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观察社将费孝通“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表”在《世纪评论》的14篇文字集结成册以《乡土中国》为名出版。《乡土中国》出版不到半年即重印四次，销量高达一万余册。然而，随着社会学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以及1957年费孝通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被划为“右派”，《乡土中国》一度在大陆销声匿迹，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1979年，邓小平主张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需要赶快补课”的指示发表，费孝通受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委托领衔恢复重建社会学，《乡土中国》方有机会重新走进读者的视野。1985年，《乡土中国》经北京三联书店重新刊行，至今已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且销量颇为可观，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畅销、长销的学术著作之一。毫无疑问，《乡土中国》的学术影响已远远超出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而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共享的经典文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一

《乡土中国》篇幅较短，仅五万余字，写作风格生动活泼，晓畅浅白。然而，如果把《乡土中国》视为一本通俗易懂的平常读物或者将关注的目光仅仅停留在该书提出的一些概念和观点上，那么我们不仅严重低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而且绕过了进入费孝通精神世界的关键入口。一直主张写作不能“太满”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余下了太多的留白。这些留白给读者提供充分的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入费孝通精神世界的门槛。事实上，《乡土中国》不仅隐含着一名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改革的基本态度也寄寓着一名绅士的理想情怀。可以说，如何理解《乡土中国》将直接影响到对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和人生历程的理解。

 应当看到，《乡土中国》在费孝通的学术发展脉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所谓承上启下，不仅表现在作者的写作时序上也表现在作者思想发展的前后承继上。从写作的时序上，《乡土中国》介于《江村经济》和《乡土重建》之间，而这三部作品集中凝结了费孝通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江村经济》是费孝通蜚声国际学术界并被马林诺夫斯基盛赞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学著作。该书于193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在该书中，费孝通对乡村传统手工业在西方现代工业的冲击下趋于衰落并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过程和现象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第一部研究中国乡村的学术著作，也是第一部中国学者研究汉人乡村社会并产生世界影响的学术著作。《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无论从写作时间上还是文体上都极为相近。《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写于1946年并在《世纪评论》连载的学术随笔，而《乡土重建》则是费孝通写于1947年并在《大公报》上连载的系列散论。《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均于1948年由上海观察社编辑出版。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乡土中国》“想勾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而《乡土重建》则是“把这传统结构配入当前的处境里去看出我们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的症结”。在费孝通思想发展的脉络中，《乡土中国》既是建立在江村等乡村调查的经验基础之上，延伸、扩展和升华了《江村经济》中的一系列观点，也是对《乡土重建》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作一前提铺垫。在某种程度上，《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构成了费孝通早期思想的基本框架，而《乡土中国》对费孝通后期思想的影响更为突出。《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礼治秩序”等概念尤其是“差序格局”一直贯穿于费孝通后来的学术思想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等理论无不烙下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印记。由于《乡土中国》在费孝通学术发展脉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因此该书也就成了理解费孝通思想的关键文本。

《乡土中国》在费孝通学术发展脉络中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它的承上启下意义，也缘于作者在研究视角上的独特处理。《江村经济》是在现代性视角下思考中国乡村的问题，作者着眼于乡村传统手工业在西方现代工业冲击下所不可避免的命运以及这种命运带给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乡土重建》亦是从现代性视角出发理解中国乡村问题，作者看到了东西文明冲突、城乡互动过程中乡村社会不断遭到损蚀的结果；而在《乡土中国》中作者却着力描述了一个仿佛凝固的、静止的、封闭的、自足一体的、未受现代文明冲击的社会。如果在《江村经济》和《乡土重建》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来自西方现代文明冲击所导致的中国乡村衰败景象；那么《乡土中国》呈现给我们的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家园。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一切外来的因素都被屏蔽了、一切不美好的因素都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淡化了。费孝通的如此处理在他看来是基于方法论的考虑，意在将“乡土中国”建构为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可以认为，作为理想类型的“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东方与西方交汇、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时代变局中对传统社会所作的还原和带有某种浪漫色彩的想象。回到费孝通写作此书的时代，当时全国上下一片萧条衰败景象，绅士家庭出身且天性敏感的费孝通如何不会产生“满目山河空念远”的怀乡之感？在阅读《乡土中国》的过程中，读者或许能够隐约感受到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有如一条忧郁的河流漫漶于《乡土中国》的字里行间。我以为，《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下必然远去所作的一曲挽歌，从字里行间可以体察费孝通对于传统社会的一种追慕、留恋和一缕伤感。与其说费孝通留恋的乡土社会中的悠远缓慢的日常生活，毋宁说是出身绅士家庭的费孝通对于传统即将逝去的一种遗憾。这种心绪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浸透的浪漫怀乡极为相似，与中国作家鲁迅在《故乡》中流露出的因故乡远去而产生的怅惘之感亦为相近。

二

从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接受来看，乡土常常与乡村等同而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在费孝通的笔下，土是农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根基，乡则是农民世代相袭的居住空间，农民与乡土紧密相系、不可分割。乡土社会是一个极少流动、近乎静止、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人人相熟，彼此信任，守望相助，充满温情。在乡土社会中，农民不需要文字也不需要法律，纷争不仅极少而且不需要外界的力量进行调解。在这个变迁缓慢的熟人社会里，经验、传统、礼和老人具有权威性，从中我们既看不到国家的影响也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影子。由是观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显然不能等同于乡村社会，今天所讲的乡村更多的是在空间地理意义的范畴，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则是指未遭西方文明冲击的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在费孝通看来，乡土中国之所以存在，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乡村是封闭的、具有边界的自然地理空间，农民极少流动，生于是乡、长于是乡、终老于是乡。然而，随着晚清以来世界情势的变化，乡土中国被迫卷入东西文明冲突的洪流之中，中国“静的文明”开始遭遇西方“动的文明”的冲击和挑战。自足一体的乡村社会被包括西方工业、现代教育以及国家政权在内的外部力量所破坏。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乡村社会开始出现饥饿、贫困、纷争、秩序危机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费孝通看来是外部力量的强行进入破坏了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而导致的。费孝通对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中的副作用作出了精彩的论述：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费孝通的这一洞见含蓄地批判了当时颇为盛行的现代化论调以及试图“拯救”农民的乡村建设思想。费孝通之所以反对盲目的文字下乡、司法下乡，其理据在于一套制度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作支撑，否则带来的只能是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背的后果。

在理解“乡土中国”四个字的真正涵义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乡土中国》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予以再思。我以为，理解《乡土中国》的关键不仅在于如何理解“乡土”也在于如何理解差序格局这一核心概念。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实在是赠给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件礼物，通过它，我们找到了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或者一个工具。至今有关差序格局的阐述或应用可谓多矣。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形象概括，但费孝通的旨趣更在于通过它来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费孝通看来，“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一形象的比喻被费孝通概括为差序格局。在我看来，与其将差序格局视为社会结构的形象概括，毋宁将之譬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和中国人的心智结构。差序原则是中国人构建社会关系的原则，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的特性就是差序性。费孝通讲差序格局的目的更多地在于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如中国文化中不仅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博爱精神也不存在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公与私、群与己的界限是模糊的、没有西方那样分明。中国人的政治观是天下主义，在法治上讲亲亲相隐，在日常行动中重“关系”。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中，“利己”和“差序”原则占据核心地位并构成了中国人社会行动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差序格局的阐述，费孝通旨在说明中西文明存在根本差异且这种差异是由恒久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所决定。晚清以来一再挫败的现代化或西方化实践正是忽略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国文化。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学者将农民视为“愚、弱、穷、私”，将农民和农村建构为现代性的他者，是需要加以改造的对象，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忽略了农民的主体性而且忽略了乡村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历史文化。在费孝通看来，晏阳初等人的思想及其实践不仅不能够拯救农民反倒有可能遗害农民，以西方现代化逻辑为支撑的文字下乡、司法下乡因与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文明体系不相适应而产生种种问题。

费孝通所批判的忽视农民主体性和乡村历史性的现代化实践自晚清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已经和正在改变我们的乡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有的定居于城市，有的往返于城乡之间；越来越多的乡村趋于消亡，代之以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离土离乡的农民在村庄中的互动越来越少，不再熟悉到听到足音即可判断对方是谁的程度。毫无疑问，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当下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一体的乡土社会，农民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曾经满身的“土气”亦被现代文明涤荡得愈益稀薄。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现代性的叙事，认为现代性的来临意味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我们将会发现中国现代性的悖论。在中国现代性的扩展中，乡土社会急剧发生“变”的同时，也有坚如磐石一直“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农民的心智结构。无可否认，当前我国农民的行动逻辑依然是始于己、终于己，以己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的差序逻辑。在农民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差序原则依然在起着根本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中国是乡土中国的逻辑延伸。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决定了社会变迁注定不是一个彻底告别传统、辞旧迎新的过程，而是一个建立在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传统与现代相互角力和冲突的过程。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一直将传统、农民和乡村视为现代性的他者，视为需要抛弃或改造的对象。试图以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的结果是，改变的只是农民的一些生产生活方式而无法至少是难以轻易改变农民的心智结构，而这个心智结构一直在顽强地抵御和消解与之不相容的外界力量。在变与不变之间，我们能够看到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彼此吸纳又相互拒斥的复杂矛盾。

三

《乡土中国》与其说是表达了费孝通对传统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毋宁说是表达了费孝通对传统文化的“同情之理解”。费孝通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建立在儒家文化与传统社会的位育关系之上，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费孝通写作的时代背景正值“中国向何处去”面临着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费孝通对激进的现代化论调作了严肃的批评并间接地提出自己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思考，即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既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之上而不是另起炉灶以西方逻辑来主导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晚清以来一直致力于反传统、去传统化的中国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接续我们的传统。然而，费孝通的呼吁如空谷足音，很快淹没于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之于传统，费孝通没有像钱穆那样情感炽热地“一生为故国招魂”，在论及传统时，费孝通似乎有意淡化对传统的眷恋而更多地言及传统之于社会发展的功能。然而，费孝通在《鬼的消灭》一文中则鲜有地直露出对传统的眷恋。1943年初访美国的费孝通写下了一系列文章，美国的所见所闻引发了费孝通的乡愁。在《鬼的消灭》一文中，费孝通如是写道：传统成为具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神圣，成为可怕可爱的时候，它变成了鬼......我写到这里，我又衷心觉得中国文化骨子里是想当美的。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幸福的.......永恒不灭的启示袭上心来，宇宙展开了另一种格局。在这格局里我们的生命并不只是在时间里穿行，过一刻，丢一刻；过一站，失一站。生命在创造中改变了时间的绝对性：它把过去变成现在，不，是在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成为一串不灭的，层层推出的情景——三度一体，这就是鬼，这就是不但不怕，而且开始渴求的对象......流动，流动把人和人的联系冲淡了，鬼也消灭了。在费孝通的眼里，鬼是传统的隐喻，表征着历史和生命的绵延，在绵延之中，人的意义得以寄托，而在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里，鬼消失了，传统消亡了，人生从此无寄。如果说《鬼的消灭》反映出费孝通对传统的眷恋以及传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所流露出的悲哀，《乡土中国》则隐藏着费孝通的精神世界以及难以言说的衷曲。

“即使我承认传统社会曾经给予若干人生活的幸福或乐趣，我也决不愿意对这传统有丝毫的留恋。不论是好是坏，这传统的局面已经走了，去了。”抱持经世致用理念的费孝通并未沉溺于对传统的眷恋之中，而是以其一生的行走和书写表达着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忧思。被迫中断学术活动近30年的费孝通在晚年一直“行行重行行”，为现代化建设“出主意，想办法”，从实致知、志在富民而把自己的精神世界隐藏得更深。然而，费孝通终究是一名绅士。行将“谢幕”的费孝通最终又回到了传统的怀抱，提倡文化自觉，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不仅是费孝通重新接续了其早年的思想，更是在看到晚清以来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破坏所发出的沉痛呼吁。从乡土中国到文化自觉，费孝通的思想与现实一直存在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费孝通思想深处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是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且深受中学与西学双重影响的一名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巨变所怀有的复杂心结。也许，费孝通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批判者。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看不到疾言厉色，我们听不到痛呼急号，我们嗅不到学术争鸣中的火药味，我们甚至读不到他直接针砭时弊的文字。费孝通留给我们的似乎是行行重行行的身影，似乎是舒缓自然地夫子自道。然而，费孝通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执着甚至执拗地表达着对现代化的反思，这种反思从早年到终年一直未曾中断。费孝通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反现代的现代化者，其内心的归属和冀望似乎永远离不开那个早已远去的乡土中国。

本文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第47辑 ，发表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