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密切关注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青年群体中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因素，通过宣传教育工作预防以青年人群为主体的群体事件和社会运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关键词】青年群体 思想动态 宣教对策      【中图分类号】D647     【文献标识码】A

　　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生存境遇不佳、不满情绪较强的青年人群（如“蚁族”、“新生代农民工”等），尤其值得关注。当前，绝大多数青年人表现出较强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党和政府有较高的支持力度，短期内并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然而，青年人承受的就业、住房及其它生活压力不断增强，生存现状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差距较大，在某些群体中集聚着对社会现状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同时，青年人易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部分青年表现出赞赏西方政治制度的倾向，对于政府采取的新闻和网络管制措施、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产生逆反心理。这些不良心态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有可能诱发群体事件或社会运动。

　　另外，“80后”和“90后”青年具有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利益表达意愿和代际认同意识，这些特征使偶发性的、小规模的青年群体事件，在某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可能快速发展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因此，密切关注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青年群体中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因素，预防以青年人群为主体的群体事件和社会运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增强了在校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大学学习期间是青年人政治意识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进入大学的青年人摆脱了中学时代的沉重学业考试压力，开始有兴趣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一阶段他们所获得的社会政治信息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他们形成社会政治观念作用巨大。大学是相当开放的环境，学生们会接触到西方社会政治思潮和西方媒体信息，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目前各高校已建立较为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包括思想政治课程；政工或社团组织（如团委、学生会、学生工作处）；辅导员制度；入党选拔机制；等等。这些教育手段带有一些强制性或外力压制性，一些学生有抵触心理，但不管学生是否自愿接受，这些教育方式还是或多或少地发挥了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但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讲授内容和方式虽然有所改进，但仍然存在较为死板、教条、说教的特征，令学生难以接受。第二，选拔党员和学生干部的过程存在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对于学生党员和干部的选拔标准不切实际，助长了学生的投机心理，入党考察过程严肃性不足。第三，辅导员制度没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各高校都建立了辅导员制度（每班都有辅导员），辅导员大多是在校生的学长学姐，对学生思想状况较为了解，具有与学生进行深入思想沟通的优势，他们介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效。目前大多数高校的辅导员只是在教学管理方面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

　　大学毕业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下降，政府宣传教育活动应尽可能地向这一群体延伸

　　与大学在校生相比，大学毕业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相对低一些，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意情绪有些上升，对西方所谓“民主”理念的赞同有所上升。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针对在校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延续至大学生毕业以后，以学校和体制内单位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没有覆盖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只有就业于体制内单位（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的毕业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接近在校生，因为他们在单位内与党团组织有联系，参与一些思想教育活动。但是，大部分的毕业生（大约80％）就业于体制外，他们较少接触官方媒体，他们不太看电视，也不阅读官方报刊，他们中大部分人通过浏览门户网站新闻界面、各类名人微博、社交媒体（如微信）等了解社会信息。

　　就业于体制外的大学毕业生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就职于外资合资企业（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他们收入水平较高，对个人生活状态较满意，社会不满情绪并不强烈，对社会政治问题不太感兴趣。另一类是就职于中小民营企业，他们占体制外大学毕业生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收入水平较低，就业状态不稳定，对个人生活境遇不满，对政府诸多政策有较多批评，有较强的仇富仇官情绪和不公平感。近几年来，这一群体中民粹主义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发展较快。其中一部分人是所谓的“蚁族”，他们有的人是毕业于比较一般的大学、家庭背景一般（多数来自农村和小城镇）、就业不稳定、收入较低、居住于城市边缘老旧社区十分拥挤的居室里。最早的“蚁族”是毕业1年到3年的大学生，经过一、两年的艰苦奋斗，他们大多能够改善就业和收入状况，脱离“蚁族”群体。但近两年来，一部分“蚁族”成员在毕业5年之后仍未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对前途感到迷茫甚至于绝望。这些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网络上，时常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言论来宣泄不满情绪，他们也更有可能参与突发性的群体事件。

　　体制外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思想状况值得特别关注，政府宣传教育活动应尽可能地向这一群体延伸。许多大学毕业生是党员和团员，“985”高校毕业生有半数是党员，普通本科大学毕业生党员比例也高达44％，不是党员的毕业生也绝大多数是团员。然而体制外就业的毕业生基本上中断了与党团组织的联系，实际上也中断了政府宣教的一个重要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短板”

　　新生代农民工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短板”。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初中和高中/职高毕业生（或辍学生），他们所上的中学大多是教育质量比较一般的学校，他们在学校的语文和数理化成绩不好，思想品德课程也学得不太好。在他们思想还未成熟之前，他们就离开学校外出打工。他们没有像大学生那样，在思想成长的重要阶段，接受了高中和大学里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成了他们思想成长的学校，而他们所接触的社会人员大多是像他们一样的打工青少年和低文化水平的成年人。他们不仅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而且也缺少基本的社会公德、道德规范和法治秩序等方面的教育。这就导致这一群体易于诱发违法犯罪行为，在暴发群体事件时，他们也更可能采取违法暴力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也较少接触主流媒体，虽然他们看电视，但他们主要是观看偶像剧或综艺节目。他们大多没有个人电脑，上网基本上是用手机，而手机上网主要是为了娱乐和交友。

　　目前最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是“90后”，他们是在农村家庭经济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和青少年流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不会干农活，而且大部分人也没有吃过什么苦。“90后”农民工很早就离开农村，他们的初中、高中或职高是在县城或小城市里住校读书，或者居住于父母在县城购买的房子里。他们对农村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感，而对城市生活有很高的认同度。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喜欢上学读书，迫切地想到大城市打工挣钱、开阔眼界。很多人缺乏一技之长，以他们的文化水平难以找到令他们满意的工作，难以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从事重体力、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对于繁琐重复的流水线工作和社会声望低下的工作也有抗拒心理。他们不满足于“打工挣钱、回乡盖房娶老婆”（老一代农民工的梦想），他们期望能在城市里过上体面的生活，拥有体面的工作，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然而，户口身份的制约和缺乏学历阻碍了他们上升流动的渠道，同时还使他们获得市民身份障碍重重，这种境遇状况使他们感受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现今，具有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并且善于表达利益诉求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一些学者把他们称之为新工人阶级，之所以说他们是“新”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在价值态度和行为取向方面与传统的“老”工人阶级极为不同，主导他们行为的不仅是经济理性而且也有价值理性，他们的诉求超越了一般的经济需求，而展现出一些自我价值追求。

　　除了大城市里的青少年打工者，新生代农民工的另一庞大群体是“县域青年”，即县城里的初中、高中、职高毕业生，他们大多数是“90后”。由于撤点并校政策实施，农村和乡镇的初中/高中合并到县城，大量农村和小乡镇的青少年集中于县城住宿中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毕业以后就留在县城，这些青少年怕吃苦不愿外出打工，但也不愿回到农村。许多县城的就业机会不多，导致这些“县域社会青年”无所事事，既不上学也不就业，靠父母的钱混日子，而离开父母管教的住宿初中生、高中生和高职生也与他们混为一体。这些“县域社会青年”平常较难引起大众媒体和社会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他们毫无疑问是一种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青少年经常成为偶然爆发的群体事件中的活跃分子，在2008年翁安事件和2012年什邡事件中就有所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