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3日早上9点08分，陆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此时，离我博士毕业仅相差一个多月的时间，毕业论文已经通过预答辩、“明审”以及“盲审”程序，只剩下最后的毕业答辩。学校最后决定白素霞和我两人将是以陆老师名义毕业的最后一届博士生，其他的师弟师妹全都转入本校别的老师门下继续攻读。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竟然成了老师的关门弟子。

陆老师离开的前一天，恰好是星期天，晚上我和李阿琳到他家吃饭，就像往常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家不在北京的学生，节假日是常常到老师家去“改善生活”的，这一传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招收第一个学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每一次老师都要亲自下厨做一两个拿手好菜，无锡人很会做饭，红烧肉、腌笃鲜、蛋饺等都是当地的美味佳肴。看着我们吃得精光，老师就会笑呵呵地说：“你们要学会做饭，照顾好自己，能吃才能干！”。那晚，他给我和阿琳做了红烧牛肉，这也是他最后的一顿饭，第二天早上的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匆匆地走了，走得那样的突然，令人悲痛不已，直至现在我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恍惚间总觉得老师还在，说不定哪天还会接到他打来的电话。

回想四年博士期间，能够求学于老师门下，是最最幸运的事。由于是脱产学习的学生，所以有机会常伴老师左右，耳濡目染，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给我上一堂堂生动的课，关于学问、关于做人、关于做事。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宽厚友善的待人方式、身体力行的做事风格，使我深受感染，并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情怀。

老师的勤奋和持之以恒是无人能企及的。保姆小田说，他离世前，还起床做了他的保健操“八段锦”，这一习惯已经坚持了五十年，虽然他也教过我们，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人能坚持做下来。此外，他还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下来，家里的日记本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对待工作，同样如此。老师在娱乐方面没什么兴趣爱好，唯有工作，所有的生活几乎就是调研、思考、写文章、讲学、开研讨会。

老师常教导我们，“文章是逼出来的，文章是改出来的。”他的文章，都是自己亲手写成，我们帮他打成电子稿，然后他再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有时候一篇文章能够修改十几遍，真可谓字斟句酌。老师还教导我们，“做学问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有大局观念，要研究关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所谓“立地”，就是要接地气，要深入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他常说：“每天坐在计算机前，是做不出好学问的”、“做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读博四年中，跟着老师到各地调研，受益匪浅。我所参加的大型调研包括延庆调查、太仓调查和成都调查，其中延庆调查前后共计108天，成都调查前后共计70余天，太仓调查则是一直延续的。老师创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成立于1998年，至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他曾打趣地说这个课题组中可分为“大工”和“小工”，大工是曾经的“小工”，如今都已成为教授、博导，在学术领域颇有建树，他们现在主要负责出主意、做参谋，而“小工”则是正在成长中的副教授、讲师、博士后、博士、博士生，“小工”在“大工”的指导下进行写作，写出来之后“大工”再帮忙修改。在调查的过程中，通常是白天座谈、做问卷、入户访谈，晚上回来一群人挤在陆老师的房间里开会讨论，交流一天的调研收获，几乎每天都要讨论到半夜十一、二点，很多年轻人都吃不消，直呼太累，但是想想老师已年近八十高龄，仍然和大家一样的工作强度，甚至大家都休息了，他还在写作，因而也就充满了鼓舞和干劲。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调查、座谈和讨论的过程中，我逐渐地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老师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老师为人谦和， 与各地保持常年的关系。除去大型的调查之外，老师每到一处开会或者讲学，都要抽空找来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座谈，而且还要找一两个村庄、社区去看一看，到老百姓家中去坐一坐。我曾随老师到过晋江、太仓、福州、成都、广州、佛山、大邑、沈阳、贵阳、杭州等地，见到过老师的一些老朋友，很多都与他有几十年的交情。记得在一次座谈中，太仓老人大主任朱汝鹏说：“据我观察，陆老师的研究，通常要在七年以后才能被地方政府所采纳，变成实际的行动。”他认为陆老师的很多观点都是超前的，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地方政府可能不理解，到后来才逐渐地认识到是正确的，再付诸实践，然后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我这才明白，老师为什么每到一地，都会不厌其烦地向当地的官员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是发自心底地热爱这个社会，想用自己的思想来改造这个社会，使它变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老师自己也常说，“学者要做早上三四点打鸣的公鸡”，做研究要有超前意识，要起到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作用。经世致用，是他的毕生追求。

老师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充满了责任感，为了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一生孜孜以求。他没有为儿女留下任何的遗嘱，老师走后我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回想最后一天晚上他与我的谈话，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1）户籍制度改革；（2）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3）我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学人才的培养；（4）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发展；（5）“三农”问题以及粮食问题。这些，都是他常年关注和推动的事情，也是他对未来的期许。

往事历历在目，回想起来，欢笑中又会泛出泪花，这就是老师的人格魅力，是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老师如春风化雨，用他身上的正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和他接触的所有的人，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种对陆老师的真切而又独特的感情。告别仪式那天，千余人到八宝山为他送行，一副挽联“学无懈怠为国为农为社会，艺有担当立德立功立诤言”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作为老师的学生，当加倍努力，继续他未竟的事业，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如今，陆老师离开我们快要整整七年了，我博士毕业也要七年了。七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整理老师的资料，而且每个寒暑假都要到北京去集中整理一段时间，过程中也是充满了艰辛和对孩子的愧疚。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切工作和付出都是值得的。老师留下的海量文献资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宝贵财富，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编辑出版以及进一步地研究，是作为他的弟子的当然职责。而且，资料整理的过程，也是进一步跟随陆老师学习的过程，见字如面，每一篇手稿，每一个文字，都像是陆老师的尊尊教诲，仿佛他老人家就在身边，并未远去。

在这份关于陆老师学术思想研究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成文之际，回首七年来的点点滴滴，想要感谢的人很多。感谢在资料整理和文集编辑的过程中一同并肩作战的高鸽老师、钱伟量老师、李晓壮师兄，以及后来参与到文集编辑中的诸多师兄师姐们。高鸽老师和钱伟量老师虽已退休，而且家中尚有高龄老人和病人需要照顾，但仍然倾力付出，不辞劳苦地进行资料整理和文集编辑工作，还要负责统筹带领整个资料整理和文集编辑工作小组开展工作，这种工作精神和认真态度令人感动，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这项浩大工程能够年复一年坚持下来的主心骨。自2018年3月正式进入文集编辑阶段以来，参与文集编辑工作的师兄师姐们也是全力投入，放弃休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编辑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比我早入师门，聆听老师的教诲也更多，也永远是我前进道路上的榜样。

在整个资料整理、文集编辑和博士后研究的工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的领导和老师们竭尽所能，在工作条件、工作时间等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在对陆老师学术历程梳理和学术思想总结提炼等方面给予了非常多的启发、建议和指导，在此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王春光老师，他1991年开始跟随陆老师读博士，几乎参与了陆老师主持的所有大型课题的研究工作，且在农村社会学研究、农民工研究、社会政策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是陆老师眼中的得意门生。在博士后研究的整个过程中，王老师给予了非常多的建议和帮助，而且这份报告中也凝结了他的很多观点和创见。

我深知，该出站报告还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出站报告的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的终止，以及陆学艺文集的出版，这些并不意味着对陆老师学术思想研究的结束，而仅仅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陆老师留下的很多资料，尤其是规模庞大的日记和笔记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整理，这个工作量将是异常巨大的；陆老师的思想犹如一座宝库，还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细致的开发，需要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努力挖掘、学习和钻研；陆老师的研究方法、勇气担当、勤奋精神和学术品格，也需要我们每一个学术研究者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体会、践行和修炼。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前行。

周艳 常熟理工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