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群学起源于中国本土，诞生于战国之末，孕育于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硕果，是先秦诸子智慧的结晶，荀子集为大成；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精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功用，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两千多年来，群学与中国社会同频共振，与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与人民生活水乳交融，遂成为解释中国历史和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的密码；历代先贤为群学的延续和发展贡献了宝贵智慧， 不图虚名，务求实功，使群学成为贯通古今的强国富民之学、社会兴盛和良序之学。故而，康有为“以群为体”，严复视群学与西学“暗合”，梁启超认其与西方社会学“正同”，蔡元培力倡“合天下为群”，刘师培力证战国末已有“中国社会学”。诸位先贤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呼吁复兴群学，以救亡图强。李大钊首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结合，为社会学“中国化”率先垂范。潘光旦针对有人否认中国本有社会学而坚称群学与西方（斯宾塞）社会学在学科性上“完全一致”。费孝通更是郑重指出研究荀子群学关乎“中国社会学的前途”。继承先贤遗志，赓续中华文脉，是历代学人之神圣使命，《群学研究》志在“为往圣继绝学”，在传承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学。

 

    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也是古今贯通的现代社会学。用群学视角和方法研究现实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代中国社会，擘画和创造未来中国社会；以求对已有的社会学研究有所补充、有所发现、有所创建。群学是中国本土的，但与西方社会学并非相互取代，而是平等对话、互学互鉴、会通融合、互促发展；群学植根于中国文化，却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高度契合。《群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根本遵循，志在拓展学术视野，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扩展学科界限，“生态”研究与“心态”研究相结合；完善学科品格，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

    《群学研究》突出本土性——不仅要“联系中国实际”，还要注重提炼和运用中国概念、命题和理论；融通性——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 将群学视角和方法与西方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相融通；心态性——从“生态” 到“心态”，突出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情感性、道德性；评论性——鼓励学术争鸣，侧重发表批评性、探讨性、反思性文章，推动社会学界形成不同学派；广域性——扩展学科界限，将作者队伍扩大到年轻学子和实际工作者。从而与已有的社会学期刊互补互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贡献力量。

 

    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伟大复兴。民族复兴首要的是文化复兴，其中必有学术复兴。我们有群学二千二百多年以来的天赐资源，有自明代中期以来六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融和清末民初一百二十多年以来的中西社会学会通的丰厚积淀， 有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凭此无与伦比之优势，中国学术必“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语）。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成功结合的“中国化”为导向，古今贯通，中西会通， 方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学。此乃时代之机遇，亦是吾侪之自觉。

 

    《群学研究》志在承担时代使命，开创一个供学界同仁发挥创造力的新平台。盼东箭南金，汇聚于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共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理支撑，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群学研究是大家共同的事业，热切期盼学界同仁鼎力支持，共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