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下午，作为责任编辑，我正在通读陆学艺即将付印的新书《“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清样，同事打来电话：“你知道吗，陆学艺先生去世了！”我愕然，接着再看清样，我发现手在抖，还是匆匆浏览了一遍。

“绝唱”，我心中一直响着这个词。自2008年我开始向陆学艺约稿，可直到去年6月，他的助手才把书稿发来，今年春节前又陆续增加了几篇文稿。陆学艺太忙了，我只能在电话中请教相关问题或交流某些问题的修改意见。在通话中，他思维敏锐，但凡涉及编辑问题，他就说：“那是你的事。”然而，一旦涉及数据或评价方式，他则非常严格，先前他同意按编辑的方式修改，但在查阅了材料后，哪怕夜已深，也会立即打电话来纠正或说明。我也“残忍”地催他为这本书写序言，直到3月29日下午近5点钟，他让助手发来了文集序言的定稿。之后他又电话告诉我，把“序言”改为“前言”。

过去，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这类“三农”书均被归到“农业经济”类。但2010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已新增了“农村社会学”的类别。请他选择时，他说，一定要选择“农村社会学”！他对“三农”和社会学的感情可见一斑。他审读了校样，对封面设计提出了修改意见，甚至还审看了图书腰封和封底文字。应当说，这本书的重要出版元素，陆学艺生前都看到了。但让人痛惜的是，他没能看到这本书面世。

陆学艺对书的珍爱让我感触良多。2011年12月23日下午，我到中国社科院他的办公室拜访。因为要面晤日本社会学同行，他在自己办公室里翻找拟送给日本客人的书。突然间，他猛地踩着带有滑轮的电脑椅就上了书桌，从书柜顶上拽出一包书来，然后飞快地下来，把一只瓷杯碰到了地上。以他78岁的年龄，速度之快、动作之灵敏，让我几乎没有反应过来。现在想来，他真是把自己当作年轻人了，全然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他对我说，图书是给朋友和同行最好的礼物。

往事历历在目。2012年10月9日下午，我致电陆学艺谈及书稿编辑中的一些问题，他突然打断我的话大声且兴奋地说：“今年粮食大丰收，你知道吗？仅仅一个黑龙江省就增产136亿斤，全国增产了300多亿斤，这个数字不得了哇。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东北熟，天下足》。”那时，他刚从东北调研回来不久。然后，他渐渐放低声音说，我每年都要算这个账！后来，文章发表了，标题是《把东北平原建成中国未来的大粮仓》。这个电话令我对他的“三农”情怀更加印象深刻。

从上世纪50年代读中学起，陆学艺就立志做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即使在从事哲学、社会学研究的同时，还是不断冲进“三农”领域。30多年来，他到过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同农业的多个部门打交道，发挥智囊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1979年9月中旬，陆学艺和两位同事到安徽调研后，顶着有悖中央文件的压力，写成了研究报告《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于当年11月3日刊发于《未定稿》增刊，虽然共印了200份，但其影响力是巨大的。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等同志看到了，万里后来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最早为包产到户做宣传的文章，是社科院同志写的。再如，陆学艺出于对粮食安全的忧虑，1986年4月写出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指出农业发展的十一大制约因素。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同志找中央领导同志座谈时，指出：“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此后，中央专门进行了讨论，责成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共同研究，提出今后10年增强农业后劲的建议。

进入新世纪，陆学艺敏锐地提出，我国农村必须要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改革。他认为，“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障碍。为此，他提出了根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三项重要举措：改革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改革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和实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些勇于担当的案例或观点，在这本新著中均有论述。

陆学艺先生一生都对“三农”问题一往情深。作为哲学学者，他愿意融贯哲学学说，用数据和模型去关注社会，愿意一直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乡村和田野，测量“三农”的温度，以此而感知天下、担当天下。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实践哲学家——既思考关于个体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哲学，也力行于个人人生实践的哲学。他勇敢地成为自己时代的“三农”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发现者，实践思路设计者和实践进程参与者，他为这些实践课题承担了社会和理论责任。这是何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