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谈到的主题是“社会学怎么从社会发展中吸取养料来发展自己这个学科”。费先生以自己为标本，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社会发展里边来构筑自己的学术工作，以及在激烈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中如何发展自己的思想。序中，费先生主要是介绍了自己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和发展的历程，并用真实的事例展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的生命。费先生从他开展的第一个课题关于“小城镇”的研究谈起，指出，他通过农村调查发现了问题就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和公社制度之下，小城镇普遍衰败，人口大大减少。然后，他又讲了一个例子说明他是如何抓住这个问题的。通过这些实际的例子，费先生着力要说明的是社会发展带动了他的社会学的研究，因为这个实际的发展，他才去研究这个问题。事实上小城镇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又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人口的布局。于是，费先生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了小城镇的作用，他提出：要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抓住农村的流通渠道，这就是要发展小城镇。小城镇的发展是解决中国很多发展中问题的一条路子，也是富民的一条路子。

费先生在序言中通过几个实际例子介绍自己在第二次学术生命中从事有关第一个课题的研究，主要是想说明“我们社会工作者要一路看生活，看具体的真正碰到的人，从里边找出一个真正的道理。这就是社会学。社会学离开了实际接触人，不可能有什么新东西出来。”最后，费先生还提出了对年轻学者的期望，就是“社会总在发展变化，而我们学者的任务就是要紧跟着现实的变化走，去抓住它。”

        读完《社会发展与社会学》这篇代序，笔者感受到了一个老学者的坦诚和对年轻学者的殷殷期望。来源于实际生活中的个个例子生动而又切实。然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往往有些人太过浮躁，缺少点务实的精神。因此，我们很多年轻学者常常感叹找不到学术研究的问题，认为问题都被前人研究过了，不知道如何创新。读完这篇序，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的生活中不是缺少问题，而是缺少发现问题的眼睛。学术研究永远离不开实际生活，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学术研究的际遇。 

该书第一部分内容《社会调查自白》是根据费先生于1984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里所作的有关社会调查的十讲内容录音整理并经费先生修改而成。费先生在这十讲内容中主要是将自己过去所做过的社会调查以从民族、农村、家庭、小城镇到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为序，讲述自己为什么想到做这些调查、怎样调查及其体会。因此，费先生称该部分内容为“自白”。正因为如此，其中的语言朴素而真诚。然而，费先生所站的高度却是我等无法比拟的。“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去搞科举，不要为升级或提职去大写文章，要从认识中国社会出发，多了解一些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 费先生通过自己的治学经验，揭示了社会调查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即调查是基础，但受理论的指导；同时，调查又为提出理论性观点做准备。另外，费先生还强调在做学术研究之前应重视基础知识。费先生在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之前曾有两年的医预科基础，其学术基础非常广泛。在两年医预科期间，费先生广泛学习了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哲学、逻辑、外文、国文以及版本学，后来又学习了解剖学、动物学和数学。总之，费先生认为：应当是在广泛的学术基础上去搞专门学科的，有了一定的基础才能进入研究阶段。基础与专题研究犹如学与习的关系，基础强调“学”，研究重于“习”，学多了才能论及习。学习二字，学字当先。研究一门学问，一要讲基础，二要讲主观能动性。

费先生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主要是通过自己所做的实地调查，介绍了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即几大步骤以及使用的方法。笔者简略也许有所错漏地梳理如下：

社会调查分四个阶段。第一步是定题阶段，即确定一个调查的主题。在确定题目后，第二步就是制订研究计划、方案的阶段。第三步是收集原始资料的实施阶段。最后一步是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和得出结论的总结阶段。

计划包含的内容有界定研究范围，拟出调查提纲，明确调查指标以及确定调查的方式等。其中，以调查对象的范围宽度为标准，社会调查有三种基本的方式。第一种是普查，普查是对研究范围内的所有对象一个不漏地进行普遍调查的方式。普查所得的资料完整性强，但由于调查量大，项目就不可能很细，全面深入性差；它的结论的可靠程度高，但调查的成本也高，调查的周期长。第二种是抽样调查，即从整体中用一定的方法抽取出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对象进行调查，并将对样本的调查结果推论到整体。抽样调查虽然大大缩小了直接进行调查的范围，节省了时间与成本，并在一定的可信度上起到认识总体的作用，但它仍未能解决调查的深入性问题，而且抽样与推论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统计技术。第三种是典型调查，其研究对象只有一个或还不足以构成样本的少数几个典型，研究者通过对典型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达到对事物性质的深入了解。典型调查克服了深入性差的缺陷，通过对典型的全面、详尽的考察，起到深入认识事物性质的作用。但由于它缺乏范围上的广度，结论就往往具有很强的条件性。三种调查方式的不同特点规定了它们各自的适用性。普查和抽样调查由于能表现事物整体的数量 和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因而适用于定量的研究。典型调查由于能发掘事物的内在特征和内在联系，因而适用于定性的研究。实际调查中往往需要同时采用几种不同的方式。

收集资料的方法主要是观察和访问。认识社会必须观察社会，认真观察社会是取得感性知识的第一步。科学研究的观察是一种带有目的的有计划的观察，即为获取原始资料而进行的观察。科学研究不能离开原始资料，而原始资料的可靠程度，就在于我们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全面和科学性。因此，我们在具体使用间接观察、直接观察或参与观察的方法观察社会时就得反复核实原始资料的准确性。访问是收集被调查口述资料的调查方法。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访问与观察总是同时并用的。然而，建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于取得真实可靠的访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对从被调查者那里获取的资料，调查者又必须通过逻辑分析并通过察言观色辨别资料的真实性。

在引出调查结论的过程中，对资料的分析应围绕“点与面”即“事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共性与个性”、“质与量”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因与果”这三个关系展开。其中，定量应以定性为前提，即从微型调查入手，逐步扩展到宏观调查。另外，还可以在定性的基础上进行类型比较。

在叙述调查阶段的同时，费先生还指出，不管认识过程分为多少阶段，怎么符合事物发展的路线，调查者在各个阶段的实际行动与表现，却不是过程本身所能完全控制的。因此，社会调查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研究者的调查态度是否认真。整个调查其实是个互相调查的过程，被调查者在接受调查之前会先调查你，了解清楚了研究者的立足点和态度之后才会决定是否让你调查他。一旦被调查者发现你的调查态度不那么诚恳，或者你的调查会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损害，他们就不愿意接近你，不肯说出真心话。也就是说，要做好社会调查，首先要建立好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并相互信任。

        读完该部分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费先生在讲述自己的调查经验时始终强调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问题，立足人类社会、中国社会分析和解决当下问题，分析过程中又无法回避对社会历史的考察。社会学研究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现象以及支配这些现象的观念有条有理地揭示出来，并进行理论抽象。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脉络，即社会行为如何被模式化以及这些模式如何塑造每个个体（如费先生在《生育制度》中进行的理论分析），就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编者将费先生从1936年到1993年其中的十四篇文章汇编在一起，以费先生的经历和经验来阐述该书第二部分的主题“社会研究的意义”。其中，《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一文指出，没有了解的批评是误会。费先生以批评一个和自己有所不同的文化结构来举例，告诫社会研究者在进行社会研究时最好放弃批评的态度，撇开价值问题，而应用极客观的态度来观察和叙述研究材料。这正是费先生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经历所诠释的研究态度。然而，当下的研究氛围是怎样的呢？一旦社会中出现某个热点事件或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争议，相当一部分的学者或社会研究人员是动不动就站出来用“批评”来表达自己的声音。然而，就这些争议中的“事实”，他们往往是没有去调查其真实性。反正这就是某些所谓的评论家的习惯。你可以提出批评，我也可以提出批评。但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应有的态度。费先生在七十几年前就告诫我们只有在彻底了解了研究材料之后才能加以“批评”，这才是社会研究者所应有的严谨态度。

有关《社会研究能有用么》的问题，费先生指出，这是一个知行分工的大社会中能否合作的问题。“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有了可靠的研究，不能制定可行的政策以济世救民，甚至为敌所乘，是行政者的不能尽责。”换句话说，理论研究最终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然而，理论研究的有用无用，关键还在于理论研究能否得到正确的应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是“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而是到社会中去，立足于实际分析得来的。随后，费先生又于1937年在《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社会研究虽不能讨论无从以事实来证验的作为哲学问题的伦理价值，但是可以讨论作为科学问题的生活价值，批判生活价值必需的基础是生活事实，一切社会政策的基础是在生活价值的范围里，社会研究的对象就是生活事实。

然而，最让笔者感动的就是，在《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一文中，费先生从三访“江村”说起，通过阐述其三次访问“江村”的不同感受和收获，求证了“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这一重大命题。超凡的经历和经验铸就了伟大的使命。即，使社会科学的知识能同广大农民的具体生活密切结合，一方面使我们的科学知识能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逐步建立起新中国的社会学这门学科。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学研究注定也是要向前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的进步，然而，我们却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生活方式，将其简单地用到中国社会里来，我们要按照客观规律向前发展，要自觉地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社会，要用我们的生活实践来验证。费先生在《迈开社会学研究的新的一步》中以天津《千户居民“户卷”调查报告》为例，阐述社会调查对行政管理工作的影响，说明社会学同实际的结合发挥了科学的作用，知识成了改变现实的力量。这一鼓舞人心的实践预示了社会学的发展前途。

我们大多数人在获奖时都是先说一些感谢的话，然后做个总结并展望一下未来。费先生1993年在《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讲话》中的思路也是如此。他将自己一生学术研究的中心主题总结为“认识中国社会，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趋势”。费先生通过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以学以致用的学术风尚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实证方法、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中吸取研究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进而按自己的认识想方设法去提高各族人民对于自己发展道路的理解。因此，他对社会学研究的贡献就是标尺性的。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在距离21世纪只有7年的时候，费先生不无语重心长地勉励下一代学者要用冷静的态度观察、认识和分析客观实际，帮助人民在发展中减少困难。

       费先生倾其一生的社会调查经历和研究成果，在我们今天看来，恰好证实了社会研究的意义。然而，读到这里，反思笔者过往的所谓的法学研究是多么的幼稚和不堪一击。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或法学研究，有多少是站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五十几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国土上的，笔者不敢妄加统计，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忽略的，就是我们常常认为外国有而我们没有的制度就是好的，一旦中国社会出了问题，我们就应当像外国一样建立相应的制度。因此，一篇篇出来的论文都是对制度设立的摇旗呐喊。然而，中国的实际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制度是否切合中国的实际、能否有效实施却往往容易被忽略。就此，反正笔者是受到了教育。社会的变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就要研究、掌握、运用它的内在规律。否则，我们就只能在一个必然王国里折腾，而不可能进入自由王国。社会学的目标，就是要使我们的社会生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难道不就是社会研究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