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己关系、心物关系是中西学术的共同问题。然而，“共题”而“殊途”。宋明以来，与西方主要面向“格物”相反，中国学术尤其是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主要致力于“格心”。由此发生的群学心性化，是将“礼”内化于“心”、将“理”内置于“心”的从显在到潜在的过程，其所形成的群学潜质，以“心”为“大本”，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诉诸诚意正心，将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归结为心性修养，从而达到群己、心物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合一。费孝通先生早在1992年就提出：“对人的研究看来已从生态的层次进入了心态的层次了。”在心态层次上，“群学潜质”就从“潜在”走向“显在”，不仅有益于当下，还将辉煌于未来。

　　群学作为心态社会学的潜质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做深刻的自我批评：“醒悟到自己过去的缺点是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称“这是不可原谅的”。费先生心心念念的是能够解释和解决心态问题的社会学，这里称作“心态社会学”。而在群学心性化过程中对于心性的研究，内容极为丰富，积累至少数百年，可以视为“心态社会学”的序章。在研究主题上，群学心性化对人的主体性觉醒的回应，紧扣了心态社会学的要旨，抓住了解决群己、心物问题的关键，虽然只是取了“格心”的途径，但也开启了群学具有近代意义的转型。特别是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用天理对人的压制，提出“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良知人人皆有”“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的命题，主张圣愚在良知面前一律平等。圣愚能平等，当然就人人能平等，这就明确了将“心”作为群学心性化最高范畴的时代意涵。阳明后学进一步提出了“本体即工夫”“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等具有思想革新性质的观点，将诚意正心、心性修养落实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根基。

　　张扬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主张个性解放。王阳明宣称，良知就是自己做人的准则，“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他甚至声言，不应以众人或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针对道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明清思想家们做出了有力的反驳。李贽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黄宗羲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顾炎武认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这一番“天理”“人欲”之辨，正本清源，实际上把“心性论”拉回到贴近社会现实，纠正了“空谈心性”的偏颇，回归了“先王之至训”。这就回归到群学的理论基础上了。换言之，群学心性化是在群学固有理论基础上顺应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所形成的群学潜质也是发自其深厚的理论基础的。

　　群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创新

　　在研究方法上，群学心性化广泛融摄佛家禅修、道家内丹等修养心身、明心见性方法，循着“格心”方向，做了大量探索和创新。“心”论之明心见性，发明本心，来自佛教；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发自儒家（孟子）；清静无为，抱元守一来自道家，所守的“一”，也是“心”，“心即道”“道即心”。儒释道在对“心”的重视上是高度一致的。

　　群学心性化在当时缺乏研究“心”的科研条件的情况下，开辟出与西方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是在实证之外，着重探索了“非实证”：“想象”“解悟”“视”“见”“知”。是“体知”（体会到的“知”），不是“认知”（认识到的“知”）。不是用眼去“看”，而是用“心”去体会。孟子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犹其有四体也”。所谓“心痛”，不是感觉上的“痛”，而是心理上的“痛”。这里的“视”“见”“知”不是“知识论”上的，而是“意念论”上的。

　　二是经验以外的非经验：体悟、静思。“体知”“体会”“体悟”“体证”也不是形而上的，而是真情实感的。这样的体认和研究就不是只见到现象的表面，而是深入底里；不是只停留于“描述”，而是能够做出有深度的解释。

　　三是以工夫论、体用论、境界论为代表的“知行合一”的修身学，慎独、自省，拔本塞源。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致良知，到新儒家进一步探讨良知如何“呈现”，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坎陷”推进了良知学研究。

　　上述对于“心”的研究，既与欧洲近代经验主义路径不同，也不同于欧洲理性主义，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所说的“科学的人文主义”也许更为适切。费孝通先生在20年前就指出：“今天社会学的一些方法，无法和古人进行跨越时间和历史的‘交流’”“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方法都是错的、落后的、应该抛弃的。它们不仅在历史上存在了那么长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一套认识方法，已经变成一套理念，变成一群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并且确实解决了一些我们今天的很多思想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传统中的这些方法论因素，也许可以作为今天社会学的诸多‘前沿’之一，进行一些探索”。因此，我们说宋明以来群学心性化关于“心”“性”的研究，揭开了今天社会学关于“精神世界”“前沿”研究的“序幕”。就我们今天要建设心态社会学而言，早在宋明时期就发生的群学心性化，无疑是做了序章。这是极其宝贵的学术资源，费孝通先生20多年前就教导我们要“潜心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遗产”，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行“第二个结合”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必由之路。

　　群学作为心态学价值的凸显

　　正因为自秦汉以降，中国的政治体制相当成熟和定型，经济水平长期雄踞世界高位，社会状态比较稳定和有序，转型难度就比欧洲大得多。比较而言，转型不从难度较大的“生态”着手，而从“心态”下手，就中国而言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合理的。先“破心中贼”，再“破山中贼”就容易了。王阳明希望以良知学说改造民心的现实状态，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改造社会、重塑秩序。“所以，对阳明来说，如何‘导民化俗’便是其思想所内含的重要议题”，明末清初的“劝善运动”也是基于此种考虑。

　　宋明以来的经济发展进程，与群学心性化的路线彼此应和，共同促进了思想的不断创新和身份的自由平等趋势。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民众身份从强制依附于国家，转而向自由平等趋近。这是中西学术殊途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于是，在中欧之间，欧洲发生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国却致力于“心态”转型。在生态方面，中国落后了，而在“心态”方面，中国却走在前面。不论是“李约瑟之问”还是“韦伯之问”都主要发自“显在”的方面，那么在“潜在”的方面呢？过去是有所忽视的。费孝通先生不仅觉察到了“潜在”的“心态”方面的重要性，而且，从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来看，群学潜质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