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慈善”与“资本主义”组合成一个词组，当下已不再为国人所陌生。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主导的基金会慈善模式一直声名大噪，由李亚鹏夫妇、李连杰等人开创的华人明星创办慈善基金会方式也在流行。
 
    许多媒体人、社会学者和任职于这类基金会的内部人士，积极传播慈善基金会在贫困、教育、赈灾、弱势人群适应社会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总结出包括其制度设计在内的多方面优势，与许多个案中政府行动机制、市场机制的缺陷相对比，认为前者更能、更值得赢得人们的信任，有远大的前景。甚至还有一些人提出，慈善基金会模式、慈善资本主义不仅将填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而且还可能由此找到解决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出路。
 
    新近引进到中国内地出版的《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一书，全面回顾了慈善资本主义的历史，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慈善基金会模式。
 
    现代慈善与现代资本主义，在几个世纪前是同步出现的。慈善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于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新富热衷于向城市贫困居民提供帮助。到了18世纪，从事慈善活动的主要是新兴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者、最初的对冲基金投机商。进入19世纪后，慈善更成为英国等国富豪们的生活方式，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对此有过大量的描述。再后来，就有令人耳熟能详的迷离身份故事：贪得无厌并以各种违法罪恶方式攫取公众财富、破坏市场秩序的美国寡头们，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等人，同时又是当代慈善资本主义的奠基者。
 
    慈善与资本主义的一路同行，故事说起来似乎令人愉悦，问题是，如果回顾15—20世纪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史，就会发现，资本家、富人、投机商对慈善事业的慷慨解囊，根本未能缓解同期的贫困、疾病及由此造成的各种复杂社会问题，更没有如那些“大善人”所预期的那样预防和阻遏尖锐阶级矛盾的出现——慈善资本主义提供的救济等资源，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要达成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还得靠政府。20世纪初，政府开始向公民提供各种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而美国是经过1929-1933年大萧条后，以罗斯福新政扭转了政策导向。
 
    以上谈到的慈善资本主义，尚属于1.0阶段。《慈善资本主义》一书认为，由盖茨、巴菲特等商业领袖和许多大公司驱动的慈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2.0甚至3.0阶段。领先的大公司开始在商业战略中积极推动社会公益，即业界人士耳熟能详的“价值观营销”、“价值观愿景”、“（符合）伦理（的）投资”等名词。慈善基金会模式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不仅继续积极活动，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且也更加强调价值伦理——而这也成为不少慈善基金会过度参与国家政治、干预国际问题的理由。
  
    正是因为慈善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国际化、涉及的社会事务更广泛，跨国公司和基金会强调的价值伦理的可阐释外延更广，就使得与慈善沾边变成了有意洗脱原本不良社会形象的企业和个体的时尚选择。次贷危机前后，一起企业与基金在慈善上的表现，就与事实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与之同时，基金会等慈善资本主义模式，在对获取越来越多公众关注、掌控越来越多资源的同时，却基本是按照捐赠者或基金掌控者的个人意愿、而非需要帮助救济的人群及具体需求来投放资源的。这种个人偏好导致的慈善资源投放导向问题，比捐赠者或基金掌控者的避税考虑，对慈善资本主义效用乃至伦理造成的危害更大。譬如，许多企业家和投机商给已经不缺钱的母校（名牌高校）捐款，也声称是慈善公益性捐款，又如艺术品慈善，等等，均削弱了慈善资源的整体社会效益，反而造成了优质资源流向本已富足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