前的研究工作？

边教授：我的学术历程应该是从1981年读社会学时开始。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南开大学办了一个社会学专业班，选拔了43名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大都是从全国重点高校来的，现在大多数都活跃在社会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入了社会学的门，以后就留在南开读了硕士并留校工作。工作一年以后即 1985年，我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博士，师从林南教授。我当时的选题是社会分层方面的，主要是研究单位制在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意义。毕业以后我去杜克大学作了一年半的博士后，搞东亚研究。然后就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当正式的教员，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正教授一路走来。这中间，1997年到2006年我离开了明大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西方有个制度就是学术假，每六年一次，只要你有终身职。那一次学术假我去了香港科技大学，本来想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做做研究就回去的，后来发现那边的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于是我就辞掉了明大的职务留下来了。2006年我又回到了明大，后来又有了一个学术假，是从2009年到 2010年。这一年我本来是计划在国内做半年研究，另外半年接受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到那边写本书的。但阴差阳错又当了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这就是我的学术经历，看上去跳来跳去，但是都有一点历史的原因。

自写博士论文以来，我就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社会学的两个分支领域：一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二是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我是一个学科倾向特别重、学术选题特别窄的人，所以我的研究一定是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不会分心。对于其他的东西，我略知道一些，评论可以，但我不会去写论文，因为没有研究嘛。当然，我确实写过一些调查方法方面的东西，这是由于在西方，任何一个社会学的教授都首先应该有理论与方法这两门基本功，并且我研究的手段又都是调查的方法，所以我就写过方法方面的东西。

我过往的研究主要是在这两个领域里面，目前也还是这两个领域。每个领域都算是还有一点成果吧，不多，显著的成果很少，但是有。按照国外的标准，显著的成果一辈子有一两个就不错了，其他的研究都是围绕这个东西的。当然你可能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说来说去，核心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所以别人知道我的，网络分析就是“强关系”理论，社会分层就是“权力维续”理论。当然我还有其他的东西，但不见得像刚才那两个一样得到大家的承认。所以我的研究主要是在这两个领域，即社会网络和社会分层，我想我是不会再改了。

陈：您目前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边教授：我是一个学科导向的人。社会学这门学科是干什么的呢？是研究社会的。研究社会的什么呢？其说不一，有社会行为说、社会结构说、社会文化说、社会变迁说等等。但是不管是那个学说，研究社会是一定的，而社会又有两个层次的分化。因为社会是人群之所在，而人群本身又是分化的，从分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来看这个社会何以能整合，这实际上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研究兴趣倾向。问题是这个社会是怎么分化的呢？你想想看，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层化，阶级的分化、阶层的分化，这显然是一个方面了，像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当然他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发现了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冲突以及社会革命、社会发展阶段等等，这些都是从层化得角度得来的认识。所以，我为什么关心分层呢，因为作为社会学家，其本质工作一定要关心这个，要不然你就不称职了，对吧？

第二点，为什么要研究网络呢？因为社会不但有分化，还得有整合。阶级、阶层的东西是排他性、排斥性的，例如我是教师、你是学生，我们两个属于不同的阶层；但网络却是穿透性的、跨越性的，它可以在两个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的不同个人之间建立桥梁，所以说它是社会分化的另外一个方面。因此我要理解社会的排斥性自然也要看看它的反面，即它的连接性、连续性是怎么样的，这就使得我对社会网络研究产生了兴趣。当然，除此之外还都有点历史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刚刚出国的时候，我们中国社会的分化才刚刚开始。因为改革开放前我们倡导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剪除三大差别等形式上比较左的社会主义口号，以后我们发现这些是不现实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就开始有了分化；第二个原因是，在我们国家关系现象特别严重，我也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对这个东西提出一些解释来，因此我对费老的差序格局、梁漱溟先生的伦理本位、西方的网络分析等等都比较感兴趣。

陈：您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怎样？

边教授：人文学科在国外的地位很高，特别是在那些综合性大学。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帮助人们开启心智、提高智慧的层次、拓展知识面，另外还有道德育新、价值传播等功能。而这几个功能最初在西方教育界是受到首肯的，他们认为教育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很早以来，西方的教育大都是在liberal arts college（文理学院）中进行的，liberal是自由的、开放的意思，art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意思，“文”给人的感觉就是开启智慧、让你更自由。怎么样让你更自由呢？你得有知识吧？马克思不是说过吗，认识了必然人就自由了。你怎么认识必然呢？就是得有知识、智慧，liberal arts 就是这个层面的意思。

以后理科、工科不断发展起来以后，知名的理科、工科的教授都是很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因为他们认为这里面也是有智慧、有知识的。但是走的比较偏的理科的和工科的教授往往会忽视人文和社科。这种忽视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知识偏见，觉得人文社科的东西似乎没有直接的有用性，只是玩玩的，这是他们的偏见；还有一个原因是人文社科自己本身的问题，就是把自己搞成了个意识形态学，光说口号，套话连篇，让人家理工科的人看不起。

目前国内的情况，我个人感觉，人文社科的地位还是在提高的，但是相对国外而言还是差了一些。有两个指标可以说明问题。一个是国外大学里边文科校长多，当然这里指的是大文科的概念，包括法学、管理、公管、社科、金经、人文等，国外很多校长都是文科教授，理科教授当校长的寥寥无几。而我们中国的大学，总体来看理、工科教授当校长的居多。第二个指标是，我们国家的名牌大学者，理工方面的多，人文方面的少。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文革时所搞的文科意识形态化有很大关系，那时文科里面也没有什么真文科，都是在那搞意识形态，没有什么真正的知识，这造成了文科里的研究者出不了什么思想，也不敢出什么思想，这限制了文科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我们的目标还是有差距的。

陈：您认为应该怎样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的青年人才？

边教授：这个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关键点是指导教授。这些导师们，一要站在自己的学术前沿，自己要有研究；二是他们要认认真真的指导，这两点很重要。而现在国内的情况是，教授对学生的指导相对较差，甚至基本上没有什么指导，教授们“放羊，”学生得不到什么指导。

陈：您对目前的课程改革怎么看？

边教授：我不知道你们的改革，不过我可以介绍一下我在西安交大是怎么改的。我们国家在1952年取消了社会学，从1979年正式恢复社会学以来我们走过了31年的历史。但是大学里面恢复社会学系都是有一个路径依赖的。就是我们最初没有真搞社会学的人，所以就从外面请进一些人来教学，最初的课本都是跟人家学的，然后自己又生成了一些教师，但他们通常都是转行的，这样我们的课程就是一个混合型的，有一些是社会学的课程，而有一些就不那么像社会学的，还有一些根本就不是社会学的课程。

当然，知识是相通的，旁通才能触类，学点别的知识也无妨，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可是，你如果要搞一个比较正统的、与国际接轨的社会学系，就必须考虑到这个系怎么建。从理想状态来说，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门槛，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方法是任何学科的基础课，像本科期间的社会学原理、社会学说史、社会研究方法等等这都是基础的，研究生也是这样。但是社会学又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综合性特别强的学科，这三大特性就决定了社会学的研究方向的选择性是非常多的，这就造成了社会学可能要多设一些选修课。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课程设置上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人设课，要因社会学本来的性质与发展规律来建课、来聘人，这样才对得起学生，要不学生就成了陪葬品了。

我就是根据这些想法与西安交大社会学系得教师一起调整本科与研究生的课程的。以西安交大社会学研究生的课为例，必修课是9门，每一门两个学分，其中3门公共课是全校统一的，这样就剩下了6门课，我们设计的是中级统计、高级统计、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设计、社会学理论构造。现实情况是这六门课有几门是没人教的，但是我们还是这样定下来，并作为奋斗目标，我们现在可以不教，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找人来教。然后我们还有8-10门的选修课，这个大体上是因人设科的，这是正常的，因为选修课是老师“唱拿手戏”的平台，通过他们把学生带到研究舞台的前沿。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社会学系必不可少的选修课方向，第一个就应该有组织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即一个宏观、一个微观。然后应该有社会分层、社会网络、经济社会学、家庭婚姻研究、性别研究等，这些问题都可以设，因为这些都是目前社会学研究当中的热点领域。如果一个社会学系还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的话，它的学生的训练显然就是有问题的。西安交大保留了原来自创的一门叫社会工程学的课，就是用社会科学的理性认知去管理社会，其他的就按照我上面所说的进行设计。

陈：请您谈谈学术与社会的关系？

边教授：我就从社会学角度谈谈这个问题吧。简单来说，我们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应该对社会有三种贡献：一是培养能够理解社会、分析社会的人才；二是这个学科要出一套有用的知识；三是要提供一种能够衡量和评价社会政策以期提高社会政策影响力的能力。大体上我认为学术对社会的影响是这样的。那么反过来，社会也会对学术产生影响，特别是对社会学这一直接研究社会的学科影响更大。

陈：您认为一个学者的责任、操守、使命和追求是什么？

边教授：这可以从人类的三个终极价值谈起。人类的三个终极价值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都是真、善、美。这里边真和善最重要。善就是要做一个符合道德规范的、和谐共生的社会成员，对国家而言就是合法公民，对组织而言就是组织的有责任和义务的一员，对家族而言就是家族、亲属的情义相托、代际相承的一员。这是善的标准。而知识分子的操守，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求善而是求真，即以真实的态度、诚实的态度去求真，这个至关重要。我们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是发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动规律，求得这方面的知识，传播这方面的知识，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操守，绝对不能违背的。

当前学术界出现的许多学术不端现象都是和这个相关的，都是操守不严的问题。可是要保证知识分子的操守，还不能只依赖道德的制约作用。德治很重要，但是怎么才能保持德治呢？关键还是要制定相应的制度。比如说，大学对一个不称职的教员怎么办？要把他/她从讲台上拿下来，让他/她走出大学，因为他/她没有操守、也没有什么知识，就不应该留在大学里。同时，对那些有能力，但只把能力用在投机取巧上的人，也应该管制一下。如果能这样的话，人们的操守自然就能够提高。现在的知识分子操守不严，我个人感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领导人操守不严，学术领导本身就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就不敢杀一儆百。所以说，操守的问题本身是不难管的，难就难在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型社会时期，制度空间内的不确定性太高，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不能严格执行制度规范。

陈：您为什么热爱学术生活？

边教授：我最初并不喜欢学术，我最初的志向是当兵，我觉得当兵很威武，当兵会使人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也会使人有一种施展的感觉。我认为当兵是一个既有自我又有社会大我的这么一个职业，我很喜欢。以后就阴差阳错地走到学术这条路子上来了。之所以走这条路子，有一点就是我对事认真，对事情喜欢多动脑子想一想，就这样一步步的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兴趣。

我现在很喜欢搞学术，因为这里边有自我创造的空间，并且空间还特别大，你怎么创造都不为过。而且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总是无限逼近却永远达不到的，这是很具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行当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另外我在美国教书，教授的声望比较高，待遇也不错，经济收入虽然比经商的差得多，但是也能够保证中产阶级以上的水平，这对人的诱惑是很大的。一份职业是有保障的、能达到中上生活水平的、有较高社会声望的、有工作自主性的，搞学术就是这样的工作。因此，我还是比较喜欢我当前的工作的。

[人物简介]边燕杰，著名社会学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边燕杰教授是关于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的国际社会学权威之一；是社会网络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华人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本研究的国际权威之一；是公认的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专家。在美国、香港两地主持大型研究项目10 余项，获研究基金约1000万港币、80万美元。出版中英文著作、编著、译著7部，学术论文70余篇，为多种国际百科全书撰写词条。

原载：山东大学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