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强社会、弱国家”:一种解释非洲国家发展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
郭占锋
社会学视野网
2010-10-26


近年来,受西方公民社会的影响,加之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已经开始逐渐走出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中国在农业发展和扶贫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因此“中国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受到是同处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的关注。2006年“中非高层论坛”之后,世界眼光又重新聚焦非洲这块沉默的黑色大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反思非洲的发展问题,但是一直缺乏合适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此背景下,米格代尔的著作又一次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属于国际政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等大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乔尔·S·米格代尔在(《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一书中提出了“强社会、弱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强调了“强”与“弱”的相对性和同一性,而且认为两者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该观点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主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国家能力”精湛而准确的分解,成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石。乔尔·S·米格代尔基于“国家能力”的已有研究成果,创造性地的提出“国家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大能力。这“四个核心能力”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有机地连结起来,构成解释国家能力的最贴切的指标,具有可视化、可操作性也具有可检验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使得“强社会与弱国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可推演的分析框架,即排列组合为“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等分析框架,让人有许多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第二,基于社会实践研究,创造性地提炼出“强社会、弱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乔尔·S·米格代尔从具体案例出发,验证并分析了这种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权力建制没有彻底渗透到村社管理层面,主要是碎片化的社会控制,也与大部分非洲国家是基于部落社会管理的社会控制不无关系。因此,这是启发乔尔·S·米格代尔提出“强社会、弱国家”分析框架的主要原因。同时,大部分非洲国家与农民的互动非常有限,农业成为小农家庭的事情,国家对此少有干涉和支配的权力。显然,双方互动的缺乏必然导致彼此缺乏应有的权利和责任,使国家能力无法充分体现。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过于活跃,甚至一些大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发展项目干预非洲国家的发展日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农对国家的依赖感,从而使国家的权威在逐渐减弱。在此情况下,国家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力如何成为可能?这正是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


第三,这种分析框架将宏观的理论与微观的实践有机链接,形成了具有解释力的“中层理论”路径。“国家能力”在某种程度反映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国家权力中最为主要的一个方面。国家对社会关系的适度调节和对资源的抽取和配置能力要视国家与社会的控制能力而定。非洲国家的社会控制的碎片化导致国家对社会渗透力度有限,管理能力有限,因此国家与社会出现裂缝,无法弥合,使国家的政策执行成本增大。另外,非洲国家的政权建制也在影响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非洲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在乡村出现了“权力真空”,乡土社会的自治程度较高,因此这种自治组织形式成为屏蔽国家政权的渗透,以致使非洲国家的政权出现高度的“内卷化”趋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计划何其难以如期执行和落实。


上述三方面的启示让笔者禁不住反观中国的现实境况。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全球都在关注“中国模式”,发展研究者都在寻求“中国经验”的内在制度根源。因此,“强社会,弱国家”的分析框架不仅为非洲的发展失败之缘由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依据,同时为反思和解析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路径。与非洲相比,新中国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建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社会的历史使命。“国家、政党和强人”在中国出现高度的重合,才能使国家的能力得到彰显。这种强有力的中国政治动员能力堪称举世无双。中国特色的政权建制模式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充分体现。这种特殊的社会控制模式是中国农业政策得以连贯、有序执行的保证。


当然,在分析现实时不能忘记历史文化的因素。非洲的“强社会”的“强”恰是我们中国的“社会”的“弱”,这其中既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原因,也有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缘故。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家国同构”是“社会”难以独自发展的主要障碍,造成“社会”发展十分不充分。另外,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来看,新政权在建构过程中,完全摧毁了原有的“社会”发育的土壤,即宗族、家族制度体系。非洲的“弱国家”却对应着中国古代文化沉淀下的“强国家”模式。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高度集权的帝国建制,导致民众习惯于集权统治而非自治的传统。


总之,在当下研究非洲发展和“中国模式”时,很少有学者能够超越乔尔·S·米格代尔的“强社会、弱国家”理论分析路径。在中国和非洲对比研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该分析框架所有的分析和解释的魅力将会越发显露。(郭占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100193)

备注:


[美] 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 朱海雷 隋春波 陈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