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史或社会理论的写作一向是个棘手的难题，但科塞的《社会思想名家》通过把思想家的生活和学术熔铸一炉的方式，一定程度解决了这个问题，而瑕疵在于他对诸社会理论的内在联系和整体视野的处理难以令人称道。如同施特劳斯《政治思想史》成功挑战了萨拜因的《政治思想史》，柯林斯的《发现社会》似乎也成功地挑战了《社会思想名家》。

一本理论著作的成功首先在于它所确立的新的典范意义。柯林斯笔下的社会思想史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他找到了一条理论的主线，即“发现社会”。在社会学入门之初，大多数人会有一个幻觉，以为每一个老于世故、人情练达的“家伙”都是天然的社会学家。但是，柯林斯竭力戳破这个看似美丽的肥皂泡。他认为，我们不会因拥有身体而了解更多的生理学，同样，生活于社会世界的个体并不必然了解社会学。所以，孔德以来的社会理论家们，诸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米德，当且仅当他们为我们打造洞察“社会”的工具之时，他们才是社会学家。

这些社会思想名家何以能帮助我们发现真实的社会？回到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我们便可更轻易地理解柯林斯对社会理论所抱持的信心。柏拉图认为人其实生活在一个幻象的世界里，要想走出虚假的洞穴世界、认清真实，就需要借助哲学思考。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理论具备了哲学的功能。马克思的阶级社会理论撕开了资本主义国家和教会的意识形态面纱；弗洛伊德的“非理性”社会洞见则打破了功利主义者们打造的理性和高尚的现代社会人幻象；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则终结了19世纪理性个人主义的天真谎言。借助于这些思想者的器具，我们便明了了个体作为社会性动物的缘由。

正是在“发现社会”的线索下，柯林斯的社会学 “点将录”中才会出现圣西门、托克维尔、尼采、弗洛伊德、沃勒斯坦等捍卫“社会”的思想家，而没有福柯、鲍德里亚等以消解“社会”为目的的作者。不必因此感到奇怪，因为柯林斯走的是一条综合且稳健的思想史进路，这条进路拓展和夯实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及其理论来源，而绕过了镶嵌在表面的后现代浮华。

同时，需要注意柯林斯尽管给出了发现社会的线索，但并非要取代个体的观察，而是要培养个体如何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提问的能力。接近现实的不是已有的思想结论，而是个体经由“发现社会”的途径所锻造出的认知社会工具。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