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研究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政治？
研究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基层农村社会，知识分子有许多的缘由：例如对全球化、市场化、消费主义全面冲击下的农村社区发展前景的忧虑，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的向往，对弱小民族的同情，或者是对理想中的民族文化传统、乡风民俗的追寻等等。一般的学者往往会从以上这些大背景、大关怀出发阐述自己的研究动机，通过“立意的高远”显示知识分子道德修养的完美及理论旨趣的优越。这何妨不是另一种“虚假”的道德关怀？——我们只要了解很多学者（特别是人类学者）从未跟当地人完整的生活一个生产周期（一周年）就拿出一个大部头并自封某族群的研究专家，就会对这些豪言壮语产生怀疑。这涉及到研究者的“诚实”。学者的诚实就如小孩子的话语，令人愉悦——你从不用去怀疑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的话语背后的动机，因为他们讲的就是他们所想的，毫无掩饰。张和清的著作就完全避开了这种“高风亮节”般的出场方式，而跟你讲了一段平常的经历：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蚌岚河槽，参加了一次“党组织生活”，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发现了各种矛盾，更加重要的是认识到“村里某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就像活水源泉，使我有机会从当地独特的文化情景脉络觉察到村庄政治的错综复杂。每一项社会政治事件背后都有其历史的缘由、文化的脉络以及社区中的权力关系等。”（14页）这样的经历使作者非常纠结：一个普通村落社区何以汇聚如此之多的矛盾？这种矛盾又为何使普通的政治生活充满斗争？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使作者毅然决定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应用民族志方法，从基层政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去追寻三农问题的历史源流；怀着谦虚的心态，“为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社区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14页）
二、怎样研究少数民族农村基层政治？
（一）研究的理论视角
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对国家如何实现对基层的控制做出了有力的解释（赵文词，1999；魏昂德，1999；戴慕珍，1989；华尔德，1996；等等）以及对乡村社会精英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角色做出了出色的分析（黄宗智，1986；杜赞奇，2003；王思斌，1991；王善华、苏红，2002；孙立平，2004等等）。张和清在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研究农村基层政治变迁的两个理论视角：一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1）国家政策的权力运作，（2）作为国家——社会接触面的村干部的角色变迁（绅士——干部）。二是权力与文化宰制：（1）权力的文化网络，（2）意识形态论述及文化权力实践，（3）民族身份的文化权力建构。（17-56页）“社区是一个权力容器”，这两种理论视角紧紧围绕“权力关系”来进行。如同布迪尔所说，社区是一个权力场，各种力量在里头交织斗争，“场域塑造了惯习，惯习建构了场域。”张和清对权力分析的倚重，源于对一种福柯式的权力话语的偏爱：“权力，无所不在的权力”，有压迫就有反抗，也正因为如此，基层社会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成为了解和揭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面镜子；同时，他对权力实践过程的探究，则是一种知识分子人文情怀的表达——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权力实践中是如何被边缘化的？这种道德及人文关怀在著作结尾得以清楚的交代：在外人（政府官员、汉族干部）看来，村民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他们素质低，懒惰，不思进取，不团结。这是一种新的污名，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新的‘贫穷落后’论述及扶贫经营，使少数民族面临生计危机的同时，不断的自我贬抑，出现身份认同的危机。”（330页）
（二）研究的方法论及方法
研究的问题、内容及目标已经决定了作者的价值倾向，“我信奉建构主义的观点并采取质性研究方式，因为我相信现实问题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并非客观存在，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因而，“我不能象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客观的、价值中立地分析社会问题，只能通过一种社会文化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处境进行深度探究，才能觉察到问题的缘由。”（57页）作者坚持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是因为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1、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2、聚焦于权力和价值观；3、注重日常生活事件。（56-61页）在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作者选择了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技术，将蚌岚河槽作为“一只麻雀”，对她进行了细腻而深刻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充分认识一般中国农村基层的政治运作及其发展变迁的错综形式。”（69页）
三、研究的内容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视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村庄的故事就是村庄的历史。作者通过三代村支书的口述，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60年来的广阔丰富的社会变迁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必须还原历史的真实，展现她的原貌——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仅作为一个记录者，把历史叙事的权利还给她的主人，也就是那些当地人——历史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日常生活的故事。学者也是历史的建构者，通过激发村民的社会记忆，将潜藏的历史发掘出来。这样的学术信念使作者用近乎30万字，通过当地人的口述，追述了建国以来蚌岚河槽的政治变迁史：进村（1949年以前）——扎根（1950年代初）——磨难（1950-1970年代）——致富（20世纪80年代）——扶贫（1990年代）——挫败（21世纪初）。一幅有关民族社区的广阔的社会政治史画卷就这样被完整的展现出来。
四、研究发现
（一）干部统制的形成及其危机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上经历了与中原汉文化及其政权相对的“蛮夷”阶段及秦汉以来在边疆开发中“融入汉文化”的阶段，但相对的拥有一定的政治独立性。进入近代，在打造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央的政治权力逐渐延伸，积极培养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维护国家的“大一统”。作为代理人的农村精英既要执行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志，又要维护村民的实际利益。他们的权力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或收缩或扩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基层培育代理人的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通过阶级斗争、忆苦思甜、说服教育、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等等手段，将村干部培养成国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但是这种代理人的地位与角色在当代市场主义的冲击下又变得七零八落。然而，在基层社会我们遇到了理论逻辑与实践的逻辑的矛盾，或者说无所不在的“悖论”现象——农村矛盾日积月累，但最终并没彻底爆发；村干部上下为难，进退失据，但基本执行了政府决策；农民生活苦不堪言，但最终选择了适应．．．．．．．。要把隐秘的逻辑“连根拔起”，需要学者深入到一个社区的文化根基之中。无疑，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人伦社会等，在基层社会被年复一年的复制，我们确信它们正经历着变化，但是基层社会仿佛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不断新装换旧装，却一直挺立着，经历百年风霜。我们强调这一点，无非是想说：越是基层的社会，历史对现实的型塑作用就越大。在少数民族基层社会，村干部处于国家与农民之间，既是国家意志在基层的贯彻执行者，也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必须处理好“国情”与“乡情”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关系，整个基层政治关系就会土崩瓦解。因此，“会说话”、“会办事”、“为人圆滑”等，成为村干部的必备的素质。同时这种素质的发挥，需要国家妥善引导和利用，否则就会面临“上下不讨好”的尴尬局面。21世纪即将来临，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种担忧： 1980年代后人民公社的解体，使政府在与农民直接打交道过程中（经济交换、政治控制）的成本过高，因而必须大量依赖村干部来“催粮收款、计划生育”，然而过度抽取而减少给予的做法，使村干部的角色受到村民的质疑（成为替罪羊），继而失去村民的信任。这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在问题变得日益紧迫的情况下，政府在1990年代末期加大对农村投入，在老少边贫困地区大力开展扶贫工作。进入2000年代，各种惠农措施相应出台，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这种背景下，村干部何去何从？张和清将他们的角色总结为：扶贫经营者。
（二）扶贫经营政治
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地区村干部的角色从“政权经营者”、“企业经营者”转变为“扶贫经营者”，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也转变为“扶贫经营政治”。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区位、市场、资金、商品意识等条件的限制，无法象沿海发达地区那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结果，“发展乡镇企业失败后，村干部再也无力为村庄及村民提供资源、服务和保护，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依附关系也被破坏。正当乡村政府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时，地方政府开始实施市场化的扶贫开发新战略，于是新的扶贫发展策略促使乡村干部的经济发展思路从企业经营转向扶贫经营，形成了扶贫经营政治。”（323页）在扶贫经营政治中，村干部扮演着扶贫项目的“项目经理”、“承包人”、“政权谋利者”等角色，“一方面期望通过经营扶贫项目获得权威、忍受性并摆脱财政困境；另一方面村干部扶贫经营的范围过大，以及经营过程中新的贪腐，严重侵蚀了干部统制的权威与合法性基础。”因而，“扶贫经营政治是改革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一种贪腐性基层政治形态。”（233-234页）它不仅造成干部统制的新衰败，而且还引起村民生计和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
五、一点体会
张和清的《国家、民族与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为我们揭秘了一幅辽阔的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变迁史，更让我们对于这些弱势族群的当代处境及未来命运做出诸多思考。我宁愿相信知识分子永远不会驻足于对社会问题作纸上谈兵或修修补补，他们的旨趣在于被压迫者的彻底解放。正如弗莱雷所说：“人的使命就是人性化—这就意味着，人作为不完善的存在，却能意识到自身的不完善，并试图变得更完善”。知识分子不仅追求自己人性的完善，还追求被压迫者人性的完善。
中国三农问题已经积习多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更让人忧虑。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我们知道现状是什么。借用王胜利的“四个悲哀”来归纳：第一个悲哀是穷村穷人得不到扶贫项目资助，因为太穷了，没钱跑项目，要资金；第二个悲哀是只让富人当村干部，因为人们怕穷，可怜穷，笑贫不笑娼；第三个悲哀是乡村干部联合起来自欺欺人；第四个悲哀是知识化巧妙化的人治让人心不服也要口服。（307-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