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从事中国民族性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沙莲香于2012年出版了《中国民族性3：民族性三十年变迁》。与其之前的两本《中国民族性》相比，这本书的思路和风格都有很大变化，读来让人感慨良多。

近30年来，沙莲香承担并完成了多项以中国民族性为主的研究课题，她充分意识到“现场”对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除了进行理论研究之外，还多次身临现场，与研究对象互动。

《中国民族性》前两本讲民族性的静态结构，第三本讲变动，通过个案访谈和大事件分析，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变迁作了回顾、总结与反思，特别是从文化态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阐述了中国民族性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动性。作者在序言中写道：“写民族性变迁就是写集体行动者，写不同生活条件下的‘人相与’及其后果。”作者对民族性变迁的研究侧重在民族性“同一性”在量上的边际调整和重组过程，其中尤其关注“异类”突起对于民族性变迁的积极意义。作者偏重借用个案来体现自己的个人感受，写出“反思和批判”，认为“应该要有反过来看的意识”。

作者选取了不少实例来证明“异类”突起对于民族性变迁的积极意义。如她写道：小岗村变迁中的农民性格变迁启示我们，中国民族性变迁的复杂性同它的深刻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包含了对“异己”力量的抗衡、制动和对自身力量的维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民族性变迁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深刻性，或者说，这个变迁在更深刻从而更艰难的意义上是对源自“自身”的“异己”力量的制动和对“自身自由”的维护。

关于民族性变迁的写作，沙莲香从2005年启动之后曾有数年的迟疑。2008年，我国社会生活中涌现出久违的公共精神和人文关怀，此时，她明显地有了写作的力量。从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中，笔者读出了作者的悲情，比如她认为，我国到世界各地去建孔子学院，把民族品格和传统文化贬值了，把孔子也糟蹋了；也读出了她的期盼，如我国举办奥运会前后，一批批志愿者的出现，让她更看好“80后”这一代人。

作者十分关注、激赏并寄厚望于“80后”，认为这一代人“自始至终置身于宏大的、强烈的‘民族意志’和‘民族狂欢’之中”，“身上具有他们‘父辈’比较欠缺的‘坦率’、‘反叛’和对‘个人自由’的直白诉求”，并认为“民族性创生的力量主要在于志愿者这个极有行动力和召唤力的人群”。

这些深刻的认识、生动的描述或许是此项研究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本书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从民族学家的角度看，作者所谓的“民族性”，在绝大多数语境里指的还是“汉族”特性。尽管作者注意到了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注意到借用费孝通所说的“人的研究在中国”作为全书开篇的楔子，但还是未能深刻体会“多元一体”作为“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含义。借用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的话，这里所说的“民族性”其实还是受“独生中国”而非“共生中国”观念支配的，基本上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另外，以“中庸”作为关键词来呈现中国民族性、来解释某些社会文化现象，把它当成“儒”和“道”的共同标志，在笔者看来未必合适。尽管著名道家研究学者陈鼓应也认为，受到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的人文精神等的影响，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在常人眼里，《中庸》显然是儒家经典。若要把道家的思想也用“中庸”来加以概括，至少违背了人类学家应该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看问题的准则。我国边疆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经典和宗教“文明”，因而未必像内地汉族人这样“宗孔子”或“独尊儒术”；同样地，在多样民族心态背景下，儒学还因有孔子法先王、法圣贤的特质而对边疆民族语言、宗教持有“排他性”倾向。相比之下，强调“法自然”的道家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因而更能体现边疆内地统一于“大中华”的文化精神。

文章原载于：《中国民族报》2014年06月20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