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这是著名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自况，如今他带着这一定义去了另一个世界，以91岁高龄离开这个他从不同纬度定义过的昨日世界——这一消息由他的女儿告知，公众的反应在冷热之间。贝尔的离去，使我们再度记忆起这位几乎已经被遗忘的昔日大家以及今时公共文化的乏善可陈。

　　丹尼尔·贝尔出生于1919年的美国曼哈顿下东区。家庭境况可谓平平，父母是来自东欧的移民，犹太工人阶级，父亲在他8个月时候就离开人世。他出生时候的姓氏还是“波罗斯基”，等到贝尔十多岁时，波罗斯基一家把这个带有强烈东欧背景的姓氏改成贝尔，类似行为在第一代东欧移民中并不鲜见，迫于生计，贝尔也曾经在犹太孤儿院呆过不少时日，如是背景也使得年轻的贝尔曾经狂热投身左翼思想与政治运动。

　　对于纽约甚至美国，这是一个群星闪耀的年代，以犀利见长的美国历史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曾经表示美国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公众至今仍在聆听丹尼尔·贝尔等人给我们阐述的理论和思想，“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

　　贝尔幸运地赶上这个年代，并且成为其中最为闪耀的新星。在完成纽约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业的同时，他开始声名鹊起，任职《财富》、《新领袖》、《公共利益》等媒体。不过，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则是他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

　　书中认为西方为代表的19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第三世界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在贝尔铺就的如斯历史大背景下，左与右的争论不再重要，甚至他最早预见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日益趋同，隐然有了全球化的基调。

　　处在冷战从对抗走向对话的暧昧转折中，《意识形态的终结》掀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思热潮，一时洛阳纸贵。凭借这本书，没有博士学位的贝尔得以步入学术体制，在1960年，他不仅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获得了在该校任教的机会，教授社会学长达十年，随后转战哈佛，直至退休，中国学者丁学良即其门生。《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时代的著作，名动一时有时局使然，现实发展也未必完全如其预言，不过贝尔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即使在1995年，这本书还是被《泰晤士报》纳入二战后最有影响的100本书。

　　在哈佛期间，贝尔发表了他最为著名的两本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尤其是前者，更是深刻影响了当今社会形态。在贝尔看来，人类历史在经过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会进入以理论知识为中轴的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时代，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同时也伴随着技术阶层崛起，典型特征如白领人数超越蓝领人数，知识与技术成为创新与决策的重要方向等。尽管贝尔的诸多预言如同美国大法官波斯纳所指出的，存在不少方向性错误，但是他思想的超越性不容否认。

　　后工业时代是丹尼尔·贝尔提出的最为重要的概念，随着这一进程在西方业已完成，贝尔的理论镶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本人也从炙手可热的先锋人物逐渐淡出公共主流视野，不可避免地成为沙滩上又一代脚印。至于美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更是面临后续无人的尴尬，难以望贝尔等人项背。

　　在遥远的中国，贝尔的理论却正当行，呈现另一派参差的转型镜像：一只脚加速进行尚未完成的现代进程，另外一只脚却急不可耐地迈入后工业时代，意识形态争论在逐渐消弭，消费主义狂潮日渐抬头，至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更是处于可疑的处境，更多“公共”更少知识……

　　中国发生的一切如此扭曲而鲜活，至于贝尔本人，在这块土地上也不得不淹没在一片众声喧哗之中。在他逝世之后，国内鲜有媒体问津，与他世界级的地位与影响力极不匹配，然而，这或许正说明了贝尔这样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者在后工业时代的逐渐式微与格格不入，随着知识生活日渐学术化，我们进入一个绝对权威不复存在、知识分工极度专业化的时代。

　　理念有时候更像一场生命与时间的博弈，丹尼尔·贝尔足够幸运，足够高寿，他不仅预言了后工业时代，也目睹了这一时代的到来，却也不得不体验自己在这个时代遭遇的寂寥。他的一生，也暗合了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引用的艾略特诗句：“在思想与行动无尽的循环，无数的发明，无数的实验，带来运动着，却不静止的知识，急于表达，却非沉默寡言的知识，用词语构成的知识，以及对词语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