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是青年学者廉思及其团队继《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之后另一反映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调查报告，该书自二零一二年九月问世以来备受关注，许多著名专家学者联名推荐，力荐该书是“读懂中国社会的重要环节”。知识改变命运，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些掌握丰富知识的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能否通过知识获得力量，通过知识改变自身的命运呢？他们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怎样的生存状态呢？同为高校青年教师的廉思及其团队用第一手数据和生动详实一个个“工蜂”为我们解答了上述问题；同时，通过这些“工蜂”背后的故事以及调查所得的数据，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大学青年教师，不得不反思中国的教育体制和高校管理体制，直至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本文尝试从宏观的转型大背景、中观层面学术共同体制度和微观个体三个角度考察“工蜂”背后的三重悖论。

一、“知识改变命运”：社会转型下的“工蜂”

工蜂是蜂群中生命最短、承担劳动最多的蜂种，他没有蜂王和雄蜂的特殊待遇及显赫地位，但却能够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蜂群的生存做贡献，它们内心坚韧而强大，恰似青年教师将自己的全部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未来。因此，奉献精神和集体性共存是工蜂与高校青年教师的相似之处。那么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知识改变命运”的读书人箴言能否实现呢？我们首先需要审视工蜂的生存状况：

首先，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高校教师的收入呈现出“尖峰薄尾”的拟正态分布。其中，年工资收入在4万到5万之间的比例占到了整个受访者的36.4%，而工资收入在5万到6万之间的则占了22.2%，可见，年收入在4万到6万是高校青年教师收入的众数。而他们的调查进一步发现，收入与所在城市、教学职位及职称级别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收入单性不高，工资缺乏激励作用。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收入中，金融业最高（80772元），其次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66598元），相比较而言，高校青年教师的工资收入明显偏低。随着物价高企不下，放假节节攀升，高校教师的生存压力陡增，在缺乏激励性的工资收入，这些工蜂如何维持自我生存已成为制约中国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瓶颈，也是中国高校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其次，职业保障。福利保障和工资收入一样，是关系到青年教师切身利益的，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因素。在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利保障中的住房保障，即公积金的比例高达82.9%，其次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而工伤保险则较低，这是由高校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的，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人生伤害的概率很小，但仍有8.2%的受访者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保险或福利项目，也并不是所有的青年教师都享受到“五险一金”的保障体系的，即使是享受到了，缴费比例也很低，如此低的职业保障状况与印象中的高校事业单位保障有很大的差距，青年教师需要提高自身享受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意识，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同时，政策制定者们更需要关心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保障问题，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和职业福利，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工作积极性，解决他们教书育人的后顾之忧，更有利于他们积极投身于科研工作，提高自身科研水平，为中国高校实现科研转型提供扎实的人才基础。

最后，职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68.8%的受访教师对目前所从事的职业不满意，而仅有31.2%的受访者感到满意。而在不满意的受访者当中，竟然有高达22.2%的理想职业是公务员，显然，经济收入和社会保制度已成为影响高校青年教师自我认同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不得不引起改革者的高度重视。试想，如果一个教师自己都不认同教师这个职业，不热爱教学这份工作，如何全身心投入到人才培养中去？而人才又是本世纪中国社会腾飞的关键因素，所以，高校青年教师担负的责任不仅仅是教书育人，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高校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

通过上述几个维度的分析，工蜂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他们没有职业的归属感和满足感，更谈不上职业的骄傲感，最令他们担忧的是教师这份职业收入的偏低与生活压力的高企不下相矛盾，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进行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工蜂首先需要解决问题之一就是收入和职业的平衡。

二、“夹缝中求生存”：学术共同体下的“工蜂”

除了教学工作以外，科研也是高校青年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不仅直接关系到青年教师职称评定的资本，也关系到整个高校改革的大趋势，而科研活动又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域(field)中进行的——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而该场域的互动规则与运作逻辑直接决定了高校青年教师处于劣势地位。廉思及其团队的调查报告针对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也做了十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首先，科研成果及其发表情况。科研成果及其发表是高校教师的生命，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职位升迁和经济收入。同时，现在几乎所有的高校都要求教师在SCI和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或者出版个人专著、申请纵向课题，因为这些都是教师学术能力的直接体现，也是学术考核和职称竞争的硬指标。但现实情况正如调查报告所显示的，青年教师发表国际科研论文的数量凤毛麟角，近三年来，高达92.5%的青年教师没有在SCI上发表过论文，仅有6.8%的受访者发表过1至3篇论文不等，而发表过4篇及4篇以上的教师则更少，仅占0.7%；同样，SSCI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有高达91.9%的青年教师从未在SSCI上发表过文章。调查报告显示，其它种类的期刊发表状况都不容乐观，总体呈现出“三少”状况，即整体少、核心少、国外少。同样，个人专著和纵向课题情况也大体相同。这些情况深刻反映出，高校青年教师在中国高校现存的学术共同体制度中处于全面的劣势，在这一特殊的场域中无法与教授、博导等雄蜂级人物竞争资源。调查还显示，这些工蜂的眼中，除了论文的质量外，影响论文发表的重要因素还包括人际关系、职称、发表费用、学校名气等等非学术性因素。这种现象背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高校青年教师的悲哀，更是中国学术共同体制度的悲哀，在一个充满人际关系和论资排辈的制度运作体制中，青年教师不仅没有资格去竞争本属于他们的学术资源，久而久之将会失去科研的斗志和意识，这是很可怕的。

其次，科研项目主持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在项目主持方面，72%的受访者认为，人际关系是决定项目是否能够成功申请到的中要因素，而非项目本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同时，职称排第二位，即职称在项目成功申请过程中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一；最后，所在学校的名声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即在同等情况下，名校的高校教师成功申请项目的概率明显高于一般高校的教师。正如廉思及其团队的调查报告所显示的，高达70.2%的青年教师没有以第一主持人的身份主持过任何省级项目；而这一比例在国家级项目上则高达80.6%。同样，青年教师的科研经费也不容乐观，尤其是在关系导向明显的中国式学术共同体内，他们的项目经费大多在1万元至5万元不等，只有7.2%的受访者科研经费超过10万元。因此，中国学术共同体内的工蜂生存压力和生存现状都不容乐观，也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勉强维持现状罢了。

最后，对科研管理制度及科研环境的评价。对科研管理制度，调查报告呈现出因人而异的总体分布情况，有的教师认为管理较劲，不利于工作的开展，而有的教师则认为管理较松散，也不利于有限的资源合理利用，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滥用。而对科研经费是否具有激励作用进行调查时，部分教师表明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也有一部分教师认为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他们建议国家管理部门针对青年教师的特殊情况，积极增加子项目的配套资金，或者特别设立青年项目基金，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可以发芽的种子。高校制度改革的重点与其说是要不要废除各种行政制度和党委领导，不如说起重点应该如何分配好有限的资源，积极调动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科研潜力，让他们在自我实现的同时，服务整个社会的未来。

三、“理念人”：高校青年教师自我认同的困境

“蜂后梦”是每一个工蜂都希望蜂王浆的滋养成为蜂后，能够得到蜂群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待遇。这也正是高校青年教师的现实写照：他们多么渴望能够得到足够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作为一个高学历和高知识储备量的特殊阶层，他们能否顺利实现人生价值不仅关于到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软实力能否全面提升。因此，廉思及其团队重点考虑了青年教师的自我认同及人生价值问题。他们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调查和分析：

首先，社会责任心。调查报告从青年教师日常最关心的社会事件的调查中得出以下结论：青年教师群体对社会性事件的关注度远远高于政治性事件，其中社会性事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房价走势和房地产动态，其次是拆迁问题和学术打假事件。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受访者中有60.7%的选择了社会公正问题，同时52.3%的选择了司法公正问题，表明该群体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司法公正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这一结果也比较符合青年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关注国计民生和民主法治。同时，调查显示，他们对“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以及高校扩招等问题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这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在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的，不会人云亦云，也不允许任何外在思想强加于自己，他们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和创造者，应该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范”(anomie)进行独立的分析，并将这种分析能力传授给他们的学生，唯有如此才能让一个民族的软实力得到全面提升。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更自由、更宽松、更开放和更包容的社会大环境和学术氛围，这也预示着中国高校学术氛围必将回到一百多年前蔡元培提倡的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其次，公共性与批判精神。美国社会学刘易斯﹒科塞在其著作《理念人》中认为，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门人，也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他们具有一种批判精神，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常常以公共精神去加以批判和审视。显然，高校青年教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灵魂的捍卫者和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因此，他们的公共性与批判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廉思及其团队的调查报告中看到，他门将高校青年教师的公共性操作化为以下三个方面：1.向社会发声。调查显示，青年教师主要通过媒体和网络向社会传播自己思想；其中65.3%的受访教师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仅有3%的受访者坚决拒绝和反对媒体的采访；同时，他们主要通过微博和社交网站等网络媒体形式向社会发声，其中90.3%的受访教师拥有自己的微博，而且更新率较高，每周更新两次以下的占60.4%，而每周更新3至6次的占22.6%，可见网络已成为高校青年教师向社会发声的主要形式之一。但进一步研究发现，他们使用网络媒体的动机主要是抒发个人情绪和情感，而关注或寻找有价值的社会问题则占的比例很小，表现出很浓的“看客心理”。因此，调查组认为，高网络使用率并不意味着公共性很强，高校青年教师在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价值方面并非做得很好，公共性有待提高。2.为公众思考。这方面是公共性的另一个体现，也是前一个操作指标的实践形式，调查表明，高校青年教师为公众思考的意识在弱化，仅有23.4%的受访者认为获得社会的认可是他们评判自己或同行的首要标准。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布在其《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认为，当下的知识分子正逐渐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过去很多面对公众的知识分子都进入了大学，成了专业化的学者，也很少站在公众的立场，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更多的是站在学术的立场思考问题。尤其在中国现存的学术体制和学术氛围下，高校青年教师严重缺乏公共精神，也许他们自诩为“知识民工”是对自己矛盾心理的一种真实写照，将知识作为一种谋求经济收入和社会声誉的手段和工具，而早已忘记知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3.政治参与意愿。中国传统文化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而如今高校青年教师早已淡化了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因为迫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现状，很多青年教师只是空有一腔热情，也无法实现“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传统。有高达84.2%的受访教师认为目前教师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声音，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有很高比例的网络使用者来向社会发声，因为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

最后，认同困境。理念人不仅要求知识分子具有公民意识，更要有很强的公共意识和批判精神，而从调查报告可以看出，高校青年教师的公共性和批判精神十分欠缺，甚至不如从前，他们并不是不愿意扮演好理念守护者的角色，也不是不想当“阐释者”，更不是不在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很多时候是迫于现实的生活环境和工作体制，因此，编者廉思及其团队认为，高校青年教师的理念人精神正在消失，他们作为一群高学历知识分子自身正在经历着人生最大的彷徨，正在从公共的精神贵族向后现代颇具专业性的知识工人转变。

四、“我的未来不是梦”：“工蜂”与中国的未来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张雨生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唱出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声，“蜂后梦”也是所有工蜂的未来之梦，作为一群职业特殊、使命高尚、思想独立的高智群体，正在承受着社会改革“阵痛”的代价，承受着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关注“工蜂”的现状，不仅仅是反思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更是谋划中国的未来。工蜂的生存和发展不容忽视，中国学术激励制度和创新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廉思 主编 《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 编著 《中国政府改革线路图》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