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当今整个欧洲大陆唯一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也是令人敬畏的哲学家，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宪法学、历史社会学、哲学史和语言哲学（仅举几个他最频繁涉足的领域）的造诣之高令人惊讶，他的思想深度和难度给读者造成无情的障碍，除了最胆大的人，多数都会被吓跑。对多数欧洲人来说，这种既是专业哲学家又是公共辩论者的双面人物并不罕见。保罗·萨特也是这样的人，但在英国、美国等英语世界，这个物种就很稀罕了。常常被拿来和哈贝马斯对比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往往被看作20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而受到人们的怀念，但在大学围墙之外，他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很少。要找到一个无论在专业哲学领域还是在公共舞台上都取得与之匹敌的大哲学家，你不得不追溯到20世纪初期，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哈贝马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或许在于他在这两种角色之间维持优雅平衡的方式。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证明了他惊人的学问深度和深刻的洞察力，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并不畏惧激烈辩论的强硬批评家。他是怎么同时扮演好这两个角色的呢？

　　正如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马修·斯佩克特（Matthew Specter）在他信息丰富的新书中显示的，答案或许与战后时代德国知识分子身上背负的特别历史重担有关。在重建初期，联邦德国在不断的怀疑中艰难度日，其民主机构的支持基础非常危险和薄弱。自由派历史学家的家庭手工业（许多人是第三帝国的难民）出产了数不清的著作，都是要证明德国的思想传统如何偏离了西方民主。盟国的去纳粹化工程进一步证明了如下观点的可靠性，即德国民主的未来就在于彻底与它不民主的过去决裂。因而出现了一个把中欧灾难的根源追溯到深层的和难以考究的德国文化因素的历史共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或“德国人的自由观”。

　　半个世纪后，又有新的鼓吹者支持这种思想史和政治史。许多历史学家接受历史学家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和吉奥夫·伊雷（Geoff Eley）共同提出的修正主义批评（其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往往把德国的“特殊道路”（Sonderweg）看作一个方便的靠山以便支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共识：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标准，用以检验其他任何有缺陷的政治形式（尤其是苏联的制度）。但在联邦德国早期，德国公民迫切希望把过去的一切特殊性永远地抛在脑后，这是可以理解的。标准的说法是把1945年当作“零时”（Stunde null），这口号很好地体现了德国忘记过去、摆脱内疚的包袱、积极迈向1950年代的经济转型的渴望。

　　不过，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德国知识分子（斯佩克特称他们为‘58一代’）来说，彻底与过去决裂的观点是非常模糊和矛盾的。像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一样，他们亲身经历了第三帝国的疯狂，所以很清楚他们必须对意识形态报复永远保持高度警惕。哈贝马斯在过去50多年里一直与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和政治势力做斗争的热情充分说明他是多么深切地感受到德国历史的重担。作为哲学家，哈贝马斯真诚希望履行针对政治现代性的所有承诺，但零时观也让他和他的同代人陷入两难困境。如果德国政治和哲学传统已经从根子上腐烂了，新兴的西德民主又该如何生存？应该建立在什么意识形态基础上呢？

　　对于那些乐于接受德国在冷战中充当美国附庸的观点的实用主义保守派来说，联邦德国简单地从海外引进民主意识形态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没有多少值得担忧之处。如果一个人能成功引进沃尔沃思（Woolworth）的‘便利店’，他也能引进意识形态来释放市场资本主义的所有潜力。对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等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来说，引进英美模式是德国的悲剧，他们认为这将它引起愤怒的批判（有时候是反犹主义），一面哀叹“技术”自由主义的兴起，一面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丧失感到痛心。但左派年轻一代充满热情的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陷入更加痛苦的、无所适从的窘境。他们反对西德官方不加批评地与美国结盟的政策，但也与战后普遍称赞英美模式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把它作为未来唯一合理模式的共识保持距离。德国哲学的经典里就没有供年轻一代学习的本土资源了吗？

　　哈贝马斯孜孜以求地重新塑造现代社会理论正是他对这个两难困境的反应，只有这样，我们才容易理解他的不知疲倦和坚定不移。正如他早先知道的，这个课题非常不容易。一方面，哈贝马斯必须重新考虑康德、黑格尔、韦伯等理性世界的大哲学家，从他们的理论中汲取营养以丰富真正人类自由的新模式，另一方面还必须排除他们把理性仅仅作为掌握自然的工具的狭隘概念。任职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海归对年轻一代产生主导性的影响，但哈贝马斯与这些老师不同，他不愿意承认启蒙本身被束缚在窒息人类追求解放的糟糕辩证法中。不过，为了展示那个狭隘叙述中的错误，需要从根基处重新建造启蒙理性的整个大厦，就像曾经折断但没有适当修复的骨头，启蒙传统的支架也必须拆除和重新设置。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或许理解哈贝马斯一生中所扮演的两个角色乃同一个召唤的组成部分。在当今德国推动社会更加民主和更加透明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在深入钻研本国哲学传统，找到支持其公共批评实践的概念资源后才能成功。斯佩克特的新书帮助我们认识到哈贝马斯的哲学著作是如何在战后西德意识形态和法律辩论的混乱背景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没有实现其标题所承诺的“思想传记”的目标，倒是马丁·贝克·马兹提克（Martin Beck Matustík）10年前出版的著作《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哲学与政治传记》更接近思想传记的说法。不过，这或许是令人误解的目标，尤其是当传主仍然健在时，任何人都难以成功地对哈贝马斯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做出令人满意的总结。

　　斯佩克特在为自己设定目标时非常谦虚。他重构了战后德国法学理论的一些关键辩论，用强大有力的证据有效地显示哈贝马斯是如何把他对这些辩论的中心主题进行批评和融合而纳入到他的著作中的。斯佩克特的书的最突出特点是在方法上坚持认为哲学家哈贝马斯和积极介入现实的批评家哈贝马斯之间没有真正区分的原则。斯佩克特非常成功地展示了其传主职业生涯的两个方面的紧密联系。

　　哈贝马斯在1950年代后期首次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上。这确定了他作为“58分子”的身份，这是斯佩克特对包括像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 (出生于1930年）、保守派哲学家赫尔曼·吕勃（Hermann Lübbe 出生于1926年）、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 出生于1930年）、和神学家约翰·白普斯特·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出生于1928年）在内的联邦德国很多重要政治人物的群体的称呼。这个“58分子”的共同点就是科尔曾经说过的名言“我们有幸出生得比较晚”：因为年龄小不至于受到第三帝国事件的政治拖累，但他们也不是小孩子了，完全记得它的兴起和垮台。

　　这使得他们和在1968年5月上街游行的更年轻的“68分子”区别开来。在68分子看来，纳粹主义不是具体的记忆而是被滥用的术语。对已经成熟的58分子来说，街头抗议活动或60年代激动人心的反文化精神都无法调动他们的热情参与。哈贝马斯和他的同代人一样用谨慎的羡慕的目光看待68分子，虽然赞赏他们的反独裁主义，但当他们屈服于对“直接性”（immediacy）的浪漫（潜在暴力）崇拜后就提出批评意见。他批评德国红色旅（RAF）是“左派法西斯主义”，虽然他后来对这个尖刻的术语感到后悔。

　　斯佩克特特别擅长于辨别出哈贝马斯最专业的学术思想的政治根源，他认为这些思想是在他对当时政治事件的批判性对话中形成的。斯佩克特对哈贝马斯1992年在德国出版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的大部分描述来说都是真实的，该书是哈贝马斯对政治和法学理论的最新贡献，斯佩克特把最深刻的注意力集中在该书最后一章，似乎这是哈贝马斯学术生涯的最高峰。斯佩克特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驳斥《事实与规范》的批评家，有些人把它当作哈贝马斯告别他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作品来阅读（如左派的施密特分子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有些则把它视为作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投降书，比较温和者则认为该书开辟了新道路，标志着哈贝马斯思想的“法学转向”或“自由转向”。

　　斯佩克特非常大胆地驳斥了所有这些解释。他坚持认为这本书应该被作为“一种破碎的思想传记”来阅读，这样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人发现的作者思想的180度大转弯。斯佩克特宣称“法学转向或自由转向的主题掩盖了哈贝马斯著作中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追溯到他在1962年提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的核心观点，这来自“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宪政原则的激进改革的终身追求。”从这个广泛的历史视角来看，斯佩克特认为《事实与规范》根本不是作者放弃政治的著作，它改写而不是放弃了“德国左派的乌托邦渴望”。

　　这种支持强烈一致性的论证是否合理仍然需要进一步辩论。要解决这个问题显然需要严格盘点哈贝马斯从头到尾的所有著作。斯佩克特提供的与其说是确定的答案倒不如说是一个建议。他的书开头进展缓慢，详细论述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德国政治和宪政思想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几条主线。该书最初是博士论文，体现了研究生阶段一丝不苟的实证主义特征：作者在档案中深入搜寻了战后德国政治和政治理论界的几乎所有剧中人（dramatis personae）如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他还采访了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很多依然健在的老者。

　　那些倾向于把哈贝马斯主要看作德国后康德理性主义伟大传统的哲学家的人往往容易忽略其学术生涯的更世俗的环境因素。但正如斯佩克特显示的，战后西德宪法有关反对党和言论自由的限制的辩论给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带来重要影响。考虑到1959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案件，该州立法机构试图阻止编辑和出版鼓吹“社会主义、军国主义、专制主义或种族歧视”的文学。联邦宪法法院发现该规定违反了德国基本法确立报刊言论自由的第5款。但法院也认定该规定干涉了基本法18条和21条列明的高等法院所拥有的有关审查的裁量权，相关段落指出试图“通过自己的目标或行为威胁联邦德国生存”的政党违反宪法。联邦宪法法院把这部分条文解释为授权高等法院保护国家不受最危险的政治反对派的颠覆。这些推理回到了1930年代流亡政治学家卡尔·罗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提出的“军事民主”观念。根据这个说法，如果民主不确定言论自由的边界，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因为有些言论就是要摧毁民主机构。

　　在最初的上下文中，该原则的提出有紧迫的意义：它是一种警告，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者被允许参与议会民主，因为非常明显的迹象显示，一旦他们获得议会多数就可能马上关门并摧毁把他们推上台的机构。但在战后背景下，哈贝马斯用不同方式解读了法院的决定，认为这是在确认国家有保障言论自由的积极义务。正如斯佩克特注意到的，哈贝马斯实际上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注释中提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案例，从1962年起，他把法院的判决解释为保护“同等参与公共领域”机会的迹象。那些往往忽略这样的细节的读者应该感激斯佩克特，是他提醒我们注意到哈贝马斯理论发展的政治背景。

　　但有时候，人们很容易感到沮丧，因为斯佩克特的注意力被过快地吸引到德国政治和法律历史的事件中，没有用更持久的方式抓住哈贝马斯学术生涯中一直关注的哲学议题。对于一本在广告中宣称是思想传记的书来说，读者本来期待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加丰富和全面的内容。当然，把任何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题从哈贝马斯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孤立出来都面临很大的风险，但贯穿哈贝马斯著作始终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后形而上学伦理观”，即现代性必须放弃对形而上学规范的所有求助，按照纯粹内在论的方式确立其原则，除了理性讨论的程序外再不涉及更加实质性的内容。对此，人们可能有不同意见。

　　在哈贝马斯的哲学训练早期，他得出的结论是批判性推理将不得不抛弃从历史和社会中获得的虚幻形而上学以便理直气壮地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当然，这种观点有很多源头和派别，但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哲学动机，我们就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必须去理解哈贝马斯为什么投入这么多的精力来探索理性和民主。这个观点是哈贝马斯对从康德到法兰克福学派初期的现代哲学传统的优劣进行深入思考后得出的。

　　更进一步的灵感来自完全不同的、更加矛盾的源头：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氏的著作激发了年轻的哈贝马斯，但也让他的早年遭遇第一次巨大的幻灭。当海德格尔在1953年编辑《形而上学导论》准备出版时，哈贝马斯认识到这个老哲学家甚至不愿意解释他赞美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的臭名昭著的战前文章。海德格尔对这种言论的政治意义的明显冷漠对哈贝马斯来说是“令人崩溃的惊天发现”（斯佩克特）。不过，这并没有促使哈贝马斯整体抛弃他从海德格尔著作中学到的东西。只有在人们吸收了海德格尔的教训---形而上学已经不再可能的情况下，在形而上学崩溃后开发理性类别的努力似乎才具有必要性。哈贝马斯在1981年成熟时期在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的所谓“交往理性”模式看起来是一个尝试，在抗拒海德格尔的非理性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结论的同时，为现代民主提供一个后形而上学的理性概念。

　　这样更深刻的主题---为哈贝马斯的哲学根基提供营养的主题和论证模式----在斯佩克特的书中很少得到关注，这或许因为作者不希望详细探讨没有即刻政治意义的事。把哈贝马斯描述为对战后欧洲民主的前景保持高度敏感的哲学家当然是对的，斯佩克特揭示的内容将极大丰富我们理解哈贝马斯动机的方式，但把哈贝马斯的哲学著作当作时代的政治地震图显然存在着简单化的风险。在本书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时刻，我们突然遭遇令人回想起《安妮·霍尔》（Annie Hall）的著名情景的纠纷，在摄像机前伍迪·艾伦（Woody Allen）猛地一拉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斯佩克特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信的）解释，他把哈贝马斯1980年的一次演说中的内容称为“模式化的”政治论述，但这个哲学家在私人信函中反对斯佩克特的解读：哈贝马斯写到“不，我认为把理论观点直接对应政党的政治立场是不可能的。”

　　公正地说，斯佩克特记录了这个反对意见，但他的立场没有退缩：“在没有其他替代性解释的情况下，这样解释似乎并无不妥。”斯佩克特的解释或许可信，但他的坚持仍然令人费解。为什么非要把哈贝马斯的哲学演讲看作模式化的政治论述呢？从这种发现中能得到什么？为什么要把哲学家的思想以这样直接的方式和当今政治事件绑在一起呢？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或许难以分割，但也许有更微妙的方式来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无需把哲学著作变成通俗易懂的白话，好像就是为了解释公共人物的言行。虽然如此，本书内容丰富，令人大开眼界。斯佩克特是研究思想问题的技巧娴熟的历史学家，他敏感而准确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华，让哈贝马斯的著作具有了多样的回声。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哈贝马斯作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成长之路。

译自：Up from Zero Hour by Peter Gordon

http://www.tnr.com/book/review/zero-hour-jurgen-habermas?page=0,1

本文评论的书：
Haberma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by Mathew Spec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4 pp., $24.75

作者简介：

彼得·戈登（Peter E. Gordon）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