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本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编辑的《中国士绅》在芝加哥大学出版。该书是费孝通先生于1947～1948年发表在报刊杂志上部分文章的合集。出版之际，中国刚刚完成举世震惊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于这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海外舆论猜测万端，褒贬不一。费孝通这本以中国士绅、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书，无疑加深了海外对中国当时的政治行为以及中国基层社会的了解。

士绅阶层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的地方士绅，或许是世界上最特别的。按照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的归纳，在乡土中国，现职、退休或罢黜的官员，举人以及正式或捐纳的生员等，都可以划归士绅之列。他们并非都有官职，只因为拥有知识和学衔，在乡间拥有举足轻重的威望和权力。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崇尚无为而治，国家的权力只能抵达县一级政府，要下达到乡间，必须有士绅阶层作为政府和百姓之间的中介。士绅阶层深受儒家礼仪教化，是乡间的道德楷模。对于地方公益性事务，他们自认为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兴修水利、兴办慈善、赈济灾民等等，都是由他们而非州县政府出面组织进行。对于来自政府不合理的政策，他们也有权力面见州县官进言，代表民众进行驳正、抵制。他们又兼任宗族的家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千百年来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全赖士绅阶层之力。

然而，到了清末民国，士绅阶层的性质已经产生了吊诡的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对于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人而言，和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相比，乡土中国牧歌般的原始生活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他们选择扎根于城市直至终老，不再像古代的读书人那样，年老后必定返回原籍。尤其是晚清以降，科举制度废除，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导致读书人的权威每况愈下，在乡间，知识和道德被财富和权力等新的权威评判标准代替。近代以来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加强，保甲制度的切实推行，又使所谓的土豪劣绅取代了士绅的位置。在陈志让先生所谓的“军绅政权”下，这些人上不能与过度扩张的国家权力叫板，下不能维护地方，心系民生，为民请命。费孝通生活在这一时代，目睹这些情况，内心深有感触。他所说的中国士绅，也正是近代以来堕落和蜕变后的“士绅”。他对这种名为士绅，实为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阶层的崛起，无疑是非常痛心疾首的。

费孝通出生于吴江士绅之家，及长留学英伦，成为一代社会学名宿。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毕生关注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因此在《中国士绅》中，看似平淡的叙述却饱含着深刻的忧思。他看到中国乡村的中坚力量被摧毁，看到过度的城市发展造成中国农村造成的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流失，并由此忧心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加剧，必将给农村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在他看来，无论是真正的士绅还是土豪劣绅，都已经不符合时代需要，必须从速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即使是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绅，也不过是传统的士大夫，他们目光短浅，行为保守，不注重技术型知识，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出于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也不愿意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只希望一直抱残守缺，维持传统社会的原样，因而成为中国乡村的保守力量。

他呼吁重建农村社会的重心，希望来自农村、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能够回归农村，用自己的知识为家乡服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特别诡异，费孝通期待的知识阶层进入乡间，曾经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家意志而成为现实。但事后证明，这一政策恐怕还是弊大于利。因为它不仅一度造成了中国人才的断层，城市相对于农村生活条件的绝对优势，根深蒂固的身份意识和户口制度，使这些深入农村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回到城市。而今天，城乡之间的差距可谓前所未有，在乡间具有权势的，既不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知识人，也不是传统的以民生为己任的正直士绅，而是最让费孝通这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那一类人。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费孝通对农村社会的忧思大部分成为现实。重新审视他的观点，无疑极富远见。可是即使如他，也只能诊断出大致的病症所在，却终不能让自己的处方行之有效，成为解决中国基层社会问题的最佳手段。

《中国士绅》，费孝通著，赵旭东、秦志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出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