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阶级分析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最近三十年来，阶级分析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否定和边缘化的过程。人们往往把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从而使阶级分析方法逐渐被污名化。潘毅等人的新作《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一书把阶级分析方法带回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展示了当前中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和日常生活，展现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处理转型中国劳工问题时的分析深度和解释力度。

【关键词】转型社会　建筑业　农民工　阶级分析　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受到冷战的影响，这一原则在西方国家不断受到质疑和否定。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撒切尔、里根等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领导人上台为标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告别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时代，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全面转向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告别马克思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工人问题研究者常常被“为什么不”的问题所困扰，不得不去思考为什么马克思预言的革命没有到来的问题。①遗憾的是，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又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程是一个逐步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否定阶级斗争的过程。1978年，新的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把共和国前三十年所犯的错误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新的指导思想“发展才是硬道理”被各级政府奉为圭皋。同时，执政党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由此，现代化理论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思想，阶层分析取代阶级分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最终导致了“阶级话语的消逝”。②吊诡的是，就在中国社会的阶级话语逐渐消逝的时候，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却正在艰难地形成之中。③

　　潘毅博士一直以强大的行动力和回归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学术主张而著称。2005年，她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荣获C. Wright Mills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亚洲学者。但是，她对这本书的后现代主义分析方法和过于微观的解读视角越来越不满意，她认为把阶级问题边缘化是这本书最严重的缺点。当她回国后走进一个叫“女工关怀”的NGO时开始研究马克思，并能够自觉去对应权力和资本。2007年底，她开始调查建筑工人时发现有不少建筑工人打了一年工却拿不到一分钱的情况，从而认识到中国农民工面临的问题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问题更加残酷。④最近，她和卢晖临博士、张慧鹏硕士共同出版了新作《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⑤，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和方法向我们展示了处于世界工地中的中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和日常生活，展现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处理转型中国劳工问题时的分析深度和解释力度。

一、世界工地与建筑工人阶级的形成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上，活跃着近四千万农民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的介绍，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今后每年建筑面积将达到16亿到20亿平方米，到2020年将新增建筑面积200亿平方米，约占全球新建建筑面积的40%左右，消耗了全球大约40%的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⑥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⑦截至2009年末，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⑧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国际性大都市的兴起，成为中国进入21世纪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伴随着城市的扩张的是地产资本的兴起。自从1998年逐步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中国房地产业获得了井喷式的增长。开发商在十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神话。截止到2010年中期，万科公司的总资产已经超过1600亿元，蝉联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2009年胡润百富榜的前10位富豪中有8位涉足房地产；前100位富豪中有51位涉足房地产。⑨与此同时，建筑工人通过跳楼、爬塔吊、堵马路、跳高架桥、围堵政府等极端方式相威胁来讨薪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悲剧也不绝于耳。这折射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某种悖论：建筑业农民工工作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却又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边缘。遗憾的是，这一悖论并没有被多少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关注、描述和解释。在关于农民工研究的海量文献里，专门针对建筑工人的文章屈指可数。可以说，潘毅、卢晖临、张慧鹏的《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是国内第一部以建筑业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专著。

　　潘毅和她的合作者们借鉴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试图将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无产阶级化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除了描述建筑工人具有的一般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还需要揭示建筑工人自身的特殊性。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主要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亲自走入建筑工地去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他们力图摆脱空洞的数字和抽象的描述，去还原建筑工人生动鲜活的形象。同时，他们还采用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策略，与建筑工人一起体验讨薪、工伤维权过程中的焦虑、义愤、无奈甚至绝望的心情。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建筑工人，他们还随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们的家乡，先后在河北保定、邢台、邯郸等地建筑工人比较集中的四个村庄展开深入调查，了解华北农村真实的生活状态。

二、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

　　当今中国的新工人阶级——农民工——在国家和资本的共同作用下，从一诞生就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化”的尴尬状态。这种无产阶级化状态是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复杂糅合。

　　（一）阶级政治

　　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劳动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由农业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城市人口，并在城市中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同时也从农民转化为工人，形成新的工人阶级。⑩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被驯化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已经因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农民工的身份烙印，而这恰恰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一方面，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始终无法获得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城市政府也不提供他们在城市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让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很多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收入只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可能性。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们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11}

　　（二）身份政治

　　在潘毅和她的合作者们看来，“农民工”这一特殊的身份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12}农民工在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和劳动主体身份就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体制的过程，不管是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还是出于社会管理的考虑，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前，其劳动价值已经被既有的体制贬低。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属”的过程，这意味着其劳动价值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13}

　　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状态的极限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14}潘毅及其合作者却发现，在当今中国的建筑行业中，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极限被进一步拓展，异化状态的顶点是必须把劳动者维持在不完整的工人的状态，才能维持其作为肉体的主体；而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还不能是完整的工人。{15}

　　简而言之，潘毅及其合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当前中国农民工身份政治的奥妙：今天中国的建筑工人正处在“双重从属”和“双重异化”的状态。国家体制通过维持他们“农民工”的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价值之前，就已经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贱的社会主体地位，在进入城市的生产领域之前，就已经被打上次等公民与次等劳动者的烙印。{16}

三、分包劳动体制：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根源

　　拖欠工资是建筑业的老大难问题。一般看法认为，“黑心”的包工头是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的罪魁祸首。但潘毅等人的调查表明，包工头本身也常常成为被拖欠工程款的对象。他们发现，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是当前中国建筑行业劳动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屡禁不绝的建筑行业工资拖欠现象的根源。

　　（一）层层分包是当前中国建筑业劳动体制的基本特征

　　潘毅等人指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建筑史上，分包体制都不是唯一的组织方式。新中国六十年的建筑史上，分包体制也曾两度被废除。建筑业分包体制的重新出现，是80年代以来城市改革的伴生物。三十年来，中国建筑业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国家逐渐让出管制空间，资本为追求灵活积累而愈加肆虐的历史。分包体制的出现是在外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全部放松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弹性积累机制。{17}

　　在当前建筑业分包劳动体制中，包工头位于最基层的位置，同时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构成了层层分包劳动体制的核心。包工头与其下属的建筑工人之间存在着老乡关系，这种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的保留是建筑业分包劳动体制的一个基本特色。这种老乡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发展出一套异化劳动方式，塑造出比血汗工厂的劳动条件还要差的“血汗工地”。

　　（二）资本弹性积累与遮蔽性劳动关系

　　潘毅等人从三个方面解答了工资拖欠问题是如何发生的，揭示出分包劳动体制下资本灵活积累的秘密。这三个方面分别是：逐级垫付，资本卷入；责任下放，风险转嫁；化整为零，削减势力。{18}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不仅是一个灵活松散的管理体制，也是一个灵活机动的资本积累体系。首先，生产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融资的过程。其次，层层下放生产任务的同时，生产过程中的风险以及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也被逐级下放。最后，经过层层分包，工人被分散到一个个独立的小单位中，避免了工人与公司之间直接发生关联。最终出现的结果是，在这一层层分包的生产链条中，一旦出现任何风险，最后都会落到每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身上。

　　在分包劳动体制下，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其实是把建筑工人置入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公司与建筑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隐藏在包工头和工人之间的乡村社会关系背后。劳动关系和人际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工人经常只能看到人际关系，而无法看清楚根本性的劳动关系。分包劳动体制使建筑业农民工在生产领域的劳动关系变得模糊不清。{19}

　　简言之，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同时融合了乡村社会关系和工业化社会的资本积累形式。一方面，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农民工对乡村社会关系的庇护有一定的需求，使分包劳动体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分包劳动体制下，资本通过下放责任、卷入资本、削减抗争势力等方式对分包劳动体制加以利用，既实现了灵活积累，也将劳动关系遮蔽在人际关系之中。分包劳动体制使中国的建筑工人在事实上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其劳动关系却被一层层地遮蔽，从而陷入到劳动关系缺失的困境当中。{20}

四、阶级分析方法的回归

　　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多人的新工人阶级群体逐渐形成。是否应该从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当前的农民工问题，在中国社会学界尚存在巨大的分歧。阶层分析视角仍然在当前的转型社会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他们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不同阶层之间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他们相信通过创造更好的制度文化能够解决农民工问题。而阶级分析视角则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他们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21}

　　潘毅等人的《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为阶级分析视角的拥护者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向人们展示了阶级分析方法在理解转型中国社会农民工问题时的深刻性和解释力。对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感兴趣的读者来说，《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实证研究著作。

【注释】
①［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②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③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④潘毅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5}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建筑节能烘熟“低碳蛋糕” 外资早已捷足先登》，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ny/ news/2010/04-01/2203331.shtml，2010年8月18日访问。
⑦《中国城镇化率达45.7% 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6-15/1734091.shtml，2010年8月20日访问。
⑧《社科院：中国城镇化率46.6% 城镇化规模全球居首》，中国新闻网，http：//www.shx.chinanews.com.cn/news/2010/0730/shx_chinanews_24077.shtml，2010年8月20日访问。
{9}《2009胡润百富榜（1～100名）》，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1013/11386832097. shtml，2010年8月20日访问。
⑩同注{5}，第8页。
{11}同上，第8～10页。
{12}同上，第6页。
{13}同上，第11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15}同注{5}，第67页。
{16}同上，第11页。
{17}同上，第94～100页。
{18}同上，第106～111页。
{19}同上，第112～113页。
{20}同上，第113～114页。
{21}同上，第170～172页。

刘　剑：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