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11月将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之前费先生的弟子们与费先生女儿费宗慧以及女婿张荣华先生聚首数次，大家都在琢磨着如何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来到之前为这位真正影响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发展历程的学者的一百岁冥诞做一点纪念性的事情。写纪念性的文章当然是最为紧要的，这是每位受到过费先生指导和文字启发的弟子们应该做的。我个人也在思考着如何为在九天之上的费先生交出这份答卷。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应该回到源头上去，也就是回到费先生留下来的文字中去，从那里我们也许可以重新对于费先生的思想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重读费孝通

上述想法最近一直在激励我试图重读费孝通，我翻检出摆放在书架上的由费先生的亲友编辑的十六卷本的《费孝通文集》。我首先读到的是费先生为这套文集专门撰写的“文集前记”，这篇只有四页半的前记着实吸引了我，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我几乎想不起来自己是否以前读过，为之感觉到一种惊讶，我的惊讶在于费先生的坦诚及其对于自由书写的那份执著。这几乎就是一份临别前的赠言，他在向所有关心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成长历程的后学发出一份邀请，邀请这些人从留下来的记忆痕迹中去揣摩那个时代所塑造的那批人：这批人曾经怀抱着拯救国家和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热情投身于学术事业，并矢志不渝。这批人曾经为社会的公正和一种理想国的建设而仗义执言，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批人曾经是学问、人品和道德的楷模，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之中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今天无法想象的磨难，也经历了常人无法体验到的思想上的屈服，费先生对这一点作了这样的认识：
    因为我一生中有一段时间曾经被划为“右派”，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写下一些言不由衷，不符合我实际意识的文字，就是那些被迫写出的“检讨”和“交代”。这些文字要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经过的素材，是可以有用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有意义的，但需要如实地放进当时很特殊的和失常的社会情境之中去，才能明白其实在的意义。现在已事过20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的作用。所以我考虑再三，还是要求把这一部分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费先生亲笔写下的这段话是有其深意的，他所经历的那个特殊的年代，思想受到了专门的限制，手中的笔杆不能随着自己的真心去运转，惹下的文字之祸，让自己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这些都被凝缩成为“不愿意重新记取”而被压抑下去了。

做“旁出的学派”

那么，在那时，费孝通究竟发表了什么言论而受到了中国学术界这样一种群起而攻之的批判呢？在那个时代，曾经出版过对一批从西方归来的社会学家的批判文集，但这里真正影响费孝通后来学术生命的是那篇1957年2月2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这篇文章被专门附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这本书中，足见此文的靶子作用，也足见这篇文章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
    在《费孝通文集》第七卷中我们可以读到这篇文章，在这篇不是很难读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费先生的一些难言之隐，其甚至一直持续到他临终之前的文字中，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深深地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理路的浸染。面对现实社会科学界的满目疮痍，他不能不为之而书写，但是又不能极为直白地写出来。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主流实际并不表示一种完全的赞同，至少没有一种真切的归属感。他强调自己是在社会学这块牌子底下“搞私货”，这里所谓“私货”就是对“少数民族、农村、市镇、工厂的社会调查”，也就是研究不属于那时的正牌社会学，而是一个旁支，搞这些研究的人并不以社会学的正统自居，认为自己是靠旁支研究而形成的一个“旁出的学派”。对于那个所谓正统的社会学，费先生从来都有不直说的批评，但是如果搞激进的做法，把这个学科连名字带机构一并取消掉，费先生显然也是极为不赞同的。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费先生似乎并不在乎别人称谓他是什么专业，但是对于别人的学科他也不是以自己的偏好来加以选择，而是强调各自的发展，各自的优势，不可偏废。后来费先生提出“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宽容前后保持了一种连贯性。
    尽管费先生在1999年3月28日写于锡州宾馆的“文集前记”不断地强调自己的写作向来是“随意和顺性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却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至今我还是这样做”。但是，费孝通终究是一位中国的文人，喜欢用抒发情感和志向的文字来表达自我，这样的文人又是以隐晦著称的，不是直接地道出原委，借助花草树木，借助自然存在的物品，来表达自身的处境和理想，是中国文人的品格，过于直接的表达被看成是一种粗鲁的表现。借助汉语来表达的文人费孝通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他在不断地借助各种隐喻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对于极慢的印刷速度、封闭的交流环境以“巧妇不巧”、“米也不多”来间接地表达这种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困境。他希望即便是在此种恶劣的条件下也应该是灶膛里的火不熄灭，煮饭的锅里也总有饭吃。
    老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时间的紧迫性使他不得不去思考在有限度的时间里可以做些什么？很多人实际上放弃了这种做事情的选择，而是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不论是长是短，焦虑夹杂着一种不安使得晚年的生活因为一种无所事事的选择而使心灵得到片刻的安定，但终究是在不断思考死亡的问题中黯然度过的。费先生显然没有选择这一条等待之路，而是把自己比喻成“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并认为“三四十年代之初生牛犊”已经不见了踪影，有的只是甘愿驰驱未息做牛做马地从事一些有助于这个学科的事情。如果从1977年年尾的那一天算起，到费先生在2005年的春天离开这个世界止，上天又给了他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差不多弥补上了他在1952年到1977年这段不能有所作为的二十余年。对于有心人而言，上天终究没有辜负他们。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