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出版社推出的丛书“人类学家评传••本土篇”里，黄淑娉（1930—）作为传主是资历最浅的一位^[1]。但她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民族学家。在中国民族学几经波折和磨难的非常发展进程中，黄淑娉的个人史告诉了我们许多精彩故事，这既是一个时代大众共同命运的缩影，也反映出一位别具个性的知识分子富有传奇色彩的职业生涯。

黄淑娉祖籍广东台山，1930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商人家庭，因为战乱的缘故，这位富家小姐才在青少年时代领略了家国之忧。1947年她北上求学进入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与民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3年，她被分配到刚组建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潘光旦、林耀华等先生的指导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6年底与林先生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底，她离开北京，调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这样两大阶段的学术特征和演进过程被她在晚年自己总结为“从异文化到本文化”^[2]。2011年7月，81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因其在民族学人类学方面做出的贡献而被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共有16人），可谓名至实归。

《评传》由导言、11章正文以及3个附录组成，全书共约18万字，并配有几十幅照片。《评传》让不少认识黄老师的人感觉新鲜的一大亮点就是她在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前的早年生活写真。该书的第一章“中西合璧向学路”和第二章“岭南才女在燕京”披露了一些极具人情味的细节，不失为一种必要的铺垫，让读者能够在掩卷时候慢慢回味“民族学家是怎样炼成的”。2003年在香港的一个名为“回忆田野工作”的讲演中，黄老师说了一段深情的话，被传记作者孙庆忠博士大段引用^[3]：

我一个人离开香港到内地，这几十年，香港的家人都不在左右。20世纪80年代末迁回广州，很高兴终于能够靠近香港一点，但家人却已经先后移民海外了。改革开放后，我会香港探亲，但父母却已经去世，我感到很悲痛。我是台山人，但是台山也没有亲人。香港是我的故乡，发愁时会想到香港的家人，梦境里出现的，就是小时候在香港居住的地方。

这番话恐怕也只有在“此情此景”中才会道出。被传记作者置于一本220多页书的第23页，从写作手法上看只是“倒叙”而已，不过真像是一段谶言或禅偈：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与世界的风云际会在这样一个个人及其家庭的驿动人生中得以徐徐展开。

我把这段话读了好几遍，搜索记忆里与黄老师相处的日子她可能会发愁的场合，揣度她那时会不会做梦梦见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我是1982年从云南考上中央民族学院跟黄老师读研究生的^[4]，后来在广州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期间（1986—89），黄老师又接替先师梁钊韬具体负责我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5]。黄老师言谈与为学一样地严谨，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贯穿了她的一生。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后期的广州（中山大学）以及21世纪初的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学术氛围和生活气息大不一样。我读了这部传记，对老师的经历和作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实在是开卷有益。读后总觉得应该记下点滴随感以示纪念，却久久不能成文；尽管不“成文”，可题目倒是寻得了：从香港小姐到中大博导。 也就是说，这可以看作一部成长故事，中心思想是“历尽八十一难，终成正果”。

王铭铭在其近作《人生史与人类学》（三联书店，2010年）中推崇“人生史”这个概念。在书的开头他提出“人生史”研究有一个明了的前提，即被选择的个别人物的整体一生。他以为，要做好人生史的研究，最好是选择一位重要却并非是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围绕这个人物，穷尽相关文献，进行相关口述史或口承传统研究，将零碎的信息当作“补丁”，恢复该人物一生经历的所有事，一生所想象的物，制作某一“history of a life”。现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史研究中已不乏对于人物的关注，而且在方法上也是文献和口述并重^[6]。譬如，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 Guldin）撰写的中国人类学史（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就是以梁钊韬先生为“穿线人物”展开叙事。

不过，写好学术评传性的著作并不容易，传主多半都是大师，能够熟悉传主日常生活的人未必能够通读其作品、认识其学术思想；但依照中国传统伦理，门人弟子往往又有“为尊者讳”的藩篱，难以做到超然。就民族出版社目前推出的这套“品读人类学家丛书”而言，基本能够顾及“可读性”，但在学术性方面，包括必要的批评性，似还有待强化。孙庆忠作为黄老师晚年的弟子，在撰写“评传”过程中下了一番功夫，除了仔细阅读老师的作品外还对老师做了较长时间的访谈^[7]，收集了有关的照片，并且采访了黄老师以前的同事和学生；在章节安排上，他既顾及时间顺序，又考虑到划分不同的主题。所有这些，都使这本评传显得生动有趣，全方位真实地反映了黄老师的多彩人生。

虽说瑕不掩瑜，但要从“借传修史”的角度来看，眼下这部评传又存在一些不足。

（1）少了些横向比较的描写。黄老师不止一次谈到自己的“侥幸”或者“有幸”，反正是偶然性吧。但传记作者应该设法补充相应的背景铺垫，使读者了解到大历史之下的小历史。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大事在内地是普遍经历的，但具体到各地各单位、个人的头上，又会各有不同面相。黄淑娉在“反右”刚开始即染上肺结核，离京到广州休养直至1959年9月才恢复工作。我读后的第一反应是“病得及时、逃过一劫”。然而，空白也有它需待诠释的意义。从新中国民族学发展史看，评传若（至少）与她同年龄段的民族学从业者的成长相比，也许是能够揭示出某些个人治学特点来的。比如她就没有像某些民族学家那样有一个长达数年的田野点（或对某一个少数民族的多点的长期实地经验）。

（2）存在留白缺笔。我与作者私人交流后，感到他对某些情节并非无知，而是知难而退宁可缺笔，而不愿费心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比如，第七章“发展中山大学人类学的构想”就有这样的不足。此章较多援引了作者采访传主的谈话。书中称“黄先生1987年调入中山大学，是继梁先生之后肩负起发展人类学这一使命的重要人物”（第105页），此话固然不错^[8]。可是联系到该章后文黄老师谈话里提及的1998年末学校新领导对人类学系提出“三挽救”政策，人类学系得到新生……2000年3月学校任命周大鸣为系主任，……中大人类学系稳定下来了，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第116-118页）。读者看了会觉得迷茫。黄淑娉1990-95年任人类学系主任，怎么1998年这系就要被实施挽救政策呢？作者显然是因为要回避矛盾而对此历史过程缺乏必要的交代。实际上，中大的人类学博士点由于梁先生的去世而没有了博士生导师，自我1986年入学之后就一直没有招生。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大约八、九年^[9]。

这里自有错综复杂的纠葛，但作者闪烁其词，写得不免晦涩。在第十章里，我们可以寻觅到一些相关的话语，被作为“旗手”的黄老师话中有话地自我表达不堪重负的心态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这个旗子我举不起来，但也要举，看到人类学系今天的变化，过去所有的艰辛和委屈都算不了什么！”（第193页）。

我在这本传记里读到更多的是一个前辈民族学家特殊的成长过程^[10]。至于评传对传主学术成就的总结，似乎早在之前已经基本知晓了。作为学者的“人生史”，不仅要展示传主的愿景和努力，更应揭示其做大博弈的小场景。这种缺陷在写民国传主的作品中少见，但在写当代传主的作品里却比比皆是。这是现代传主的处境更为不堪，还是我们对传主不够远离呢？^[11]

参考文献：

[1] 参见孙庆忠：《黄淑娉评传》，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附录一，黄淑娉先生大事年表”。

[2] 黄淑娉：《从异文化到本文化——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回忆》，载周大鸣、何国强主编：《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

[3] 黄淑娉：《回忆田野工作》，原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33期），转引自孙庆忠：《黄淑娉评传》，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4] 2002年，为庆贺黄淑娉教授从教50周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单位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了隆重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我曾为此会提交一文，讲述了对老师的一些印象，此文的大部分内容也被《评传》作者加以引用。参阅胡鸿保：《学步忆实》，载周大鸣、何国强主编：《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

[5] 当时黄老师尚未取得博导资格，由中山大学聘任林耀华先生为兼职教授、人类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我。同时被聘来指导梁先生门下没有毕业的另2名博士生的还有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周明镇先生和中央民族学院的陈永龄先生。

[6] 参阅张丽梅、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学科史研究概述》，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 参见黄淑娉、孙庆忠：《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黄淑娉教授访谈录》，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8] 我注意到黄老师在接受访谈时明确地纠正了孙庆忠的提法，说是自己要求调回广州的，而非承担某种使命前往中大人类学系。参见上引黄淑娉、孙庆忠：《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黄淑娉教授访谈录》。

[9] 我是最后一个进入梁先生门下的博士生，之后从中大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就是黄老师指导的第一名博士周大鸣。

[10] 借用黄老师在对自己与前后辈学者进行比较时说的话就是：“我们这一辈人的研究是在特定时局中拱出来的”。（第197页）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11] 本文写作得到张海洋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