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个体层面因素如何通过一定的机制引发群体社会结果的分析社会学，在过去的十几年内日益得到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牛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赫斯特洛姆于2005年出版了《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一书。被视为是基于机制分析的分析社会学正式登堂入室的“宣言”。
分析社会学是如何形成的？其如何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分析社会学对于传统社会学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围绕分析社会学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陈云松。
中国社会科学网：分析社会学是如何形成的？请您介绍一下，分析社会学的缘起；在您看来，分析社会学与分析哲学、行为经济学存在何种关系？
陈云松：分析社会学的思想脉络可以追溯到韦伯对宏观与微观分析层次的关系的论述。韦伯认为，社会学家不能满足于群聚层次的相互关系(aggregate correlation)，而应该着眼于可理解的个人行为来进行解释。换句话说，解释社会现象最基本的因果主体(causal agent)应该是个体行动者，而不是群体层次的概念或现象。如果社会学分析的对象均停留在个体也即微观层次，那么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分析个人教育回报）。但是，一旦分析对象是跨层次的或者全部处于宏观层次之上，那么，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解释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也即社会结构、现象如何影响个体结果（例如，不平等如何影响个人幸福感）。二是解释从微观到宏观的跃迁，也即个体行为、状态如何上升为群体、社会的现象和结构。前者，是传统社会学分析所擅长的领域；而后者，则是分析社会学的目标。实际上，这个目标也恰恰是当年科尔曼提出的社会学理论化的最主要的难点。
此外，在1970年代社会学被帕森斯的大理论统领的时代，默顿提出和倡导的中层理论，实际上也就是分析社会学的理论先导。实际上，默顿也是赫斯特洛姆在哈佛求学时的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网：与其他的研究范式相比较，分析社会学范式具有哪些特点和优势？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始终在“行动与结构”、“宏观与微观”二元分野之间徘徊，有学者指出，分析社会学为寻求连接微观与宏观提供了可能，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请您对此进行分析。
陈云松：分析社会学的目标是用中层理论的方法，以个体行动为基础，建立对社会现象的机制性解释。用赫斯特洛姆(2005:98)的话说，分析社会学就是要研究“在过去的行动所导致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和他人互动的个体行动如何产生大规模的社会现象”。要理解分析社会学，最关键的是两个理念：一是机制性解释；二是从微观到宏观的跃迁。寻求微观向宏观跃迁的机制，是分析社会学的使命，也是它区别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领域的主要特征。
所谓机制，指的是某一社会学科内，因果关系链条中无法再进行细分的最短环节，或者说是因果的学科最底层。众多机制，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比如，收入高导致幸福的因果链条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是一个机制，生活水平提高提升幸福感又是一个机制。因此，所谓机制性解释，实际上就是一种可以被统计性解释证明的基于个人行动的覆盖率解释，或者说，是统计性解释和覆盖率解释的有机结合。社会学家从覆盖率解释出发，通过对现存理论的梳理，可以提出一系列机制或机制的组合。然后，用统计性解释来验证这些提出的机制或机制组合。最后，社会学家可以用这些被验证过的机制来指导生成新的理论。
机制性解释和我们在计量经济学以及定量社会学中常见的回归分析以及因果推断有何差异？首先，分析社会学和反事实因果推断的倡导者一样，强调简单回归的关联分析无助于解释社会现象。其次，分析社会学比反事实因果推断走得更远的地方在于，社会学家不能满足于通过采用高级计量模型（固定效应分析、工具变量、倾向性匹配）所获得的因果结论，而是对因果链条本身进行更为细致的机制检视。比如，我们可以通过高级计量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论证出茶叶价格对女孩出生率的因果影响。但在这个因果链条上，我们应该有明确的理论和机制分析：这首先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多从事茶叶种植工作，所以茶叶价格的提高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收入增加，然后经济地位再使得女婴被流产的几率下降。理论上，对每一个机制环节，都应该有反事实因果推断。也就是说，基于社会机制的反事实因果推断，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机制性解释存在于任何一个层次或者跨层次的因果链条中。而分析社会学最关注的是从微观向宏观跃迁的机制。恰恰因为有了对机制的详细剖析和追求，才可以使得社会学家有胆量、有手段去闯入科尔曼哀叹过的学术禁地：从微观到宏观的跃迁，才是社会学领域最大的智识障碍。社会学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很难去分析个体层面的行为如何导致社会宏观层面上的变迁。相关的理论我们可以描述得很炫目精致，但在社会网分析、计算机多主体仿真得以发展之前，传统的多变量回归分析和实验方法，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宏观层次的社区也好、邻里也好，甚至社会也好，其结构特征和状态都往往无法用模型回归中的变量来简单表达。而借助于社会网分析、计算机多主体仿真分析等等手段，我们可以把从回归分析中得出的经验关系和虚拟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对从微观向宏观跃迁的机制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学者认为，分析社会学迄今仍然未建立起一个连贯的、广为接受的分析框架，在您看来，未来分析社会学应该着重关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
陈云松：赫斯特洛姆教授的《解析社会》，是关系当代社会学实证分析发展方向的一本重要著作和前沿论述。他对覆盖率解释和统计学解释的批评，对机制性解释的倡导，以及用计算机仿真模型来实现微观宏观联接的尝试，既标志着当代实证社会学研究已经开始从简单的回归分析向着探求机制的阶段推进，也弥补了过往社会学领域对个体层面的行动、互动如何导致社会现象这一重大问题的回避。
实际上，《解析社会》一书本身提出了DBO理论的解释框架（期望desire 信念belief 机会opportunity），并详细提供了把实证回归分析结果和计算机仿真技术捆绑结合使用的“实证校准计算机多主体仿真”经典案例。与其说分析社会学尚未建立起连贯的、广为接受的分析框架，倒不如说社会学学科发展本身远远滞后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大量社会学分析仍然停留在变量关联，连因果推断都没有成为目标。在社会学领域以统计回归为主流的定量分析中，大量研究都因缺乏对因果关系和社会机制的探求热情，对内生性等涉及因果推断的重大问题缺乏关注。这就使得因果链条最底层的机制性解释本身就成为了稀缺产品，更不用论以此为基础的分析社会学。
其次，微观向宏观跃迁的理论还不够丰富。主要集中在社会扩散和濡染现象(Social diffusion and contagion)的机制，例如默顿(1948)以银行挤兑为例的自我预言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理论，科尔曼等(1957)的关于药品领域采纳革新的规范压力（Normative pressure）理论，谢林(1972)的以住宅区种族隔离演化为例的“转折点”（Tipping point）模型等等。而“涌现”、“非线性放大”等等复杂系统理论在社会科学界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介绍。
最后，学科融合还不够。分析社会学关注的核心是微观向宏观的跃迁和涌现，其分析方法和手段与传统的回归分析大相径庭。而掌握这些方法的往往是计算机领域的学者。分析方法的陌生，使得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社会学家少之又少。赫斯特洛姆教授的《解析社会》一书，在社会学分析领域，毫无疑问是一本极为前瞻性的作品。也因为前瞻性，它也必然是孤独的作品——尽管它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科尔曼图书奖。社会学实证研究尝试把实证校准仿真模型的研究，少之又少。
因此，总体上我认为《解析社会》一书实际已经有了好的框架和案例，但因为学科发展滞后、理论缺乏以及融合不够的原因，导致这一领域仍然没有快速勃兴。不过，如果说这本书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微观上的震动冲击，那么我斗胆预言，它会对社会学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社会学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书中提到的非线性放大的过程，从微观到宏观的跃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