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瓦赫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我们感兴趁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才能重新找到它们的适当位置。当这些框架变化的时候，相应的记忆变化就会发生。“这要么是因为我们不再关注它们，要么是因为我们已将注意力转移他处。”口某种记忆的遗忘成者贫形，可由这些框架在不周时期的变迁来解释。依靠环境、时间和地点，社会以不周的方式再现它的过去，这就是所谓的“移风易俗”。
“文化”和“记忆”这两个术语目前在学术界已经高度流行。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已经超越医学与心理学而成为科学、哲学、社会和文化研究中频繁使用的术语。〔’〕”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记忆一直以来都是集中在医学与心理学领域并且受到生物学视角的支配，其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有一个前提，即使“记忆”研究从生理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向文化学、人文学的转向，而哈布瓦赫 (MauriceHalbwach，)正是这个转向的核心人物。有人这样评价道:“哈尔布瓦赫决定性地否弃了关于记忆的生物学理论(它支配了上个世纪开始以来的争论)，转而选择了一种文化的阐释框架，认为我们的记忆是社会地建构的。虽然神经心理过程无疑是我们的接受和保持信息的必要条件，但光是对于这些过程的分析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特定知识领域和记忆领域的构成。由此哈布瓦赫论记忆的代表作《论集体记忆》(法文版1952，英文版1992，中文版2001)就成为这个领域不可绕过的经典之作。
一、记忆是社会文化的建构
人的记忆是一种生理一心理现象，还是社会文化现象?应该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加以研究，还是从集体心理学、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加以研究?记忆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吗?一个人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和书写自己的记忆?如果记忆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哪些社会文化、文学形式因素(比如叙述惯例)会影响记忆的选择和呈现?记忆有没有或有多少真实性可言?记忆是一种对于过去经验的复制和还原，还是一种掺杂了想象、幻想等因素的建构?
这些问题是记忆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自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出版后，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从个体视角转向了集体视角，从生理/心理学转向社会学、文化学。哈布瓦赫指出:记忆是一个与他人、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现象。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当然也可以是与别人或自己的某段经历相关的自然景物)刺激、促动、激发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哈布瓦赫写道:“如果我们仔细一点，考察一下我们自己是如何记忆的，我们就肯定会认识到，正是当我们的父母、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向我们提及一些事情时，对之的记忆才会最大限度地涌入我们的脑海。”〔3〕胎这一点得到了很多回忆录作者的印证。比如:中国山西作家李锐谈到，自己原先对父亲关于他革命生涯的那些“酒后闲谈”毫不在意，很少回忆起。但是，当他看到父亲的好友李新写的《流逝的岁月》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李新叔叔的回忆中，忽然回想起父亲曾经的酒后闲谈，忽然清晰地看到那么多曾经不被我们理解，也不被我们确切了解的人和事，渐渐无痕的岁月忽然间波澜骤起，久久难平。’，[4]3(重点号引加)这个经验之谈说明，记忆首先不是生理现象，其次不是个体心理现象，而是一种与他人相关的群体一社会现象。一个人的记忆需要别人的记忆、群体的记忆的唤起。如果我们累计一下在一天之内，在我们与他人发生直接、间接关系的场合中被唤起的记忆数量，我们就会看到，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在与他人的交谈中，或为了回答他人的问题，才诉诸回忆。而且，为了做出回答，我们要设身处地地把自己设想为与他人隶属于同样的一些群体。
这正是哈布瓦赫不满意对记忆的个体心理学解释的原因。在阅读一些关于记忆的心理学著述时，哈布瓦赫发现，认知心理学常常把回忆的主体视作孤立的存在，似乎要解释他们的记忆活动，只需固守在个体层面，只需了解其大脑皮层的结构，或他们的无意识心理活动，至于个体与其同时代人之间、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对记忆研究领域这种生理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反思和扬弃，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起点。他针锋相对地指出，记忆不是纯个体现象，更不是纯生理现象。探究记忆是否存储在大脑或心灵中某个角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的记忆对我来说是“外在唤起”的。我生活其中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精神氛围，能否提供给我唤起、重建、叙述记忆的方法，是否鼓励我进行某种特定形式的回忆，才是至关重要的。〔3〕68杨9“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川68邢这个唤起、建构、叙述、定位和规范记忆的文化框架，就是所谓“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特定的个人记忆能否被回忆起、以什么方式被回忆起，都取决于这个框架。这个框架使得某些回忆成为“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某些则作为“不能进行回忆的回忆”、“不正确的回忆”被打人冷宫，被封存起来。
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并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记忆的社会框架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被动地让个体的记忆来填充，相反，“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而且，“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3]7，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社会禁忌，常常决定性地塑造了记忆的社会框架。因此，群体记忆的意思是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或者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
二、过去是如何“重现”的:记忆的当下性
一个人总是多多少少保存着对自己过去生活的记忆，这些记忆在不同情况下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再现。记忆的反复重现建立了一种连续性关系，并建构了我们具有连续性的身份。没有记忆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的身份意识，丧失记忆就是丧失身份感，这个主题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但记忆的重现不是重复，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不可能不卷人不同的社会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总是在不断的建构和重建中修改着曾经拥有的形式、外表和意义。正如哈布瓦赫所说的:“这种记忆并非是动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以凭之就能重建包含它们的整体。(3〕52
对于记忆产生影响和施加约束的因素当然很多，也各不相同，我们很难完整地、明确地列举这些因素。但是，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即与昨天的约束相比，今天的约束框架是更为重要的，我们总是从今天的社会环境、今天的需要、兴趣和利益出发对过去进行重塑。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在重现过去的时刻，我们总会受到当前环境的影响。明了这点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记忆重塑机制的性质。“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3)91我们对于过去某个场景的回忆和描述，不会是一种被动的、每次都没有差别的“重现”。实际上，我们是在积极地“重新合成这个场景，并将新的要素引人其中，这些新的要素是从当前所考虑的这一场景之前或之后的不同时期转借而来的”。〔’〕’06比如，当我们在书写70年代某个事件的记忆时，我们不可能不带着此事件之前和之后，以及书写的当下的观念、价值尺度等等来描述和书写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记忆，而且这个观念和价值尺度不可能不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5〕“先于(过去的)某个事件、人物的那些事件和人物已经孕育了它们，正如它们也已经孕育了那些随后将会出现的事件和人物一样。每当我们回溯到这些事件和人物，并对它们加以反思的时候，它们就吸纳了更多的现实性，而不是变得简单化。这是因为，人们不断进行反思，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就处在这些反思的交汇点上。，，(3]107
假如你是一个知青，你在粉碎“四人帮”前、粉碎“四人帮”初期和在今天对于自己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可能都是不同的，这不是你的过去变了，而是你看过去的态度和方式变了，是社会提供给你的整合和叙述过去的框架变了。粉碎“四人帮”初期，你和你的知青生活还没有距离，还急于离开农村，急于回城，你无法把它浪漫化;而到了今天，你在城市里也有工作了，或者你很厌倦城市生活的小资产阶级色彩，没有理想琐碎无聊，你或许成为了下岗工人，对改革开放牢骚满腹，这个时候你的知青生活回忆就会大大地浪漫化。《小芳》、《涛声依旧》等怀旧歌曲的流行就是明证。
哈布瓦赫指出，假如关于过去的记忆不断地再次出现，那是因为每一时刻社会都有使之重现的必要方式。这也许可以促使我们区分出两种包含在社会思想之中的活动:一方面是记忆，指向过去;另一方面是“理性”活动，其出发点就“是社会此刻所处的状况”，即现在。因此，记忆与现在的关系也就是传统与理性的关系。“记忆只有在这种理性控制之下才发挥其功能。如果一个社会抛弃或改变了它的传统，难道不就是为了满足这种理性的需要，而且是在这种需要刚出现的那一刻去迎合它们吗?’，
为什么传统会让步?为什么指向传统的回忆屈从了社会为了当下而用于反传统的理性反思?这是因为这种理性反思代表着社会在其现在的处境中对自身具有的意识。“它们是一种集体反思的产物……如果今天的观念有能力对抗回忆，而且能够战胜回忆乃至改变它们，那则是因为这些观念符合集体的经验，这种经验如果不是同样古老，至少也是更加强大。’，闭3O5~
三、记忆的系统性与记忆联合体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记忆，有近期的，有遥远的。记忆和记忆常常有“联袂演出”的现象，其原因并非都是它们在时间上的邻近性，而是由于它们是一个群体共有的思想总体的一部分，即它们在意义上的联系。因此，“只要我们把自己置于特定的群体，接受这个群体的旨趣，优先考虑它的利益，或者采取它的思考方式和反思倾向，那么，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记忆汇人这个群体的记忆。”〔’〕92刁3我在阅读西方作者创作的关于二战小说或电影时，常常非常积极地回忆起自己的“文革，’’经历，虽然那些作品描述的记忆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都很遥远。这是因为我和作品的作者拥有意义相近的历史记忆。
记忆联合体是一个群体得以凝聚成一个具有深度认同的共同体的重要原因。比如，在一个家庭中，家庭成员是否拥有共同记忆并不取决于他们名义上是不是属于同一个家庭。名义上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各自之间很可能并不具有共享的家庭集体记忆。家庭中的长辈也很可能无法把自己的家庭记忆传递给自己的晚辈(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80后、90后出生的孩子就父母或祖父母的家族记忆完全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分享)。这是家庭认同危机的非常重要的表征。只有当家庭成员中有一种实质性的团结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才会乐于彼此分享记忆，最后组成共同的、分享的家庭记忆。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大于家庭的群体，比如民族。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共同记忆，必然无法建立深层次的认同和团结。这是每个民族都必然珍惜自己的共同历史传说或祖先故事的文化原因。在一个普遍反思 “文革”的时代，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忆将成为一个民族的普遍兴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形成了一个思想、观念和兴趣的共同体。在so年代初中期，经历过“文革”的人经常回忆“文革”，分享彼此的“文革”记忆，“文革”于是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出现。个体对“文革”记忆的态度取决于是否有一个鼓励反思和直面“文革”的思想集体或集体思想氛围，或主导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如果集体思想氛围，或主导意识形态鼓励遗忘“文革”，忌言“文革”，那么，出于趋利避害的动机，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遗忘或回避“文革”记忆。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的情况就是这样。
关于记忆的系统性，哈布瓦赫指出:“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而之所以如此，则是由于，记忆只是在那些唤起了对它们回忆的心灵中才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但是，记忆联合起来的诸种模式，源自人们联合起来的各类方式。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s]93这一点充分说明，关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或经历，比如“反右”记忆、“文革”记忆，是一个记忆系统、记忆网络、记忆联合体，不同的个体关于“文革”的记忆不是互不关联的，而是要么一起出现，要么一起湮没。这取决于群体对它的态度。其次，一个人对于同样一件事的记忆在不同的群体中会有不同的联合方式或意义取向。比如，在一个怀旧的群体中，大家都会回忆起知青生活的美好的一面，并使得这种回忆获得一种相似的意义指向。
这里所涉及的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的关系。我们说个体记忆是群体记忆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个体是群体记忆的组成部分，更因为个体常常从群体思想观念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和阐释自己记忆的意义，或者说，他从群体那里获得了理解和阐释个人记忆的框架，个人记忆的意义就是在这个框架中得到阐释。“对于每个印象和事实而言，即使它明显只涉及一个特定的个体，但也留下了持久的记忆，让人们仔细思考它，也就是说，它与我们得自社会环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3]94对于发生在某个特殊个体身上的事情，比如一个知青的插队经历，当事者以及其他人怎么理解其特殊含义?这常常取决于你接受了哪个群体的思想方式。如果你接受了新启蒙知识分子那种反思和批判“文革”的思想方式，那么，你很可能就会赋予你的插队经历以否定的和消极的意义(比如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如果你接受了“新左派”群体的思想方式，则你可能把它浪漫化和诗意化，逃学、打老师、写大字报等被浪漫化为对所谓现代资本主义官僚体制的反抗。
因此，“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3〕94每个过去事件的当事人是依据它所处的群体精神状况和思想态度来“决定”是否要回忆“文革”的遭遇以及如何理解这个遭遇的。
结束语
总之，哈布瓦赫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才能重新找到它们的适当位置。当这些框架变化的时候，相应的记忆变化就会发生。“这要么是因为我们不再关注它们，要么是因为我们已将注意力转移他处(分心往往只是刻意注意别的事情的结果，而遗忘则几乎又总是由分心造成的)。”[3]某种记忆的遗忘或者变形，可由这些框架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来解释。依靠环境、时间和地点，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再现它的过去，这就是所谓的“移风易俗”。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接受了这些习俗，所以，他们会在与集体记忆演变相同的方向上，使他们的回忆发生曲折变化。
这个观点非常深刻，它不但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遗忘“文革”，而且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通过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方式呈现和书写“文革”。显然，任何对于“文革”的回忆与书写，都是在一定的集体框架下发生和进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在“新启蒙”这样的集体框架下对“文革”、“反右”等进行回忆和书写的，so后一代对于“文革”的陌生、余秋雨等一代人对于“文革”的讳莫如深、大话文学对于“文革”记忆的戏谑式书写，则只有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而张晓刚等先锋艺术家对于“文革”记忆的呈现方式则深刻地联系着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艺术市场。新左派的“文革”书写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出现了不同于新启蒙“文革”书写模式的新的集体记忆模式，而这和oo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分裂是紧密相关的。正是通过一系列具有集体和社会性的反思，一个客体和另一个客体，从一个事件和另一个事件的印象才能彼此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它们的性质和意义。记忆中的客体与事件按照名称和意义在我们的回忆中排列组合在一起，我们不仅为之命名，而且它们的意义是在我们的群体之中赋予它们的。“社会在其所有重要的回忆中，不仅包含着它所经历的各个时期，而且包含着一种对其思想的反思。过去的事实可引以为鉴，已经作古的人也会具有激励或警示世人的作用，所以，我们所谓的记忆框架同时也是一个集观念和评判于一体的结合物。”闭293~我相信哈布瓦赫的理论对我们思考历史和现实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注释
(1〕参见艾德里克·卡尔迪凯特 (EdricCddi·catt)&安妮·福克斯 (AnneFuchS)编:(文化记忆:论欧洲文学与历史》(Cultu司。mory:朋即ysoneurop即Inandlite.t。)“编者导言”，Pe忱r肠ngAG， EuropeanAeade而 ePublishers，Bern，2加3。
(2)《文化记忆:论欧洲文学与历史》(C政梦al抓记州旧叮:巴”.”on。“川阵口nandl翻，at“，)编者导言， EditedbyE而 eCaldieatt&AnneFueh，，Peter巨ngAG，Eu拍p既 mAeademicPublish机，Bem，2(X)3。
〔3〕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X)2。
(4〕李新:《流逝的岁月》，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X)8。
(5〕参见笔者为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写的书评《七十年代的碎片化与审美化》，《文艺研究)2010年4期。
( 本文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九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