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学专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重要著作，该书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也是他“中国研究三部曲”（另外两部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进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叫魂》一书看似一部类似纪实作品，实则描述的是在康乾盛世的1768年，肇始于浙江德清县、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一种妖术——“叫魂”(soul stealers )，孔飞力将其比喻为盘亘在华夏大地上的一个幽灵，是一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孔氏对这种发生在盛世时代的妖术大恐慌十分好奇，他在该书的开头就表示了这样的好奇：“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又有着什么意义”？正如孔氏所疑惑的，既是“康乾盛世”，何以妖术横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反思1768年发生的妖术大恐慌，对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又有何借鉴意义？遵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路径，本文将首先
一、关于作者与《叫魂》
孔飞力(Philip A. 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54年获得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学士学位，1959年获得乔治敦大学硕士学位，196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中国学研究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63年至1978年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78年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荣休的费正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1990年以后成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历史学Francis Lee Higginson教授。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美国艺术人文学院院士。
20世纪80年代，孔飞力教授来北京从事清史研究工作。他最初打算研究清政府内部通讯体系研究，即清政府内部体系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在研究过程中，他以有名的“剪辫案”为例，搜集了大量的叫魂文献，但他发现这些案件所揭示的历史意义远远不止清政府通讯体系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这么简单，叫魂背后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中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些历史问题主要包括：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收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构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叫魂》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此时的西方中国学研究范式正在经历革命性的变革，而
二、“在中国发现历史”——西方中国学研究范式的变迁过程
西方中国学研究的重镇——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的创始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开创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d model)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他认为中国社会内部如一潭死水，无法依靠自身内部力量改变这种状态，因此，只有十九世纪中叶经过西方冲击（以两次鸦片战争为典型）后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第一种西方中心模式的主要代表，即“冲击——回应”。这种模式过分夸大了西方冲击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忽视了中国内部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因此，受到史学界的病诟。
第二种西方中心观是“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该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因此近代中国史也将按此模式发展，从一潭死水的传统社会逐渐演变为西方的现代社会，而这种演变的动力中国社会自身内部无法提供，因此，需要外力来推动，然后才能按照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发展到现代社会。
第三种西方中心观是“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该模式也认为帝国主义入侵是中国社会近代史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解体，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罪魁祸首。
美国著名中国学者科恩(Jerome A. Cohen)认为，上述三种模式都未能摆脱历史研究的“西方中心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在中国社会内部无法产生现代化变迁的动力，而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种动力，因此，该模式视角下的分析范式都认为，19、20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迁都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实现这些变化。科恩认为，这种“西方中心模式”对中国研究产生阻碍，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化动力的可能以及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迁的过程，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入到了一个狭窄的死胡同。
三、“中国中心观”的特征及孔飞力的第一次实践
针对“西方中心模式”的各种弊端和分析误区，科恩提倡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即中国中心取向。他在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具体分析了这种“中国中心观”的特征：
1. 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2. 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3. 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
4. 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孔飞力作为这种中国中心观的倡导者和早期实践者，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就表现了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模式”的倾向。从其副标题中可以看出，该书将视角转向了中国本土社会，寻找促成中国国家与社会内部变化的历史动因，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变迁为关注焦点，将政治军事史同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对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士权力扩大而引起的基层社会的一系列嬗变过程，都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创新性地探讨。最终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华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催生出来。显然，作为美国史学界较早提倡“中国中心观”的学者之一，孔飞力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必须摆脱美国史学界固有的“思想上的帝国主义”视角和“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分心范式，着眼点必须转向中国内部，注意力一必须放在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尤其是基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嬗变过程。正如科恩所言，孔飞力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对先前美国史学界中固有的“思想上的帝国主义”沉重打击。
四、《叫魂》：孔飞力的第二次实践
《叫魂》的叙事逻辑主要以整个“叫魂”案件发展过程为主线，大致叙述过程如下：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主要描述了叫魂的发源地和发源过程，以及帝国体制下官僚机制对叫魂这一妖术的处理过程。
第二章， 盛世。深描了弘历皇帝在位时的社会盛世状况，孔飞力认为这是一个“镀金时代”，同时详细分析了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孔飞力主要描述了弘历皇帝在位时对谋反罪的认定和由汉化带来的社会腐败问题。
第四章， 罪的界定。主要分析了源于南方的罪恶、发生在山东的案例、《大清律例》中关于妖术的条款以及对“叫魂”如何处置。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这章主要分析了以“叫魂”为代表的妖术由来过程。孔飞力主要分析了躯体和灵魂的分离、妖术的预防法以及对僧道的怀疑等内容。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这种主要分析了弘历皇帝体制下的各省官僚体系以及各省应对“叫魂”的处置办法和接踵而来的危机。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这章主要描述了妖术西行、运河上的妖术、围捕嫌疑犯等内容。
第八章， 终结。这章作者主要分析了整个妖术大恐慌的消失。
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作者对整个叫魂事件引发的全国范围的大恐慌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他独特的分析视角——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在对韦伯传统权力观理论提出了批判，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两个概念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皇帝、知识基层和社会底层）对“叫魂”和各种妖术的不同态度。
五、小结
孔飞力的思想形成主要集中于美国在世界逐渐崛起而达到历史顶点的时候，但随着越南战争、科威特战争等一系列国际性问题的逐渐高涨，美国模式也渐渐显示出其弊端，其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的主流模式也受到多方病诟，美国模式捉襟见肘。因此，美国中国史研究也收到了各种挑战，尤其是受到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历史学中“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中国史研究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作为费正清的高徒，孔飞力在批判其导师提出的“冲击—回应”分析范式后，创造性地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视角转向了中国内部，这种内部转向不仅给美国史学界带来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同时也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带出了“西方中心观”和“帝国主义模式”所导致的历史死胡同。
参考文献：
1. 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等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
2. 科恩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 译[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