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一系列网络交流、互动平台的建立，网络行为已经成为大众的一种重要活动方式，中国社会生活的网络化在快速推进。在不少学者看来，网络社会的崛起给社会带来了深刻变迁。面对新的社会现象，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应如何拓展？研究方式应如何更新？围绕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相关学者。 

　　社会生活网络化引发社会变迁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当代科学技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3次互联网调查报告，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 

　　“网络技术是一种信息技术，其影响主要通过改变社会交往方式，进而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万里表示，网络技术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信息技术而形成新型社会形态，亦即网络化社会；二是由互联网架构网络空间或虚拟世界，亦称虚拟社会或赛博社会。 

　　“互联网已经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少杰表示，不仅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受到网络化的影响甚至冲击，而且人类社会在总体上也发生了更加深刻的转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向记者介绍，按照西方学者曼纽尔·卡斯特的观点，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变迁，网络社会的崛起是人类社会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杜海峰表示，社会生活网络化广泛、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变迁。一方面，社会生活网络化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普及在改变原来社会环境的同时，还使得虚拟的互动关系与传统的现实人际互动关系交相呼应，形成了“虚实结合”、“在线—离线”互动的新的社会环境，使得人类活动更加丰富和复杂，为社会变迁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互联网激发社会学新思考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追踪社会生活的最新变化，刘少杰表示，当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呈现在社会学面前，社会学应当责无旁贷地对之作出新思考。 

　　在赵万里看来，网络时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的边界发生了变化：其一，传统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其最大的单元指“民族国家”。网络技术为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基础，不仅重构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也催生了“全球社会学”的兴起。其二，传统社会学研究“现实社会”，研究所及以人类的“经验世界”为限。网络技术架构的“虚拟世界”，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理应成为社会学的考察对象。 

　　“社会生活网络化已经对传统的以属性研究为主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因为研究对象已经从‘个体’变成了强调结构的‘网络’。”杜海峰说，在学术研究方面，个体及其观念、行为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背景下的变化是社会学依旧需要关注的问题，但同时要更加关注个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形成、演化，以及个体特征如何通过这些互动关系凸显出群体特征。 

　　网络社会崛起给中国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更加复杂的问题。刘少杰认为，伴随着网络社会崛起展开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和网络社会认同等崭新的社会现象并没有在传统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之内，但这却是更加深刻的变化。因此，中国社会学更应以新视野和新境界面对在中国迅速崛起的网络社会。 

　　“我们对网络化生活充满乐观正面期待的同时，也应该理性地看待其不可预期的风险，甚至可能存在的负面作用。”杜海峰告诉记者，网络化必将出现当前无法想象的新事物，还会遇到当前无法理解的新现象，应该警惕网络化带来的风险。 

　　传统社会学研究方式仍然重要 

　　网络时代社会学方法的拓展为传统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机遇。赵万里告诉记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网络社会的兴起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阿基米德点”。那些已经“黑箱化”的难以考察的社会现实，由于网络技术的出现而使考察成为可能。 

　　罗家德对此表示认同，他告诉记者，探究个人的社会行动及其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网络时代，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分析社会系统，能够为研究个体微观基础如何演化成总体现象提供路径，从而为超越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分裂的局面提供了可能。 

　　“面对网络社会新现象而转变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已经没有意义。”刘少杰认为，尽管网络社会将表现出越来越强势的发展，但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永远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环境，在场社会行动必将持续存在下去，面对在场社会形成的研究方式在一个较广的层面上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