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二战之后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在讨论灾难自然性的基础上，从学科的独特视角揭示灾难的文化内涵，理解不同人群应对灾难的文化机制，这些命题直接关系到灾后人们对恢复或重建生活逻辑的认识和实践。灾难的人类学研究由此具有了学理讨论和实践探索的双重意义。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当地羌族无疑是这次灾难最沉重的受害者。当余震频发的时候，有关地震和羌族生存前景的讨论就已经在人类学界热烈地展开了。在众多同一研究主题的论著中，由李绍明和松冈正子两位教授主编的《四川的羌族——汶川大地震前后（1950-2009）》无疑是独具匠心的一部，它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图像民族志。

　　书的主体部分按羌族社会变迁的时间顺序编排了四章，依次为“1950年代：羌族社会”、“1980年代以后：物质与制度文化”、“1980年代以后：精神文化”和“5·12汶川大地震：复兴与展望”。全书共收录纪实图片593帧，并分别用日中英三种文字撰写图片说明。其中14幅再现1930年代羌族社会风貌的照片，均出自民国时期著名摄影家庄学本（1909-1984）的实地踏访；215幅反映1950-1960年代羌族社会的照片，是当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羌区时拍摄的；189幅展现1980-1990年代羌族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照片，是松冈正子自20世纪80年代留学四川大学俄时开始，20余年间在羌族地区进行田野工作积累下的部分成果；表征2000年后羌族社会面貌的175幅照片则是四川民族研究所长期致力于羌族研究的诸位学界中坚多年调查走访所获。“纪实照片是传承记忆和事实的有效手段，它可以超越摄影者的意图，向读者作更多的表述。”[1] 通过图像的叙述，羌族各个时期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被细致地展现出来，这种直观的视觉印象或许就是图像比文字更具魔力的地方。通过图像的历史勾勒，我们得以体会到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对一个民族的意味究竟何在，也正是有了这些地震前后对照的老照片，我们才切切实实地了解到大地震给民族文化带来的深重影响。

　　本书并非当下时髦的应难而生的急就“成果”，它是一部凝结了几代学人超过半个世纪羌区田野调查的心血之作。领衔本书主编的李绍明（1933-2009）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学家，早在1951年就读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时便展开了调查羌区、研究羌族的学术历程，此后李先生学术人生的每个阶段无一不与四川的羌族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在他逝世的几个月前，仍以76岁高龄亲自探访灾后的羌区，为羌族社会文化的重建奔走忙碌。参与此书编撰的松冈正子、袁晓文、李锦、李星星、耿静、余耀明等羌族研究的后起之秀，作为李先生的晚辈多年来一直与他并肩从事四川羌族的研究。令人惋惜的是这本民族志竟成了这群同道中人相互唱和的绝响。

　　拜读此书，我们能感受到长期扎根田野的这群人类学/民族学家们的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本书）采取民族志的叙事手段，以图片与文字结合的方式，力图以历史的视角尽可能地反映出羌族作为一个民族而言的方方面面及其变化，以为当前与今后研究羌族的一个参考。特别是书中及其珍贵的历史照片的选用与问世，将为社会更多的人士展现出一副鲜活的羌族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轨迹。”[2] 正如主编之一的李绍明所说，这乃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诸学者“自身份内之事”。

　　不同的人类学/民族学家对这项“份内之事”的理解因人而异、取向不一。或讨论具体的灾难类型、或讨论灾难应急和回应方式、或讨论灾后的社会文化变迁。[3] 在李绍明为首的本书编撰者的语境下“份内之事”则是，希望借助人类学深刻的文化理解能力，在大地震迫使羌族社会发生变迁后，站在当地羌族的立场上为羌区社会文化的重建提供恰当的学理支持。

　　羌族灾区的重建工作自大地震发生后就已着手进行，有关如何重建的议题也在社会和学界引发了不断的热议浪潮。与如此热烈的局面相比，本书的编撰者却保持了更为冷静的态度，察觉到行动和议论背后可能存在着令人堪忧的隐患。松冈正子在《后记》里这样写道：“在民族文化资源遭受重创再行重建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这里在制造着一种新的‘传统文化’，因之，在感受到复兴重建的确很快的同时，也产生了某种陌生感。”[4] 在她看来，这种陌生感由羌族文化重建中的过度修饰造成的，修饰使得重建出的羌族文化不再具有本真性，就像一副经过图像处理过的照片一般。不仅如此，在一次访谈中她还直接批评了目前重建工作中的一个误区，即“现在的灾区重建中，中间的阶层——村长及下层的村民意见通常不被听取，而村民对政府的依赖也很强，他们认为政府肯定有办法最终解决一切问题，好的方面是彼此很配合，但不好的是村民太过依赖政府。”[5] 由此也不难看出，她认为恰当的重建模式应该基于这样的理念：当地人参与整项文化重建的工作，甚至成为重建中的主导者。这些看法在本书中同样得到了她的中国同行的认可，被隐约地表达了出来：“羌族文化是具有自我修复机制的文化体系。……正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样，羌族文化通过强烈的认同意识、口口相传的传承体系、服饰建筑等各种物质载体，形成了有机的自我修复机制，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经由有选择的融合和变革，保持着羌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特色。虽然地震给羌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却没有摧毁着汇总自我修复机制，羌族文化仍将保持其独特的魅力。”[6]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本书编撰者们的内心追求。当我们再回头翻看这本书时就不得不叹服编撰者们用图像和历史叙述的手法委婉表达重建灾区看法的良苦用心了。因为图像无疑是记录和传承羌族“记忆”最好的载体，而历史的铺陈则能让读者理解“文化是由什么原因而变化的，从而我们可以知道在将来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什么。”[7]　　

李绍明、松冈正子主编：《四川的羌族——汶川大地震前后（1950-2009）》，东京：风响社，2010年3月版。

-------------------------------------------------------------------------------

[1] 松冈正子：“后记”，见李绍明、松冈正子主编：《四川的羌族——汶川大地震前后（1950-2009）》，405页，东京：风响社，2010年。

[2] 李绍明：“序言”，见李绍明、松冈正子主编：《四川的羌族——汶川大地震前后（1950-2009）》，4页。

[3] 关于灾难人类学研究方向的详细讨论，参见李永祥：“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4] 松冈正子：“后记”，见李绍明、松冈正子主编：《四川的羌族——汶川大地震前后（1950-2009）》，405页。

[5] 松冈正子语，见松冈正子、李婉君：《汶川地震前后二十年间的羌族研究——访日本女人类学家松冈正子教授》，《中国人类学评论》（待刊稿）。

[6] 李锦：“结语”，见李绍明、松冈正子主编：《四川的羌族——汶川大地震前后（1950-2009）》，346页。

[7] 松冈正子语，见松冈正子、李婉君：《汶川地震前后二十年间的羌族研究——访日本女人类学家松冈正子教授》，《中国人类学评论》（待刊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