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是一门伴随影视技术而出现的新型交叉学科。影视技术诞生之初，人类学家便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影视设备记录、展示、诠释文化现象。近年来，影视人类学逐渐摆脱作为人类学研究手段与工具的定位，在人类学文本研究之外确立了一套影像研究语言，呈现出不同于文本民族志而独立存在的人类学研究价值。
当前我国影视人类学呈现何种发展态势？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媒介转型，影视人类学迎来了哪些机遇与挑战？作为一门学科的影视人类学应该如何发展？围绕影视人类学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邓启耀。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介绍下影视人类学的缘起，有观点认为，影视人类学仅仅是一种方法，只能在田野调查中起到辅助的作用，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在您看来，影视人类学的功能表现在哪些方面？
邓启耀：影视人类学缘起于一百多年前摄影机和电影机的发明，它们很快被用于人类学田野考察中，出现了一批在当时世界影响很大的作品，成为田野考察和民族志书写的另外一支笔，起到了和文字叙述相辅相成的作用。经由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等的学科建设及米德、贝特森、列维-斯特劳斯等的实践，逐渐形成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最早与新媒体结合的发展方向之一，影视人类学的确是一种跨学科方法。它的现场贴身参与观察、有细节有故事的叙述、有温度可直观的感知和传播，是民族志叙事十分看重的学术品质，也具有了一些影视作品的艺术气质。
同时，它又是人际沟通、转换观察和思考角度的一种方式，如共享拍摄、回放和持机主体置换，是田野中有效的沟通互动方法之一。之前，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实验了“共享的人类学”，和被拍摄者一起商议如何拍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二战期间和日本人一起看日本电影，观察他们的反应以捉摸其国民心理。之后，把照相机或摄像机直接“交给村民”，获得更多的尝试。让他们成为主位表述者的意义在于原来只在学者手中的话语特权开始分散和转移，原有的“书写”权力关系开始改变，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享或共享。通过回放，我们可以和被拍摄者一起重温消逝的事件，看到他们的反应，更全面地理解事实；通过那些第一次操机的村民拍的作品及其解释，我们学习用他们的眼睛去观察和认知事物，明白他们究竟关注什么，希望通过影像来发什么声，而学者们则可能由此激发出许多有关主位和客位、工具象征、工具与权力、认知模式和诠释、分享与误读、视觉表达方式及表达语境甚至本我、元视觉之类的理论联想。这种方法运用得当，可以提升出许多理论空间；即使无“论”，在人类学这样一个务实的学科里多几种接地气的实验性方法，有何不可。禅说“法无定法”，在田野调查中执一“法”而起什么作用，取决于执“法”者本人的眼界、趣向或素质，无关用具。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作为一门学科的影视人类学逐渐发展完善。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态势如何（取得了哪些成绩，还面临哪些问题）？请您围绕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谈谈您的观点。
邓启耀：我国影视人类学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经凌纯声、杨成志等带队的专业调查组和非人类学专业的影视民族志先驱者庄学本、孙明经等的努力，已经有史可循，有物可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借规模宏大的“民族识别”运动，井喷了一阵后随即速冻十余年，解冻后物是人非，具有特别的文献价值；八十年代之后延续至今，特别是DV的出现，使人类学的工作方式成为业界的一种追求，专业人类学家、独立制作人、电视台、旅行者等，制作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人类学或类人类学影视作品。有一些论著出版，重要的学术会议常设影视人类学论坛，中国影视人类学家及作品参加国际交流，有些高校开设影视人类学课程及研究生专业研究方向。一句话，发展势头不错。
说到面临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全社会无所不在的社会转型和媒介转型，正使曾经很“新媒体”的影视人类学旧掉。在实践上，仅仅是拍，已经不够了。在理论上，仅仅是“影视人类学”，也不够了。拍什么？怎么拍？一直是影视民族志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考虑母体人类学自身也早已经超越了传统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不考虑智能手机、网络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那种争论的意义就十分有限了。这就要说回“影视人类学”，过去这个学科安身立命的基点一直在“影视”上，所以一说到它就会想起拍照片、纪录片、“触电”。但它的原文visual Anthropology中visual的几层词义可以概括为：视觉行为、视觉对象、视觉技术、工具和媒介、视觉方式、视觉传播、视觉表达、视觉产品、视觉心理、视觉群体。如果只译为“影视人类学”，显而易见只关注到其中一些偏于工具性技术性的层面，忽略了本该由人类学重点关注的关于视觉对象、视觉群体、视觉行为、视觉心理，以及人类在影视媒体诞生前漫长时期的视觉遗产的研究。所以，我更愿意把visual Anthropology译为视觉人类学，因为它既可以保持影视民族志的优良传统，也可以有更大的理论空间。国外已经有一些学者，意识到必须“超越影视民族志”，他们在新媒体的人类学研究上，有很多可贵的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了进一步推动影视人类学发展，您认为学界还应该着重探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丰富发展影视人类学？请您谈一谈您的建议。
邓启耀：一个学科的发展是需要一大批实践者和理论探索者来铺垫的，铺垫的基础决定它发展的前景。我最近将在《民族艺术》上发表的一篇长文中，认为按照传统人类学的几大分支——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架构，Visual Anthropology完全可以走出“影视人类学”的局限。比如，关于时间维度的研究，Visual Anthropology与考古学、文化史特别是图像史关系密切，主要研究人类通过视觉符号创造的文化，研究视觉符号如何形成，人类怎样通过物象或图像符号传递信息，创造文化，进而追问“人是什么”？文化是怎样形成，又是怎样传承和变异的？Visual Anthropology关于空间维度和社会结构的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相通处颇多，主要研究被称为“民族艺术”或“民间艺术”的视觉文化及使用它们的视觉群体。在语言人类学方面，如果我们不要受口语或书面语的限制，那么，关于视觉符号、图像语法的研究会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而关于人类的视、知觉研究，不仅仅属于医学、哲学或心理学的领域。如果涉及人类不同文化群体的视、知觉及视觉认知问题，不能离开人类学。这个问题在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充斥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下尤其应该引起注意。
如果学科跨度再大一点，可以尝试研究眼下遍布人们周遭空间并企图侵入人们所有时间的广告、城市景观、网络图像、影视制作等，如何成为人们的生活现实？“吸引眼球”何以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进而成为一种视觉政治和视觉经济？观看控制和视觉秩序，如何成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甚至城管都万分重视的宣传利器？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视觉人类学可以和哲学、心理学、思维学、艺术学等交叉。如视觉认知、视觉思维、视觉心理及视觉表达研究。当然，它和传播学的天成之姻，使它们在催生了一个“媒介人类学”宝宝的时候，那先天和后天的优势，是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