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萌芽开始，新一轮启蒙运动就成为了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条重要脉络。
自我瓦解还是被抛弃
追根溯源，启蒙运动(Siècledes Lum ières)其实是一个来自于法国的概念，英语借用类似的词根对应创造出theEnlightenm ent。18世纪初爆发在法国的那场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按照传统的历史教科书叙述方式，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启蒙运动的结果是人类思想的大爆炸和大分化，从这个意义上启蒙运动本身与生俱来就具有某种不稳定，存在自我瓦解的高度风险，问题可能只是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还是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跨学科是常有的事，但随着学术专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发展，这种跨学科变得越来越困难。或许在18世纪的欧陆可以，但到了20世纪已不太现实。许纪霖先生注意到了知识界中学人的分化，上世纪90年代初既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检讨新启蒙运动的“趋新骛奇、泛言空谈”，将之归咎于学风的“浮躁”和“空疏”。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这其实造成了公共知识分子队伍的萎缩，而专业知识分子则出现了膨胀。从好的方面说，至少学术基础多少得到了夯实；从坏的方面说，启蒙运动的直接参与者骤减了。当其中许多学人打算重新做回公共知识分子时，却突然发现当下的社会氛围已经迥异于前，惊呼启蒙运动式微便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地，许纪霖先生认为，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存在着一种内部紧张。
众所周知，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到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老一辈知识分子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社会，作为构筑现代性的必要一部分，存在着再造知识分子阶层的任务。但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有意思的是，这是典型的毛泽东式的政治语言)。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上世纪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上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而会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21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上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许纪霖先生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启蒙与反启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一种活动，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诸多对于启蒙主义具有威胁的社会思潮。尽管许纪霖先生强调，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在考证各种反启蒙主义社会思潮的渊源时，他采用了思想史比较主流的研究方法，引经据典地将之挂接到各种西方理论学说上。这些思潮很难说都来自知识分子内部，但许纪霖先生好像对这些思潮的本土性和草根性不大在意。在笔者看来，启蒙运动之所以陷入困境关键恰恰在于自己丢失了听众，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知识分子阶层内部的自说自话，而在争夺听众的过程中反启蒙主义却开始赢得更多的听众。
仇富与反智
许纪霖先生提到了物质主义对启蒙主义的冲击，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这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创造财富和拥有财富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手段被引入到中国社会中来，进而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又集结成所谓的先富阶层。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中，各种形式的先富阶层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与冲突，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形态的重要逻辑线索。在笔者看来，如果物质与思想这组对称概念成立的话，那么既然有首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同样也有首先聪明起来的一部分人，简单地说有先富者就有先智者。
从某种角度来说，启蒙运动都具有类似的形式，在启蒙运动的早期其社会参与度通常是不高的，往往发端是先智阶层内部的一种骚动，然后其冲击波才向外传递。要能点亮启蒙的火焰，需要思维能力的落差，需要知识储备的梯度。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必然会催生一个财富精英群体，而启蒙运动必然会伴随着一个思想精英群体，一个先智阶层。启蒙运动之所以是启蒙运动，而不是启蒙活动，因为它表现为一种社会层次的群体性活动。先智阶层之所以会推动启蒙运动，是因为他们将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自觉地看做是一种使命，而这种使命感也是精英意识的启蒙运动遇到困境的体现。问题在于，被启蒙者从启蒙者那里获得思维方式，却并不能自动获得精英身份，难以从被启蒙者转化为启蒙者，因此先智者阶层具有更大的封闭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启蒙者很容易丧失参与感，反而滋长挫折感，特别是在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思维方式无法转为行为方式的时候。精英性的强化和草根性的弱化是新启蒙运动的一大原因。
中国社会当下隐含着两条并行的暗流，一股是仇富情绪，一股是反智心理。这两股暗流都扎根在中国文化的传统意识中，很大程度是同根同源的。吊诡的是，绝大多数时候仇富不会拒富，所谓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相反还有很强的均富倾向，极少有人以甘做苦行僧的方式来仇富。他们蔑视乃至仇视的绝不是财富本身，而是拥有财富的个人和群体，顶多再加上获取财富的方式。反智主义则向思想精英群体开火，在中国人们的传统意识中，习惯将知识分子划入社会“精英”范畴，因此反智主义者常常怀疑和鄙视知识分子。俗话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当先智者遇到反智者有理同样说不清。张天潘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式反智的反思》，抨击当下颇为典型的暴民心态：“理智与客观被各种偏见掩盖，主观的情感性冲动(体现为嘲讽、谩骂与攻击)却往往能得到喝彩与附和……这样的社会情绪与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精英对大众的背离乃至背叛———文化精英权奴化与商业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化，商业精英权贵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破裂。信任关系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建，而缺乏信任，病态反智就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难以塑造出人格健全的个体，还瓦解和破坏了精英治理的平衡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就是：神倒下了，人却没有站起来，诸神纷争，乱象丛生。而这种纷争越久，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国家就越远。”张天潘其实说的也是新启蒙运动在当下的困境，由于反智主义的存在和泛滥，启蒙主义者需要在荆棘中艰难跋涉，一不小心腿脚还要被割得鲜血直流。
先智者不仅受到反智者的冲击，也受到先富者潜移默化的影响。18世纪欧陆和英伦的启蒙运动，面向的主要是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他们接受启蒙主要是通过消费这种形式，例如接受教育、购买书籍、参加社交等等，讲得更俗一点就是贩售和购买。相对而言，宗教倒还是一种廉价甚至免费的获得启迪的方式，因此对于底层民众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它的核心是启示而不是启蒙。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呢？那是十年“文革”浩劫造成的严重文化断层，青年一代在严重的文化饥渴之下，对西方思潮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瞬间激发起一个短促但亢奋的传媒繁荣(主要是图书出版业)。启蒙主义在当时不但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消费形式，洛阳纸贵毕竟是一种经济杠杆作用下的市场现象。但随着文化消费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公众文化消费热情的迁移，启蒙运动及其衍生品便很难继续保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启蒙主义能够提供的思想极大丰富，但却仍然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就当下而论，在如何让消费者掏钱方面，反启蒙思潮并不见得就更差，甚至还要强出好多。
另一方面，先富者通过将自己率先变成经济动物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先智者群体也产生了侵蚀和分化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新启蒙运动热心的赞助者。先智者们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利益的俘获。
再启蒙还是进步主义
其实，无论是《启蒙如何起死回生》还是《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都没有真正正面回答启蒙如何才能重新走上正轨。命题固然被提出来了，但终究仍然是无解。若说死实在心有不甘，若要活好像办法也不多，多少有些死马当活马医的无奈。诸如从伦理自由主义中汲取思想资源之类，对于启蒙主义者群体可能多少有些吸引力，但对于启蒙主义真正需要启迪的对象显然是难以消化的一餐。更为糟糕的是，启蒙运动在过去十几、二十年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其实是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无法分割开来的。但知识界至今仍然在乐此不疲地大量使用舶来的概念和理论，引经据典地认为社会中弥漫的那些反启蒙倾向亦不过是某种国外理论的投射。在笔者看来，知识界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的洗礼之后，本身恐怕也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停滞状态，只是一味地批评甚至抱怨批评启蒙运动内部分化，启蒙运动失去听众，启蒙运动濒临夭折。要持续不断地刷新自己的思想高度，除了依靠多年前业已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启蒙运动还需要新鲜的血液。然而代际交替并没有发生，多年以来新面孔不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如此执着地追求一场启蒙运动，这是一种对社会转型过于理想的构思。其中蕴含着两个病灶，一个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态，寄希望通过一场参与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来涤荡一切，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达成普世价值的认同；另一个是自我陶醉的怀旧心理，要么仰慕着法国启蒙运动的光辉，要么追忆多年前的维新旧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真的再需要一场启蒙运动，来完成20年前未竟的事业，来纠正20年中走偏的道路？这个问题或许也需要拿出来辩一辩。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启蒙运动恐怕真的是死了。
当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被知识界那部分先聪明起来的人改名为新启蒙运动之后，或许就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在了此类运动的宿命道路上，启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独立之前，美国就领受过欧陆启蒙运动的恩惠，人们甚至把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称为孪生革命。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仍然还需要经历一个进步主义时期(Progessive Era)来真正走向现代化。如果真需要再掀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我宁愿将之叫做进步主义运动，因为那些以各种名义来拒绝被启蒙的人，总不能拒绝进步吧。 ●周小康(研究员，上海)
细读
谁是启蒙的头号敌人
在《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中，许纪霖先生还试图回答谁是启蒙的头号敌人。他所主张的启蒙主义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自由主义式的启蒙运动形成挑战的思潮众多，有历史主义、虚无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新左派等。关于启蒙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启蒙如何起死回生》有更为明确的表述。许纪霖先生不无挫折感地指出，自由主义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至少有三个：第一，面对国家主义掀起的“中国崛起”的狂飙，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国家理论吗？第二，面对中外古典主义提出的价值失落和生活意义问题，自由主义有自己的伦理学说吗？第三，面对多元现代性否定普世价值、主张文化相对主义，自由主义有自己的文化哲学吗？
无论是《启蒙如何起死回生》还是《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许纪霖先生都将头号敌人锁定在了国家主义上，只不过在后一本书里表达得更为直接。他不仅将《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作为国家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还直接以上世纪80年代诗人摩罗从虚无主义向国家主义的思想转型作为解剖标本。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动许纪霖先生的研究，支持出版《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一书的博源基金会在今年年初专门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会，讨论的主题被聚焦到了国家主义上。显然与2007年时的大讨论不同，误入歧途的国家主义已经非常明确地被看做是一种潜在的反启蒙力量，这也是许纪霖先生本人的基本学术观点。然而在会上，除了这种保持高度警惕的防御性逻辑，还出现了主张积极行动的进攻性逻辑，以曹远征代表的观点关注如何铲除滋生国家主义的土壤，国家主义被置于大恶位置而遭到批判。
启蒙运动与国家主义的冲突由来已久。文艺复兴也是一次人为精神解放层面的启蒙运动，但在其背景声中却传出了马基雅维利主义。法国大革命从启蒙运动中汲取了能量，但当周边君主国的干涉纷至沓来时，雅各宾派却掀起了革命的恐怖。几年以后，拿破仑干脆用刺刀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所有争吵，打着自由、民主、博爱的旗号走向了军国主义。在当代中国，一方面是国家主义来势凶猛，另一方面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启蒙者却又不情愿承认其具有扎实的理论准备，顶多又是贩卖已经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一些货色。但事实上，国家主义囊括了许纪霖先生所说的自由主义的三个软肋：第一，它从现实主义政治学说中获得依据，异常强调经济动因和实力逻辑，将国家看做最终诉求和利益载体，其实是一种更容易为普罗大众消化吸收的国家理论；第二，它从西方保守主义中获得依据，异常强调社会秩序和纪律，为调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立法”，进而摇身一变又成了一种伦理学说；第三，不仅拒绝普世价值，强调国情特殊性，指责来自西方的任何文化渗透和价值灌输，结果又提供了一种防御性的文化哲学。
在笔者看来，启蒙主义所要对抗的绝不是什么西学经典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大杂烩。如果按照秋风先生的划分，经济自由主义、历史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三大流派不要说独立对抗国家主义，各自都已经陷入了短期内暂难扭转的颓势，它们所担忧的却又不仅仅是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