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章,194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1957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担任讲师、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主任，其中于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58—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协助孙冶方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1978—1984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曾协助薛暮桥编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1985—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91—199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建章先生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学术造诣深厚，成果丰硕。专著有《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1981）、《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和价值问题探索》（1982）、《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85）等。担任主编的书籍有《中国计划管理问题》（1986）、《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1986）、《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87）。此外，在公开报刊和内部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从1959年到1964年，何建章先生是孙冶方在学术上的重要助手。孙冶方这位老一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勇于向错误的传统观念挑战、不避艰险、不计荣辱、创建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而闻名于世。在孙冶方的带领和鼓励下，何建章在这段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创新见解的文章：如《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企业经济核算》（1962）、《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内容问题》（1962，与桂世镛、赵效民合著）、《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1964，与张卓元合著）等。其中《论生产价格》一文影响甚大。虽然文章发表的当时受到批评，但何建章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受此影响，何建章先生在“四清”运动中被当作“鼓吹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把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套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的“修正主义理论”，受到内部和公开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何建章先生再次被作为“孙冶方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被揪出来，1970年随中科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放河南农村干校，1972年又随同回京集中搞“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6年，国家计委成立经济研究所，何建章先生参与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79年，被正式调到计委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79—1984年，何建章先生以极大热情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他借助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有利工作条件，搜集和研究了大量实际材料，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发表了一系列理论联系实际的、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文章：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79）、《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与张卓元合著）、《当前我国经济效果低的主要原因何在？》（1981，与张卓元合著）等。其中最富新意的是上面列举的第一篇，该文从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个人的和集体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得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的认识，而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这一观点在当时颇具新意。该文还提出应承认国有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的地位，逐步改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些论点在1979年那个时代提出是难能可贵的，此文获得198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世纪90年代以后，何建章先生更多地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经济的改革。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客观条件决定的，因此，正确处理各经济成分间的关系是搞好国有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之一。何建章先生不赞成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也不赞成认为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必然导致化公为私的说法，他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与此同时，他又坚决反对学术界一些人力图掀起私有化浪潮，把种种不实之词强加在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头上。他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多次提出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的有益建议。他在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论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1992）、《坚定信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1996）、《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1999）、《谈“放小”与“扶小”》（2000）。

2004年，何建章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