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杨善民，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建构，包括古典理论的当代转化与实践创新。中国和合文化的价值在于其“天人合发”与“和不合”“和非合”的系统理论，以及“同分生机、合开成就”的文明旨归。从族群到天下群，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本质力量，其“维齐非齐”“以和为量”“交乃和”的实践价值，展现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博大气象，书写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中国方案，促进了人类大群和平与合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构建注入强劲内在动力。

关键词

和合文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价值

21世纪的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十字路口。新技术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版图的重组，全球一体化范式遭遇的挑战，使人类现代文明正面临断裂与重构的不确定未来。但“迄今为止的文明理论和文明史，大多专注于文明的区别和分裂，互相争斗和倾轧，而忘记了人是群居的动物，人类社会本质是相互依存，忘记了各种组织形式的人类群体都在互动中不断成长和发展……，同时也忘记了在人类各个群体中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这些‘忘记’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和悲哀”。当今人类文明发展充满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为了避免这些危险，无愧于技术时代，我们需要智慧和远见，需要深化和优化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这项任务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以及百年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撕裂以及族群对立的文明形态，解答了时代之问。在许倬云看来，中国模式的成功使公众有理由“盼望人类共同缔造第二个‘现代文明’，对人/我、群/己、天/人彼此的关系，有较为妥善的安排”。

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难题，必须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如费孝通所言：“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经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点上。”和合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生命自觉与生存智慧。和合的核心是和平，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中国和合文化厚植人性，言出法随，既显示出普遍真理和共同价值力量，又彰显出东方智慧和实践的勇气。如季羡林所言：“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能力……他们探讨理论，往往从实际需要出发，不像西方人那样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含光传·系》认为印度人‘念性’，而中国人‘解性’，实在是深中肯綮。”和合文化体现中国特点，展现中国智慧，与世界各民族文明一道，共同为人类文明形态构建提供价值指引。

一、和合文化的价值形态

文化价值形态包括其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习近平指出，要“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精神特质是文化价值的内核，发展形态是文化价值的实践展开。以此而言，和合之和不合、和非合及“同分生机、合开成就”理念构成中国和合文化的精神特质，从“族群”到“天下群”的历史实践呈现为中国和合文化的发展形态。

1.同分生机、合开成就：和合文化的精神特质

和合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与协和。“和，相应也。”“和”之本义为唱和、乐和，引申为协和、杂和、掺和、和乐之意。“三口相同是为合，十口相传是为古。引申为凡会合之称。”和合超越通常的社会整合，不但是人与人的和合，还是人与自然宇宙的和合。从宇宙论层面看，和合是自然的交合化生、阴阳互补。如荀子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和合即合二而一。杂者和，同者合，和合是具有内在有机联系部分或多样性的融合、交合。从社会层面论，和合是个人与他人以及与群体融合为一之和，即荀子指称的“以群则和”“群居和一”“欢欣和合”等。在荀子看来，“和乐如一”是最高的“和”，所谓“和之至也”。

“和不合”“和非合”是和合精神的自然延伸，也是和合文化的本质价值。“犹如世间诸相杂和成一体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不合”是和合的反面，是和合的正面阴影，即具有有机联系部分或多样性由于要素冲突产生的阴影，如《墨子·尚同上》谓：“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以及俗语“不是冤家不聚头”，均言具有有机联系者，因种种因素产生嫌隙甚至争斗，但他们之间不可能真正分离，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够消弭分歧重新携手，如《庄子·渔父》所言：“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和不合即基于人类共同的理性，心有所择、有所虑，妥协合作化解矛盾冲突，和不合是人类社会整合与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人类生活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整体，它一方面由持续的互动过程所整合，另一方面分化为各种能量形式，如个人，小团体，社会倾向，理论教义和社会制度。”

“非合”是和合的对立面。两种或多种边界明确的品类处于“非和合”状态，是孔子所言人与“鸟兽不可与同群”，是“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又如《楞严经》所指：“风、空性隔，非和非合。”“月珠相远，非和非合。”“识动、见澄，非和非合；闻、听、觉、知，亦复如是。”“和非合”是张立文所指的“多元和合”，即《孔子家语》所言：“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虽然“和非合”困难重重，但如果视角得当，“异彼所异，因异立同”，依然能够看到“三世、四方和合相涉，变化众生成十二类”。

“和合”“和不合”“和非合”的目的是“同分生机”“合开成就”。扰动不息的众生，同分生命根元枢机，同享阳光雨露、宇宙自然位育之力。如《庄子》所言：“其分也，成也。”“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不仅自然界存在分成，社会现象亦然。“合开成就”即相互成就，如荀子所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国语》亦有言：“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和合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合二为一的超越性。进而论之，第一，和合是一种强大的合力，“‘和’然后‘合’，大家团结和谐，就能形成合力。”第二，和合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相互体认、合作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合的内在力量不仅仅是在精神上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提供价值支持，更重要的是导引制定切实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和合文化在不确定中寻觅确定，于混沌中看见秩序。求同是智，存异需勇，和合文化智勇齐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价值，既能维护一个超大族群的自我生存和发展，又能够融通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把人类不同文化传统最大幅度整合起来，历史性地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本体。

2.从族群到天下群：中国和合文化的发展形态

文化的发展形态是其精神特质的历史展开。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表明，从族群到天下群，合群之道让人类达致一种和谐的良序状态，互助生存，众人、万物各得其宜。“由小群而大群也，至于无可减，则合天下为群矣。”

跨越族群的协调与团结，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底层结构。“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天下大同”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最高追求。如季羡林所指，“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周易》同人卦卦辞言“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同”即聚合之意。同人卦主要意旨就是如何收聚人心。大同社会的核心是族群和平：“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虽然和平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追求，但唯有在中国文化中，围绕和合平安提出了大量命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从心理体验到生活实践，全面塑造人类持久和平：“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和平则久”。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表达未来的世界秩序，非“和合”莫属。荀子言：“知有所合谓之智。”“合”把“和”与“争”合为一体，求同存异，取法中道中和。中国人在实践中掌握了迅速“建群”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迅速地构筑自己的生存场景，建立自己的生存资源网络，并能长久地维持。

一部壮阔的中国文明史，就是从“族群”到“天下群”的文化递进史。“为人须是与人群，不与人群不尽人。”“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集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之大成，在其创立的群学中系统地研究了利益与道义平衡的方案，那就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通过修身、齐家、治国，走向平天下。而天下“平”，就是“天下群”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传统天下群的现代版，在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东西方及世界各族群弘扬和合价值，和平相处，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人类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挑战。基于此，笔者认为：“‘合天下为群’即形成‘天下群’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是人类文明的根本指向。”

二、天人合发：和合文化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价值

人类历史进步的合力，不仅是人与人的合力，还包括天地人之间的合力，即人和宇宙自然的合力。人在“群”中，群在“动”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体，人与万物并生其间，“天人合发，万化定基”。人类与自然各遂其生，“和不合”“和非合”成为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不以夫一害此一”理念造就人类文明兼和共生。

1.天地合：人类与自然各遂其生

人类生长在天地之间，必须面对的就是如何与自然相处，这是人类社群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天人互动，宇宙不是被动的物质容器，而是有人参与其中并生息互动的生态系统，人类与自然万物“亦各欲遂其生”。如《庄子》言，万物皆阴阳聚散而成：“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荀子更发现“天地合”与“天下治”的必然性关联：“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人类与自然宇宙及精神信仰之间的深刻联系。“天人相与期”，天人合一既是人神互动、自然与社会交融，又是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际的互嵌也即“神人以和，天地交泰。”

近当代学者不断丰富“天人合一”的理论阐释。金岳霖、冯友兰等运用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发展出中国新“道论”与“新理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天人关系的理性论述。熊十力提出，天人不许离而为二。“万物各有的生命，即是宇宙大生命；宇宙大生命，即是万物各有的生命。不是万物以外，别有大生命也。”金岳霖指出，道一道二并在。自万有之合而为道而言之，道一，自万有之各有其道而言之，道无量。“所谓道就是合起来说的道，道一的道。”冯友兰指出，我们的文化自古以来都将“天人之调和与中道”作为人的最高理想人生与理想化天然境界。方东美指出，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万物有生论”，中国人的宇宙是一个价值领域，无论自然、宇宙还是人类，乃至整个万物原本就是一体的，“自然”充满了生机，“自然”饱含着价值，自然界与人类生命体交融互摄。

与此同时，中国“天人合一”理念广泛渗入西方思想理论及科学界，改变了欧洲传统中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受东方思想影响，生命哲学、有机宇宙论对西方来说是一种新的科学精神。伯格森提出人类生命的基石在于其群体性的论述更具有中国特点：“我们的群体井然有序且分工明确，群体成员之间可以分工合作、协调共处。这或许就是生命的全部。生命的基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群体性的生活中建立的。或者说，生命的基石就是这种社会群体性。”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伯格森认为：“人类是群居动物，只有在集体生活中，人类才能表现自己的才能，凸显自己的价值。”滕尼斯把社会学视为一种实践的哲学，对家庭、宗族、亲属、邻里、友谊关系等中国传统文化惯常概念及相关的命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阐释了社群、共同体、社会等西方社会学概念及相关命题。马克思“两个和解”论进一步弥合了东西方思想鸿沟。针对欧洲近代发展对自然和人类的掠夺，马克思希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及人与人的和解。共产主义意味着人的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历史内涵，就在于人的群与己之对立的消弭和失效，是群与己之界囿的拆除，是群与己之间彼此的相互成就”。

2.和不合、和非合：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

人类要与自然和谐共生，也应该能够在不同族群、国家、文化之间保持沟通与合作。差异和多元是造就整体性存在的共同性力量，“正是由于有相异物质的存在，才有相互和合事物的产生。和合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矛盾的斗争和融通过程，这两者不是对立的”。

和不合、和非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道家最早提出和合的动力机制问题。“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是“道之动”因，反面、对面、异质性是自然宇宙的原动力。正反互动，相反相成。阴阳彼此反映、彼此容纳、彼此包含，回环相融。一阴一阳之谓道，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一体互反，具有对立、统一、互化的自然生命力。“以他平他谓之和”，大千世界由不同要素和合、俱生、变异而生，《楞严经》列举自然宇宙及人类世界的十二类众生不同和合变化：气成、滋成、暖成、触成、著成、暗成、忆成、合成、染成、咒成、异成、怪成。荀子将和合化生原理应用到社会领域发现：“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张立文的和合理论模型则更进一步，试图以“和合学”化解西方的“文明冲突论”

实现和不合、和非合，必须秉持“不以夫一害此一”的人类文明兼和共生之道。荀子主张“一天下”“一四海”“天下为一”，但真正的“壹”是互相包容：“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亦即张岱年倡导的“兼和”。“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和”。“自然恒有二方面：一方面兼而和，一方面别而乖。扩充其兼而和，以克服其别而乖，即由自然归于当然。”张岱年的“兼和”概念强调“冲突”和“相对的和谐”——“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只有对立的两方面不断交替出现，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为此，张岱年提出“以‘兼和’易‘中庸’”，倡导一种新的发展观念，期望能由此为人类开辟出新的生活境界。“兼和”的至境是王阳明的“无所不和”：“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汤一介甚至把兼和共生的“不相害”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三、维齐非齐：和合文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价值

和合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协调性价值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探索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其核心就是“惟齐非齐，有伦有要”。以此为基础，和合文化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弥合国家、族群、文化冲突，消融技术对社会的撕裂，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1.多样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基础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的出发点及实践基础。人类文明因多样而和合化生。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人类文明本质上是多元的，正如季羡林所称，“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看，应该不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世界上民族很多，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但每个民族对文化都有贡献”。传统中国先天带有多元性文化基因。古国时期的“满天星斗”，创设了中国文明的初始特性，构成中国原生文明基底。历史进入王朝时期，“三皇五帝”的社会治理探索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满天星斗彼此照耀，五湖四海互相交流，氏族群体逐步混合扩大，国家在多元背景下渐趋统一，“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这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有时空两个坐标。”多样性涵纳满天星斗，四面八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表明，史前时期中华大地各个区域文化至晚在距今8000年前就群星闪耀，相互交流和影响，“实证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从理论层面看，多样性是求同存异、维齐非齐。一方面，荀子认为人与自然本来就是由不同的差异组合而成的“一统类”，所谓“万物同宇而异体”，事物因差别而各成其类，每一类有其成类的“共理”。另一方面，异与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君子以同而异”。在相同之处，能显现各类众生的不同。尽管外相不同，但是根本心性是一致的。本质上，和合是在“不同”中求“和”。荀子指出，分类是人类的独特能力：

“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换句话说，分类是人类的主观设定，类与类之间的差别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大：“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世界正是通过人类知识的分类被整合起来的。

在实践层面上看，要实现或维持“齐”即一致、公平的状态，必须承认或允许“非齐”多样性的存在。对此荀子指出：“分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这里的“非齐”，就是“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荀子从族群共同生活与人性共同欲望的冲突入手探讨建构“维齐非齐”的共同性秩序。要实现和合秩序，必须尊重多样性。又如《礼记·王制》所言：“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进而言之，不要以自我之义非人之义：“不以己之正者施与人，以彼不以为正也。”这也就是庄子所论，是非标准是相对的，人类只能“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宇宙自然存在一种以差异、多样为前提的“共生秩序”，“既包括形态各异的‘物’与‘物’之间的秩序，又包括千差万别的‘物论’与‘物论’之间的秩序”。

2.包容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品格

和合是包容性接纳与集合。习近平指出：“‘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

包容的核心是宽容。包容性文明打破地缘分割，正如孔子自言：“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四海皆兄弟，天下一家亲，是中国人家国和合概念的外延，既是一种理性世界观，也是一种理性实践。“周朝天下体系的核心创意是把家化成世界同时把世界化成家的双向原则。”荀子言四海之内若一家，就是讲天子的王化之治要推向多元族群。这是一种无内外之别、各族群平等共处的人类伟大理想。“四海一家”中的兄弟朋友，本质上是一种平等关系。兄弟尚有长幼之序，而朋友则是完全平等的，如“（韩）愈……始以师视公，而终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壮先后致异”。

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包容需要“相尊”“相蕴”。“当今世界各族人群如何相互尊重，相互蕴含，这正是庄子寄齐于不齐的‘齐物’精神”。“相尊”“相蕴”的包容性可以克服日益严峻的单边主义挑战。单边主义就像入侵生物，追求单边优势，所过之处其他生物被覆盖、被消灭。“夺人文化，就是夺人根基。”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价值赋能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所谓西方“普世价值”的狭隘历史局限，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格价值追求。

3.协调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方向

协调性包括天人协调、个人与群体协调，它是中国和合文化的突出特征。“协调即协商、协助、共和，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协，合也。”协调即“和之而和”：“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

协调的目标在于推进社会融合与团结，实现人类和合理想。“以和邦国，以谐万民。”荀子曾多次指出社群凝聚之难：“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对凝聚之难的原因，《黄帝四经》有深刻精到的分析，那就是各种社会力量难以协调，因为各种力量“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伤国之神”。短时间聚集起的民众相互之间既不愿完全认同，又不能离群别居，这就是伤害国家一统的心理枢机。

“协调意味着相互依赖”。王阳明谓天下人分工协作，“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共存共生，“不同声而能调”“不同物而能和”，而非“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状态，共生的要义是在自然多元生态中寻求共同生长，生物共生现象启示国际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和合共生之道。

四、以和为量：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建构如何可能

和合不仅是一种理论价值，更是一种实践智慧。深入发掘和研究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可以发现和合文化不是通过统治，而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将每个人融入人类大群之中，将每个族群、不同文明融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灌注“以和为量”核心价值以及在中国历史实践中成功证明的“交乃合”“和以敬”“仇必和”之“和合道”，让和合世界成为可能。交流是行动的开始，和合需保有尊敬之心，在此基础上，即使是对立的双方甚至曾经的仇敌，也能握手言和。

1.交乃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行动

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最终取决于行动，社会整合与团结需要靠行动达成。在日益分裂和对抗的世界，只有交往交通、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和合起于交流与共识。“交乃合”理念强调群体和谐互动，天地交，阴阳合；男女交，夫妇合；五行交，万物合。如《管子》所指：“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和合需要主动的发起。和合作为一个过程，是主动的团结，是沟通、交流、合作，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不同族群持续交流与接触融合构成更大的社群的过程。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看，“在不同文明之间，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实现共存共荣，实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交往合作需要开放的心胸。只有胸怀天下，才能够为人类创造文明新形态。正如陈鼓应所说，“天和”“人和”“心和”实乃宽大心胸所产生的“广大的和谐”。中国文明所具有的包容和合协调价值，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大格局大胸怀。中国和合文化有吞吐山川之气，俯仰天地之怀，其蕴含的大格局大胸怀是人类关怀、宇宙视野，是杜甫的“长令宇宙新”，是“心量大事，不行小道”。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代代有志之士敬天地、顺四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通过行动创造和合世界，持续贡献于人类文明发展。

2.和以敬：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进路

“和以敬”即和合以礼敬。和敬理念将交流与尊重注入人类文明秩序的塑造，尊重人而不分种族、肤色与族群大小，敬畏自然使人与自然协和共生，建立人类共通的礼义秩序实现国家和睦、天下太平，是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礼”“敬”与“和”是礼乐文化的核心要素。《礼记·乐记》指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的核心价值在于“敬”，如《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所言：“所以治礼，敬为大”。《孝经》甚至把“敬”视为“礼”之终义：“礼者，敬而已矣。”汉代以后“和合”思想及“礼敬”规范渗入佛教禅林并发扬光大，成为僧众共处的指导原则。“行六和敬是故能令僧宝不断”，“六和”即“戒和同修、见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无诤、意和同悦”。僧众“六和共聚，水乳相参”，必须遵守“六和敬”规则，防止“上下不和，斗争坚固”。目的在于“皈依僧，息诤论，同入和合海”。佛愿“令一切众生皆善和合”。让众生和合爱敬，是中国化佛教的普施要愿。

和敬让人与人之间“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如钱穆所言，大小圣人们“敬爱他人之心”“推动了中国历史文明的前进”。作为人类文化共同价值，和敬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下亦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提供实践进路。

3.仇必和：人类文明竞争的实践走向

人类文明是个复杂系统，面对竞争与冲突以及未来的共同挑战，人类终将走向交流互鉴、和解共生之路。历史实践表明，所有的战争都会终止，所有的冲突都会缓解，所有的竞争都离不开合作。赫拉利指出，智人通过大规模合作从众多生物中脱颖而出并发展至今，“我们智人能够统治世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唯有人类能够进行灵活的大规模合作”。

和合的过程是一种矛盾的斗争与融通过程，是与对立面的和解与团结过程。“和合”中的“和”，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冲突的化解；“合”是人的多种精神及物质诉求的集合。正如张载所指，“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物，对立物之间的思想与行为相反相仇，而这种互相的仇视敌对最终必然达成和解，这一内在过程构成万事万物乃至整个世界和合为一的动因。宇宙“万物虽多，其实一物”；而“不有两则无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用息”。和合能够消弭冲突，实现对立统一。

对立面和合需要对立双方的修养提升与行动努力。“合”既是“共”，又是对立面的相摩相击以及对责任的共同承担。对立面并非完全不相关，如水火既相息，亦相济。“合是共也……合乃对也，对修方合”。和合背后的核心是利益的均衡与欲望的满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在中国和合文化中，私与公、个人与群体是互相包含着的，而不是二元割裂对立关系。人类的利益以个人、族群、国家的利益为基础，人类同时拥有共同利益，因此只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人类的公共利益可以把人类凝聚成命运共同体，如《庄子》所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小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但“如是无量世，觉悟相不同”。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族群之间、族群内部贫富差距，西方需要消弭国家层面个人主义的“小院高墙”，以及塞德里克·迪朗所指出的“技术封建主义”。

“以和为量”是竞争与冲突的升华，是对竞争与冲突的化解化生，而非否定客观存在的竞争与冲突。强调和合对修，以善和人，把利己与利他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潮，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现实的和实践的可能。

五、结语

人类世界旧秩序日渐失效，新秩序正在形成。未来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若无法推动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等新涌现问题上就无法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全人类和合共生的理想未来。面对新挑战，与其说要制定某项具体政策，不如说更需要一个导向本质目标的长期价值指引。在这一历史性大变局中，“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中国曾数次引领人类文明发展，21世纪大变局再次将中国推至前台。中国取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其间，发挥价值引领作用的是和合文化。“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呼应“全球南方”对多极世界秩序的集体诉求，能够化解当代人类生活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维齐非齐”“以和为量”，“和不合”“和非合”的核心价值，包容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不同文明，支持以和平方式化解冲突，主张族群之间的基于共同规范的君子之争，求同存异，相互成就，促进人类实现共同利益。和合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方法也是方向。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合价值，为人类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的思想智慧，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促进全球合作的恒久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